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万号敦煌文献中，天文历法虽然只有60余件，却以其独特的形制、丰富的内涵为人瞩目。
一 敦煌历日产生的背景
历日行用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王朝权力所及的重要标志。唐德宗贞元二年（786）以前，敦煌地区使用的就一直是唐王朝的历日。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吐蕃军队最后攻占了敦煌，敦煌同中原王朝的联系被割断，象征王权的中原历日也无法颁行到那里了。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另有汉族六十甲子改编版）纪年，这既不符合汉人行之已久的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的习惯，也无法满足敦煌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敦煌地区开始出现当地自编的历日。60余年后，尽管张议潮举义成功，使敦煌重新回到了唐王朝的怀抱，但敦煌地区自编历日已成习惯，民间仍继续使用自编历日。其时，不独敦煌一地，剑南西川（今四川）也在自编历日。敦煌历日中有一件唐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图1），就是由成都流落到敦煌的私家修撰历日。相对于封建王朝颁行的历日来说，这些地方历日常常被称作“小历”。从现存敦煌历日来看，敦煌地区自编历日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之久。
二 敦煌历日的丰富内容
敦煌历日，广义上是指从敦煌石室发现的古代历日，既包括当地的，也包括来自中原王朝和外地的；狭义上则指敦煌地方自编的历日。在现存敦煌历日文献中，来自中原的历日为数寥寥，绝大部分是敦煌当地自编历日。
敦煌历日中，现在可以明确肯定只有四件不属于敦煌地方自编。一件即前面提到的“樊赏家”私印历日，虽属印本，却只残存三行文字。一件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和十二年（451）历日》。其内容至为简单，如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正月全部内容是：“正月大，一日壬戌收，九日立春正月节，廿五日，雨水。”其余各月间有社日、腊日、始耕（即籍田）的注记，仅此而已。其朔日干支同陈垣《廿史朔闰表》则完全一致。这件历日的特点之一是改天干“癸”字为“水”，如太平真君十二年（451）七月一月干支为“水未”，八月一日为“水丑”，大概是为避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珪”字而改的。尽管内容极为简略，这件历日却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年代最早的一件，而且，也是现知唯一的北魏历日实物。第三件是《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印本历日》，此历存二月廿日至年末（中有残缺），是来自唐王朝的历日。可以说，这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据严敦杰先生研究，此历用唐长庆宣明历术。历日内容分两部分，上部为历日，下部为各种迷信历注的推算方法。据原件末尾题识，此件历日估计是五代敦煌历法专家翟奉达的个人收藏品。第四件是《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虽仅存一小片，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本历日。
敦煌当地自编的历日，现知最早者为《唐元和三年（808）戊子岁具注历日》，是一个只存四月十二日至六月一日的断片，最晚者为《宋淳化四年（993）癸巳岁历日》，总计有四十余件。这四十余件历日中，原有明确纪年的共有九件，最早的是唐大和八年（834）历日（P.2765），最迟的是宋淳化四年（993）历日。其余多是断简残编。经过中外学者的艰苦努力，这些残历的年代已基本被考订了出来。
从形制上看，敦煌历日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繁本，一种是简本。书写格式也有两种，一为通栏，一为双栏。双栏书写的历日一般上为单月，下为双月。这里我们仅以P.3403《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并序》为例，介绍一下敦煌历日的内容，以便窥一斑而见全豹。
