腓尼基人善于航海与经商，在全盛期曾控制了西地中海的贸易。
我们在关注人类历史上文明诞生的瞬间时，往往会聚焦在政治、军事或文化上。
然而，许多文明崛起的根基，其实与自然资源息息相关。
例如一只微小的骨螺，就曾搅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贸易版图。
腓尼基文明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源于骨螺这种海洋软体动物的特殊用途——提取紫色染料。这种“提尔紫”不仅成为财富的象征，更催生了复杂的工艺流程和贸易网络。腓尼基人通过采集骨螺、提炼染料、发展航海术，在资源与技术的互动中崛起。
在这种过程中，人类第一次大规模感受到资源限制的力量，也开始探索如何突破这一限制：是扩大资源获取的地理范围，还是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腓尼基人的选择是前者。
腓尼基人的贸易网络。腓尼基人并没有用他们的战利品建造城市，而 是通过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贸易网络来获得对地中海地区及其资源的支配权。
*原始图片基于公共资料绘制而成。
01.
群体：合作与冲突
资源的开发不仅仅是经济行为，更是生存战略。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在面对资源竞争时都展现出类似的集体行为逻辑：要么联合，要么冲突。
在自然界，从蚁群到狼群，从鱼群到人类的原始狩猎团体，都表现出“群体合作”的优势。当资源紧张时，合作不仅能提高捕食成功率，也能提升防御能力。例如，海边的牡蛎床、珊瑚礁和人类的城墙聚落，都是自然与文化对“共同体”概念的回应。
但当合作不足以解决问题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在历史上，无数次战争和扩张，正是为了争夺土地、水源、矿产等有限资源。就像自然界的掠食者之间演化出“军备竞赛”，人类社会也不断通过技术和组织手段升级自己的竞争力——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从信息战到生物战，这种模式从未终止。
02.
军备竞赛
若要理解进化中的资源争夺逻辑，海螺与螃蟹之间的对抗堪称经典案例。
海螺为了逃避被掠食者吃掉，不断演化出更厚实、更具防御性的外壳，诸如凸起的肋纹、尖刺、紧闭的壳隙等。而与之相对的螃蟹，也进化出更为强劲的钳子、更精准的抓握方式与壳隙切割技巧。这是一场持续数百万年的进化对决，谁都无法彻底压制对方，却都在变得更强。
这种“你追我赶”的进化博弈，被称为“军备竞赛”。它不仅体现在物理结构的适应，也延伸到化学领域：许多植物和海洋无脊椎动物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进化出复杂的化学防御机制。例如，苦味、毒素、致幻物质等——这些成分后来被人类提炼、转化，演变成医药、毒品，甚至宗教和神话的催化剂。
讽刺的是，人类既是这种化学战争的利用者，也成了它的受害者。我们用植物制药治病，同时也深陷于成瘾、幻想与控制的深渊。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人类仍在其中浮沉。
03.
骨螺、航海和奴隶
互相合作的人类群体或文化之间的战争与冲突是资源开发的结果之一。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砍伐树木以建造船只和房屋，追逐猎物从而引发本土性的、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灭绝， 发现和开采稀有资源（以及获知遍布全球的其他资源），这些做法又导致了另一个结果：贸易。
贸易一直是文明早期的一个重要因素，往往通过达成合作协议而展开。来自新月沃地的黎凡特地区的腓尼基人是最著名的早期贸易者之一。腓尼基人并没有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成为伟大城市的帝国建造者，而是凭着他们对自然史的了解、开采资源的能力以及帆船舰队，建立了最早的商业贸易网络。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主导着地中海地区的贸易。
腓尼基人的起点并不高——他们最初只是通过自己掌握的自然史知识，在地中海东岸的岩石上收集骨螺（Murex）。骨螺是浅海捕食者，生活在全球各地的温带石岸上。它们捕食藤壶和贻贝，像钻头一样在猎物的碳酸钙保护壳或外壳上钻出精准的孔洞，通过间歇性地分泌一种温和的酸性物质来溶解猎物的外壳，随后用锯齿状的舌头在已经软化的壳上切割钻孔。一旦猎物的外壳被穿透，骨螺就会向其注入一种紫色的毒液囊，将软组织液化，再用长长的吻把这些软组织吸出来，就像人类用吸管喝奶昔一样。换言之，骨螺恰好符合我们对高度进化的捕食者的印象：拥有先进的武器，这些武器经过精心的打磨，能够突破无法穿透的防御。骨螺很容易收集，因为它们每年都会为了繁殖而迁徙到同一个地点，成百上千的骨螺在这里群聚产卵。
