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香港街头的肯德基店里，总能看到不少背着大包小包的游客。
这些人在深夜时分占着座位打盹，有的干脆把行李堆在地上当枕头。
这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本地人看不惯这些省钱省到快餐店的游客，说他们拉低了城市档次。
可这些游客也有自己的难处。
旅游旺季，香港的住宿价格飙升得厉害。
平日几百港币的经济型房间，轻易就标价过千，星级酒店更是数千元起步。
这对预算有限的学生、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或是从非一线城市来的中老年游客，确实是一道高坎。
他们中许多人，也许是看了网络攻略心动，或许是临时起意，没来得及预订到合理价位的住处。
精打细算是他们的常态，有限的旅费更想用在交通、体验或是购物上。
住宿，自然成了能省则省的项目。
这时候，有空调、有座位、有基本卫生间的24小时快餐店。
尽管无法安睡，却成了一个能暂时遮风避雨、缓解疲惫的权宜之地，预算压力下的无奈选项。
有意思的是，“穷游”本是全球常见的旅行方式。
欧美的背包客甚至被赋予浪漫、独立的色彩。
可相似的节俭行为换到部分内地游客身上，评价却急转直下，轻易就被贴上“没素质”、“影响市容”的标签。
这种双重标准不免让人嘀咕：旅行的价值，真要用消费力来衡量吗？省钱本身，什么时候成了过错？
视线从游客个体转向城市本身，或许能看到更深层的问题。
香港是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旅游业是重要支柱。
论年接待游客数量与本地居民人口的比例，香港远超新加坡、东京等城市，接待压力之大，不言而喻。
然而，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住宿设施的规划似乎长期偏重高端市场。
高星级酒店遍地开花，但真正面向预算有限人群的青年旅舍、经济型连锁酒店等选择，其占比却明显低于东京、首尔这些亚洲主要城市。
这种结构性的失衡，导致香港在应对旅游高峰期涌入的多元住宿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
即使是那些为数不多的青年旅舍或胶囊旅馆，节假日价格也水涨船高，一个多人间床位动辄数百港币，并未真正起到缓冲带的作用。
于是，快餐店变身“临时旅馆”的现象，与其说是游客的个人选择问题，不如看作是市场供需严重失调后的一种自发反应。
这暴露出的，是城市在基础设施规划和旅游发展策略上，未能充分满足不同消费层次游客需求的结构性短板。
相比一些城市在旺季开放公共设施应急，香港在这方面的弹性应对，似乎还不够灵活。
当快餐店的座位被疲惫的游客占据，本地居民深夜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却发现无处落座时，抱怨和不满的情绪是真实的。
日常生活秩序受到干扰，这是负面评论最直接的导火索。
可是，将这种具体的不便迅速升级为地域攻击和“乞衣袭港”之类的侮辱性标签。
这其中，可能掺杂着对“旅游民主化”趋势的不适应——当旅行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变得大众化时，一些人潜意识里或许还守着“旅游应有门槛”的旧观念。
进一步看，这类极端言论背后，可能也隐藏着香港在发展转型中，关于身份认同的某种焦虑。
作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独特窗口，香港既从内地游客潮中获益，心理层面又存在着微妙的距离感。
这种矛盾心态，有时会不自觉地投射到对不同消费能力游客的态度上，甚至演变成对“低消费”群体的排斥。
然而，一座真正自信且国际化的都市，其魅力恰恰在于对多元文化和多样人群的包容力。
简单粗暴地以消费力划界，不仅有失风度，也与开放精神相悖。
旅行本就是为了放松和开阔眼界，这份体验的价值，难道真能简单用钱包厚度来判断？
面对快餐店夜宿引发的争议，与其停留在相互指责，不如想想怎么弥合供需裂痕。
香港完全可以，也有必要构建更多元、更有弹性的住宿体系。
比如，借鉴日本经验，发展占地少、效率高的胶囊旅馆，提供价格适中的基础宿位（像每晚一百港币那种），既能满足需求，也能缓解公共空间压力。
旅游高峰期，政府也可考虑设立临时的官方休息站，或协调部分公共场馆在非开放时段提供有时限、合理收费的休憩服务，给暂时没找到住处的游客一个体面些的过渡选择。
探索规范、安全的共享住宿，鼓励居民分享闲置房间，盘活资源，也不失为一种思路。
硬件改善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培育社会对旅游多样性的理解与包容。
无论是豪掷千金的阔客，还是精打细算的背包族，都应是城市欢迎的客人。
旅行方式千万种，消费习惯各不同，不该因此被区别对待。
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只在于维港夜景或购物中心，更在于它能否让远道而来的人。
无论消费高低，都感受到基本的尊重与城市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