此历为安彦存撰，首尾完整，通栏书写，共354日。历日题名之后有一个长达31行的“序”。其中介绍了编制历日的重要意义，多是套话，然后介绍了本年几十种年神的方位；再次为“太岁将军同游日”，年、月九宫亦即“九宫飞位”；“三白诗”，“推七曜直日吉凶法”，各种宜吉日的选择和凶日的避忌，最末一行是全年各月的大小。除最末一行内容，几乎全带迷信说教。在历日序的中间顶端，画出了当年的年神方位图，与序言中的文字相辅相成。每月开头有当月的月九宫图、月大小、月建干支，其下为八种月神方位和太阳出入方位。历日部分由上而下分成八栏。最上一栏注“蜜”（星期日）；其次为日期、干支、六甲纳音和建除十二客，如正月一日是“一日庚午土定，岁首”，其中“土”为该日“庚午”的纳音，“定”是建除十二客。第三栏是弦、望、人日、祭风伯、祭雨师等注记。第四栏是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第五栏是极为繁杂的吉凶注，如正月一日注：“岁位、地囊、复，祭祀、加官、拜谒、裁衣吉。”地囊等迷信注记均有严格的排列规律，敦煌历日所以称作“具注历”也主要是因为有这些吉凶注。第六栏为昼夜时刻，使用的是中国古代的百刻纪时制度，随着节气变化昼夜时刻互有增减，春秋二分日昼夜各五十刻。第七栏是“人神”，第八栏是“日游”，这两栏内容均是不变的套数。总括看来，迷信和科学内容参半。
敦煌历日的朔日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历不尽一致，常有一到二日的差别；闰月也很少一致，比中原历或早或晚一、二月。这种差别何以产生，目前尚无法说明，因为迄今仍未获知敦煌地方历日编制的依据。尽管如此，纪日干支同中原历却十分一致，表明中国古来干支纪日法的连续性并未因地方自编历日而中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知来自基督教的星期制度最早引入我国历法是从敦煌历日开始的。一星期的各日在敦煌历日中依次称作蜜（星期日）、莫（星期一）、云汉（星期二）、嘀（星期三）、温没斯（星期四）、那颉（星期五）、鸡缓（星期六）。一般来说，敦煌历日要在正月一日注上星期几，如P.3403正月一日顶端注“那颉日受岁”，意即这天是星期五，以后只在星期日那天注一“蜜”字。个别历日只在当年正月初一注上星期几，以下不注，自然人们可以由此去推算，只是麻烦一些罢了。至于这些奇怪的名称究竟来自哪里，目前说法不一，但所注的星期日除偶有抄错外，也基本正确无误。
敦煌历日在我国历法史上地位十分重要。古代历日如何演进发展，以前因实物太少而难寻觅其发展轨迹，敦煌历日的问世，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出土秦汉简牍看，那时的历日内容都很简单，到北魏时仍极简略。吐鲁番出土的《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和《唐仪凤四年（679）具注历日》内容就比较丰富了，但大体也只是同敦煌发现的简本历日相仿佛。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繁本历日的内容大大丰富了起来，基本上奠定了宋至清代历日的格局。敦煌历日所存的繁、简两种形制，恰好反映了古历由简到繁的演进过程。
三 精美的古代星图
在敦煌文献中，有两幅精美的古代星图，一幅是S.3326《全天星图》，现藏英国图书馆；一幅是《紫微垣星图》，现藏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画在《唐人写地志》（076）残卷的背面。其中《全天星图》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1348颗），也是最古老的一幅星图。
《全天星图》从十二月开始画起，根据每月太阳位置的所在，把赤道带附近的星分成十二段，利用类似麦卡托（1512—1594）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最后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这比麦卡托发明此法早了七八百年。每月星图下面均有说明文字，其中太阳每月的位置所在，沿用的是《礼记·月令》中的说法，例如：“二月日会奎，昏于星中，旦牛中”，并非绘图时的实际观测。这幅星图的画法在天文学史上是一个进步。此前星图的画法，一种是以北极为中心，把全天的星投影在一个圆形平面上，汉代的“盖图”大概都是如此，现存苏州的宋代石刻天文图仍无改变。这样的画法缺点很大：越到南天的星，彼此在图上相距越远，而实际上是相距越近。另一种办法是用直角坐标投影，把全天的星绘在所谓“横图”上，此法出现于隋代。采取这种办法，赤道附近的星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但北极附近的星就差得太远，根本无法会合。为了克服这两种画法的缺点，只得把天球一分为二：把北极附近的星画在圆图上，把赤道附近的星画在横图上（图2）。《全天星图》就是我们现在所知按照这种办法画得最早的一幅。这种办法一直应用到现代，所不同的只是现在把南极附近的星再画在一张圆图上。