腓尼基人为了构建他们的贸易网络，学会了使用骨螺液囊中的紫色毒液生产一种深紫色的衣物染料，甚至 Phoenician这个名称都源于古希腊语单词 phíonios，意思是“紫色”。
六世纪拜占庭皇后狄奥多拉穿著紫色法衣的马赛克
这种染料非常稀有，因此格外受珍视，希腊、罗马和其他地方的精英阶层都视其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例如，恺撒就曾发布限制奢侈消费的法律，禁止元老院成员以外的人穿紫色镶边的长袍。于是，紫色成了权力的象征。在其他地方，穿紫色衣物也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且他们只能在一年中的特定几天里穿紫色衣物。为了制造这种紫色染料，腓尼基人需要先收集骨螺，将它们的壳打开，取出毒液囊，再将其晒干并研磨成细碎的粉末。制造1磅用于出口的干燥染料需要 25 万只骨螺，因此本地的骨螺很快便消耗殆尽。
除了在海滩上搜寻骨螺的育儿所，捕获这些骨螺的方式还包括设置类似捕虾笼的陷阱。生活在浅水区的骨螺往往只能活 6—7年，因此本地的骨螺很快濒临灭绝。随着每个资源丰富的骨螺定居点的资源被耗尽，腓尼基人只能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或沿着北非海岸继续搜寻。他们追寻着骨螺的痕迹，成为海洋资源的探索者。 海洋贸易需要坚固可靠的船只，因此他们选用了坚固的黎巴嫩雪松来造船。腓尼基人在过度消耗骨螺和雪松的过程中也掌握了导航和远洋航行技术，这使得他们能够到达更远的海域，并在与新的贸易伙伴接触的过程中开发新的资源。他们从北非海岸进口雪松和松木来替代黎巴嫩雪松（如今，黎巴嫩雪松仅存在于一小部分栖息地，还因为气候变化而濒临灭绝）。由于这样的成功交易， 他们开始用一支由数百艘商船组成的大型舰队维持一个涵盖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合作贸易网络的运行。与商船随行的还有战舰，能够保护他们的航线不受海盗的袭扰。
腓尼基人在非洲、西班牙、塞浦路斯和撒丁岛都建立了贸易基地。除了紫色染料，象牙、珍稀动物的毛皮甚至奴隶也沿着他们的贸易网络流通。为了运输货物，腓尼基商人们需要新的存储容器，这又导致了另一些技术的发展，如用来运输葡萄酒、橄榄 油和谷物的玻璃容器。玻璃可能是腓尼基人在将钾碱和沙子混合在一起焚烧时无意间制造出来的，他们将玻璃染成蓝色，从而创造出象征他们贸易实力的蓝色容器。贸易也改变了奴隶制：在以前，因为战争的缘故，奴隶成了人口快速增长的时代迅速增长的劳动力需求的副产物。腓尼基人似乎是最早的商业奴隶贩子，他们将从非洲部落战争中得到的战利品——奴隶——换成其他商品， 或将这些奴隶带到地中海地区售卖。他们还驱使奴隶为著名的双 层桨座战船提供动力，每艘船上要用到 120 名 奴隶。奴隶能够充当劳工、仆从和士兵。随着奴隶制发展至巅峰，罗马帝国需要近 50 万名奴隶才能正常运转。
如果说腓尼基人将奴隶制商业化了， 那么维京人就将奴隶制产业化了，他们在欧洲的海岸与河岸城镇大肆劫掠，夺取物资和人口，将这些人充作奴隶贩卖到全世界。中世纪早期的维京海盗在自己的庄稼成熟时会沿着河流劫掠东欧的城镇，这是他们夏 日的一项事业，但到后来，由于奴隶贸易能够带来更丰厚的利润，因此他们的经营重点也转移到了奴隶贸易上面。奴隶们被用于换取劳动力、木材和用来保存易腐食材的盐。维京人会偷袭俄罗斯南部那些易于进攻、防守薄弱的乡村地区，将“斯拉夫人”（“Slavs”，这个民族从种族到语言都与被当作奴役对象的过往有着词源学上的关联）卖到东欧或卖给波斯帝国的皇帝。尽管奴隶制在 18 世纪开始受到道德上的质疑，并于 19 世纪中叶在法律上走向了终结，但奴隶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的价值意味着他们时至今日仍是黑市交易中的一种商品。
人类文明的自然大历史
文明的发展并非线性演进，更像是自然系统中一种复杂的反馈循环。人类并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而是嵌套其中的一员，与动植物、微生物甚至无机物共同书写着地球的历史。
腓尼基人的技术与贸易可以放大资源价值，但也必须意识到其代价——海螺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往往是紧随其后的后果。
同样的，进化不止于物种之间，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制度、文化与科技。
在今天这个资源高度紧张、环境压力持续上升的时代，合作与竞争、创新与代价、掠夺与保护，这些永恒的主题，仍在塑造着我们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