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美]大卫·达姆罗什
《驼峰间：旅行、探险与征服》，[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早期游记是观察、传言和虚构的结合
世界文学与人在世界中的旅游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伟大的故事和诗歌都是作家与异地的人们、异地的风俗、异地的历史和异地的故事相遇时产生的。反过来，旅行者也把他们自己的故事带到异地，或是由于在漫长旅途中寻求消遣，或是作为贸易买卖的对象。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1972）中妙笔生花，描述了这个过程。卡尔维诺的书基于本章所选的游记之一——《马可·波罗行纪》。马可·波罗是中世纪的一位威尼斯商人，广游亚细亚，在忽必烈汗的宫廷里当过官，回国后写出了这部著名游记。他也许夸大了他在帝国宫廷里的实际角色，声称是忽必烈汗的使节。卡尔维诺对波罗的历史游记进行了后现代主义的改造，让波罗访问了中国周围的城市，回到宫廷后向皇帝描述了一系列越来越离奇的城市，而皇帝所要了解的是一片硕大的、他本人无法全面看到的疆土。马可·波罗描写的首批城市是商业中心：
迎着西北风走上八十英里，你就会到达欧菲米亚，每年的冬夏至和春秋分，七个国家的商人都会聚集此地。载着生姜和棉花驶来的船只，扬帆而去时满载的是开心果和罂粟籽，刚卸下肉豆蔻和葡萄干的商队，又把一批批金色薄纱装入行囊，准备回程上路。（《看不见的城市》）
欧菲米亚（Euphemia）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讲得好听”，而在那里交换的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商品，是故事：
到欧菲米亚来绝非只为做买卖，也为了入夜后围着集市四周点起的篝火堆，坐在口袋或大桶上，或者躺在成沓的地毯上，聆听旁人所说的词语，诸如“狼”“妹妹”“隐蔽的宝藏”“战斗”“疥癣”“情人”等，篝火旁的每个人都要讲述一个关于狼、妹妹、隐蔽的宝藏、战斗、疥癣和情人的故事。当你离开欧菲米亚这个每年冬夏至和春秋分都有人来交换记忆的城市时，你知道在归程的漫漫旅途上，为了在骆驼峰间或平底帆船舱内的摇摇晃晃中保持清醒，你会再度翻出所有的记忆，那时你的狼会变成另一只狼，你的妹妹会成为另一个妹妹，你的战斗也变成了另一场战斗。（《看不见的城市》）
本书（指《驼峰间：旅行、探险与征服》）核心是前现代时期旅行与讲故事的交织，在现代全球化开始的一千年前，人们就开始进入遥远地区的冒险。本书把几部历史游记和几部虚构作品汇集在一起，如我们将看到的，“真实”和“虚构”这两个范畴将在这些作品中继续相互融合。这个时期最清醒的旅游者随意讲述最离奇的故事，并将其与对外国风俗的最入微的观察并置起来。反过来，像莎士比亚、吴承恩和伏尔泰这样的想象性作家也把去往远方的旅行作为探讨家乡现实问题的方式，通过与异乡风景构成对比来重新审视自己社会的风俗和关怀。
本书开篇是前现代时期三位最非凡的旅行家的游记：中国僧人玄奘（602—664）、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约1254—1324）和摩洛哥法学者伊本·白图泰（1304—1368）。《大唐西域记》特别注意他途经亚细亚和印度时访问的佛教社区。但是，除了提供不同国家佛教僧人的数量和佛像的大小外，他还描述了不同民族的穿着打扮和他们使用的各种硬币。然而，他把非常准确的个人观察与并不非常确定的细节结合起来。
《吾爱敦煌》（2023）剧照。
早期游记往往是密切观察、可疑的传言和完全虚构的结合，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的游记就属于这类。马可·波罗的叙述特别具有想象力，实际上是在一个叫比萨的鲁斯蒂谦的人的帮助下写成的，此人是一位虚构传奇的作家，似乎把自己的一些故事放进马可·波罗的游记里了。虽然该书今天以《马可·波罗行纪》著称，但最初用法文出版时却用的是《世界上的奇迹》这个标题。本书收录的各位旅行家都把他们听到的或摘自他们访问城市的“历史记录”的传奇故事编进他们的游记，于是，他们的书就成了小规模的世界文学选集，是你现在所读到这部选集的先驱。