《全天星图》彩绘而成，其中甘德星用黑点，连以墨线，石申和巫咸星画成圆圈，连以橙红线。恒星的这种画法是继承了三国陈卓和南朝·宋·钱乐之的办法。图中十二次的起讫度数和《晋书·天文志》中所录陈卓的完全一样，说明文字则与唐《开元占经》卷64的《分野略例》大体相同。
我们称这幅星图为《全天星图》，是因为它囊括了当时北半球肉眼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恒星，当时看不到的南极及其附近恒星自然不在其中，这是它同现代《全天星图》的不同之处。
《全天星图》早就吸引了中外科技史家的注意力。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教授在对比了我国古代各种星图包括这件《全天星图》同欧洲各种星图之后说：“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图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甚至简直就没有。”至于星图的绘成年代，李约瑟定在公元940年前后，马世长则根据同卷《气象杂占》中的“臣淳风言”“民”字避讳缺末笔而不讳“旦”字，以及卷末电神的服饰特征等，认为应当抄绘于公元705—710年。
《紫微垣星图》也是彩图，画在两个同心圆上。在紫微垣靠近闾阖门处，标注“紫微宫”三字；垣的东西两侧分别标注“东番”和“西番”，意即“番卫”；内圆（即紫微垣）画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垣的前后面都没有缺口作为垣门。图中的星点也用红、黑两种不同颜色。此外，凡是不属于“紫微宫”的，虽离北极较近，例如造父和钩星，都略去不绘；反之，像传舍、八谷、玄戈、太阳守等，虽离北极较远，因属紫宫，仍予绘出。外圆直径26厘米，用以表示上规，即天极上北极出地的恒显圈。根据其中传舍、八谷和文昌等星推测，这幅星图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约为北纬35°左右，相当于西安、洛阳等地。
四 遨游苍穹的《玄象诗》
P.2512是一卷重要的天文星占著作，残存内容包括四部分：（一）星占的残余部分；（二）《二十八宿次位经》和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三）《玄象诗》；（四）日月旁气占，内容格外丰富。在《二十八宿次位经》之后有“自天皇以来至武德四年（621）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八岁”的记载，表明这一卷书是唐以前或唐初的著作。它的前两部分在辑佚和校勘方面十分重要。传世的《开元占经》由印度来华僧人瞿昙悉达编纂而成，该书卷66的最末一项内容为“太微星占四十六”，卷67的开端却是“三台占五十三”，两不衔接，中间缺了六个星官。所缺星官在P.2512的“石氏中官”里则完整无缺地保存着。
紧接三家星经之后的就是《玄象诗》（图3）。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夏夜星宿的妩媚、冬夜繁星的冷峻怀有浓厚的兴趣。可是要想记住天穹上各星官的位置和次序却非易事。于是古人创作了许多韵文和诗歌，借以介绍全天星官。唐以前的韵文作品中，大约以北魏张渊的《观象赋》为最早，时间约在公元438年；后来隋朝李播还作过《周天大象赋》。唐开元时王希明所作的《步天歌》，是后世流传最久的识星作品，这以前的恐怕也只有P.2512保存下来的《玄象诗》了。
《玄象诗》是配合它前面的三家星经作的，全篇五言为句，共264句。其特点是先从角宿起叙石氏星经，再从角宿起叙甘氏星经，再从角宿起叙巫咸星经，最后将三家合在一起总叙紫微垣。这样，人们只要以这篇诗作为指南，便可迅速将全天主要星官铭记在心。如其开端：
角、亢、氏三宿，行位东西直。库楼在角南，平星库楼北。南门楼下安，骑官氐南植。摄、角、梗、招摇，以次当杓直。
这浅显易懂的诗句，十分便于记诵。把这264句诗背熟，再去对照满天星斗，人们就可以在无限苍穹遨游了。
不过《玄象诗》也有缺点，它是按照三家星经编次而成的，故每回都要从角宿开始。要记住星官再去认星，便需顺次在天空转三圈，不甚方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有人便把《玄象诗》重新排列，尽量按照星官的次序一次对照，P.3589《玄象诗》残卷就是这样排列的。虽方便了许多，但仍不彻底，于是至唐代有《步天歌》出（见郑樵《通志·天文略》）。《步天歌》不再顾及三家星经的区分，而是按照三垣二十八宿的次序去编排，七言为句，配以星图，就更能满足人们记忆星官的需要了。这或许正是《步天歌》得以长久流传，而《玄象诗》未能传世的原因之所在。尽管如此，《玄象诗》毕竟反映了古人记忆星官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使我们得以明白古代这类作品的演进和发展过程。
本文节选自邓文宽《敦煌日月：出土天文历法文献探赜》，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