在玄奘写出《大唐西域记》的几百年后，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甚至比那位勇敢的僧人走得更远，然而，如玄奘一样，他们走过的核心地带是“丝绸之路”，从中国到亚细亚到地中海。显然，这三位旅行家都去过乌兹别克斯坦古都撒马尔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世界遗产”，称其为“文化的交叉路口”。对于世界文学史来说，撒马尔罕也许是西方人最先了解到中国造纸术的地方。
佛教为玄奘的旅行提供了一个社区链，对摩洛哥法学者伊本·白图泰来说，他对伊斯兰法律的精通给了他进入穆斯林法庭的门票，从波斯到印度北部，到锡兰和马尔代夫群岛，他还做了几年法官。马可·波罗旅行的动机是纯商业性的，但在去往中国的途中他对散居的基督教社区非常感兴趣，并说忽必烈汗急于了解基督教。从这三部游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性旅游和世界文学一样，早就与世界宗教相得益彰。
游记开始成为诗歌和宗教旅行的基础
随着游记成为既定的文学体裁，它开始成为诗歌和宗教旅行的基础。这就是17世纪日本的大诗人松尾芭蕉写诗体日记的两大动机，他的《奥州小道》在本书前半部分的游记与后半部分纯粹虚构的游记之间搭起了桥梁。《奥州小道》变换地使用诗歌和散文文体，描写了朝向佛教顿悟的一次精神旅行，也深刻地思考了日本人和中国人去著名的“诗歌圣地”的朝圣传统。芭蕉的创作过程就是旅行的过程：
于须贺川驿站访等穷，留居四五日。主人首先问及“过白河关有何佳作？”答曰：“长途辛劳，身心疲惫，兼之耽迷景色，怀旧断肠，未能走笔成章，难成妙思。然过关竟无一句，实为憾事。乃吟一句以就教。”
越过白河关， 踏入奥州路， 僻地插秧歌， 风流第一步。
芭蕉的诗是他个人对大地景物的深切回应，但这个回应也是通过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传递的。正是他的友人的友好询问，才刺激诗人克服疲惫，把零散的思绪集结成诗，而这首诗反过来促成了他与同伴轮番合作的诗。在这个情节中如同在整个叙事中一样，芭蕉内心充满了“往事”，这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往事，而是他在庙宇碑林中遇到的数百年的历史，尤其是使他前往朝拜的著名圣地的数百年的诗歌史，正是唐代诗人使这些圣地名垂千古。对芭蕉来说，诗歌为昙花一现的世界提供了避难之所，旅行本身是尘世旅行者的家，他在《奥州小道》中开篇就说道：
日月乃百代之过客，周而复始之岁月亦为旅人也。浮舟生涯，牵马终老，积日羁旅，漂泊为家。古人多死于旅次，余亦不知何年何月，心如轻风飘荡之片云，诱发行旅之情思而不能自已。
与一千年前的玄奘几乎一样，芭蕉对他访问过的人和地方都给予密切观察和叙述，他的旅行便成了一种精神自律的模式。他的旅行对他获得彻悟非常重要，就如同旅行后写出的文本一样——不是玄奘从印度带回中国的梵语经文，而是芭蕉和同伴在沉思周围景色时写下的诗歌。
继芭蕉对亲身经历和诗歌创造的卓越结合之后，本卷转向纯虚构的旅行和自我发现的作品。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已经是介于游记与虚构作品之间的一个文本了，数百年来激励许多人写出了纯粹想象性的作品，最著名的就是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玄奘叙事中已经出现的奇异因素在吴承恩喧闹的冒险故事中得到了戏剧性的强化，掌握了法术的猴王孙悟空能在空中飞行，改变身体形状，用毛发制造千军万马；他施展超自然力保护三藏不受各种妖魔鬼怪的伤害。
《西游记》（2012）剧照。
使故事更具戏剧性的是，师徒几人不仅在异国他乡遇到妖魔鬼怪，而且在距离京城几天的旅程之内就遇到了。然而，尽管表面上欢快轻松，该小说的基本世界观却浸透着深刻的佛教思想，观音菩萨是整个故事的主宰，常常介入拯救三藏师徒。而且，故事中虽然有许多离奇因素和宗教的彼岸主题，但小说却是极端现实主义的，在许多方面是务实的。吴承恩详尽描写了尘世的烦恼和旅途的艰难，而玉皇大帝的天庭则成为对人间政治的严厉讽刺。玉皇大帝的臣子们无法制服不受管束的孙悟空，就好像吴承恩时代的皇帝难以控制强势的军阀。甚至在小说的高潮，当三藏终成正果，佛陀本人允许他把经文带回家乡时，他的请求几乎被拒绝，因为天上的官僚们都想从中获得好处。
旅行者到美洲探险和征服“新世界”的叙述
与吴承恩远隔万里、但在几十年之后，威廉·莎士比亚也给远处巫术魔幻之地的一次旅行赋予了政治内涵。《暴风雨》部分基于旅行者到美洲探险和征服“新世界”的叙述，莎士比亚讲述一位被流放的意大利公爵普洛斯佩罗，他会魔法，因此征服了以前由一位巫师统治的一座岛屿，并收她的儿子卡利班为奴，“卡利班（Caliban）”这个名字派生于“食人魔（Cannibal）”一词。该剧开始时，普洛斯佩罗发起一场暴风雨，令篡夺他位置的弟弟的船只遇难漂流到岛上，他弟弟正与那不勒斯国王阿隆索去往北非参加阿隆索女儿的婚礼。在岛上的精灵爱丽儿（他的法力不次于孙悟空）的帮助下，普洛斯佩罗夺回了领地，策划把女儿米兰达嫁给阿隆索的儿子腓迪南。
在这出传奇剧中，欧洲的殖民政治给该剧的喜剧情节赋予了严肃的政治格调。当米兰达第一次在遭遇灾难的人中见到漂亮的腓迪南和其他人——除了年迈的父亲和丑陋的卡利班外，这是她从小到大看到的第一批人时，她热烈地惊呼：“啊，新奇的世界，竟有这么出色的人物！”父亲却并非如此激动：“对于你这是新奇的。”他淡淡地说。
莎士比亚要比吴承恩世俗得多，但他也把到远方岛屿的航海旅行看作进行心理和道德启蒙的机会。摆脱了家里的日常生活，摆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臭名昭著的权力争斗，剧中人物能够获得一种彻悟的自我认识。普洛斯佩罗的弟弟为他阴谋篡位而后悔；普洛斯佩罗本人也承认他由于研究魔法而忽略了治理米兰城邦的政务，他决定烧掉那些魔法书，于未来好好管理城邦。腓迪南和米兰达这对恋人学会了如何去爱，一个人物在剧终时说：在一次航程中，克拉莉贝尔在突尼斯找到她的丈夫；她的兄弟腓迪南又在他迷失的岛上找到了一位妻子；普洛斯佩罗在一座荒岛上收回了他的公国；而我们大家呢，在迷失了本性之后，重新找到了各人自己。
《暴风雨》也许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完整的剧作，不久他就退出伦敦戏剧界，回到了家乡斯特拉福德，普洛斯佩罗在烧毁魔法书之前的告别词常常被认为是莎士比亚本人的告别词，总结了他作为剧作家的一生，也总结了整个诗歌传统，这是对殖民征服和掠夺的帝国叙事的一种文明的重写。
《暴风雨》（1979）剧照。
一个半世纪以后，启蒙运动哲学家伏尔泰也派天真的主人公老实人进行一次环球旅行，在极端不稳定的世界上寻找稳定。虽然伏尔泰没有刻意进行目击式的现实主义描写，但其快乐轻松的故事却把真实生活的事件（如1755年里斯本的毁灭性地震）与明晃晃的离奇场景结合起来，包括到神秘的亚马孙黄金国的旅行，那里宝石遍地，儿童拿宝石一起玩耍。
伏尔泰故事中的讽刺是直接针对基督教，针对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的虔诚理论的，后者认为上帝已经把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给了人类。欧洲为伏尔泰提供了许多机会去揭示自然恣意的暴力以及所有宗教自寻的虚伪。但是，伏尔泰不满足于仅仅用从德国到葡萄牙到君士坦丁堡的旅行来说明他的主题，还把老实人和居内贡派到南美。这一新的旅行使伏尔泰有机会揭露欧洲人对非白人的虐待，他笔下善良的食人族完全不同于莎士比亚笔下野蛮的卡利班，是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的异族人的典范。
老实人和居内贡在南美的旅行屡遭危险，唯一的例外是在黄金国的理性主义宫殿里受到的优待。但即使有那个魔幻般的乌托邦场所，伏尔泰也同样犀利地描写了殖民帝国主义的野蛮，如老实人到荷兰殖民地苏里南的旅行所示。他在那里了解到奴隶劳动的现状：“我们在糖厂里给磨子碾去一个手指，他们就砍掉我们的手；要是想逃，就割下一条腿：这两桩我都碰上了。我们付出了这代价，你们欧洲人才有糖吃。”
伏尔泰的杰作写于现代的端倪，恰到好处地为本卷世界文学经典画上了句号。
注：本文选自《驼峰间：旅行、探险与征服》，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美]大卫·达姆罗什
摘编/何也
编辑/王铭博
校对/杨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