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接见斯诺
1960年，国际友人、美国记者斯诺受邀访问中国,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他。期间，斯诺向毛主席提出，能否请中共中央安排他和“王牧师”见一面？
毛主席有点茫然，因为斯诺口中的“王牧师”，毛主席其实并不知道是何许人也？但是，对于斯诺的要求，毛主席也不能置之不理，赶紧让党中央进行调查。不久，毛主席才弄清楚斯诺口中的“王牧师”就是董健吾,于是同意他们见面。可当时情况复杂，斯诺最终还是与董健吾失之交臂了。
毛主席和斯诺在延安
那么，这个董健吾为什么能让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斯诺对其念念不忘呢？答案就在了解“王牧师”的真实身份之后，毛主席的一番言行之中。
当年年底，毛主席、周总理要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到上海，以中央的名义安排董健吾工作。当时毛主席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周续吾，就是护送斯诺(去延安)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做过和尚(许世友)，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
01、红色牧师养成记
董健吾先生
董健吾，曾用名董选青，化名周继吾、王牧师，1891年出生在江苏青浦（现上海市）一个基督教世家，从小就在奶奶的影响下，信奉了基督教。
一种身份、一种信仰，有时候就是一条道路和一个方向，人大多数都会顺理成章地沿着它既定的轨迹很自然、很轻松地走下去。信奉基督教的董健吾，青年时期就读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一切皆是那么水到渠成。
在圣约翰大学里，董健吾与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人成为了同窗好友。这种同窗关系，成了他后来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活动的通行证。
每一种社会关系和精神信仰都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上，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和效果，因此，我们也应该学会去珍惜和经营好自己的身份符号、精神信仰和社会关系。
红色牧师
1926年10月，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这原本是一件和董健吾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恰恰成了董健吾人生的转向点。
因为冯玉祥也是一个基督教信徒，因此董健吾与浦化人便奉命前来给冯玉祥传教，得以为他出谋划策的机会。同时，因为同行的浦化人此时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潜移默化之下，董健吾的政治信仰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1928年，董健吾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革命生涯。
后来，冯玉祥息隐泰山，董健吾也就没有了必要性的意义和价值了，便回到上海，到一座教堂中任牧师职位。
与此同时，董健吾的同窗好友和革命领路人浦化人也回到了上海。浦化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也是利用神职人员的身份在上海宣传和开展革命工作。董健吾在浦化人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
文质彬彬的革命者
之后，董健吾利用牧师的公开身份创办了革命互济会，为营救革命同志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后来成立“自由大同盟”奠定了基础。也就是在这期间，董健吾被圈内的亲朋友好称为“红色牧师”。
不久，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革命活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巨大，所以，基督教和教堂方面也开始对董健吾的革命活动感到明确不满，并提出强烈反对。但董健吾并没有知难而退，他的“屡教不改”让基督教方面恼羞成怒，于是借口董健吾的恋爱生活违反了教规，革除了他的牧师职务。
董健吾的牧师职务虽然就此十分可惜地丢失了，但是，“红色牧师”的称呼却一直保留在他身上，这是政府和人民对其革命的一生，最诚恳、最真实的认可和赞扬。
02、双重身份再革命
绚丽的海报
失去了“牧师”身份的外衣掩盖，董健吾的革命工作暂时陷入了困境。董健吾也因被革除牧师一事耿耿于怀。党的保卫部门更为失去这样一个“上帝”赐予的依托和据点而遗憾。
党的保卫部门为了使董健吾更好地从事情报工作，出经费为他开了一家古玩商店。因为董健吾出身富商家庭，原本就对古玩颇有接触，经营古玩商店与其自身的条件比较吻合，能更好地掩人耳目。
董健吾虽然自幼就经常接触到书画等艺术品，但是为了让他这个“古玩商人”的身份更加像模像样，他不断地利用空余时间加强对古玩鉴赏修养的培养，以便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
董健吾说：“在30年代初，我奉领导之命，在上海霞飞路普安路口主持过一家‘松柏斋’古玩铺。由于工作需要，我虚心求拜一些古玩商朋友为师，自己也钻研一点鉴别知识，所以，边学习、边买卖，在营生中积累了一些识别古玩、书画赝品的经验。”
董建吾先生
另外，董建吾还利用自己懂英文的有利条件，把很多外国人吸引到古玩商店来洽商买卖，巧妙地掩护了党的这个情报据点。
同时，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上层的特殊关系，又通过拜时为地下党员（昔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为师，遂成为青帮大亨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客；他通过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经常出入宋公馆和孔公馆，自然，宋庆龄也成了他很好的朋友。
古玩商的身份虽然可以让董健吾继续从事革命情报工作，但终究没有“牧师”身份那么方便。所以，董健吾也一直期待有机会能够重新恢复牧师的身份。
此时，由于“中共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叛变了，潘汉年成了中央特科二科的负责人。他告诉董健吾不要心急，一定会寻机为他恢复牧师神职的。
冯玉祥将军
苦心人天不负，很快董健吾就迎来恢复牧师身份的转机。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宣布恢复被他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冯玉祥党籍，并请孔祥熙做调停人，请冯玉祥到南京来帮助他渡过难关。
冯玉祥遂结束了泰山读书的生活，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官要职。就在冯玉祥来上海的时候，潘汉年通过内线关系，请冯玉祥为董健吾“拉场子”，帮助董健吾恢复在基督教中的地位。
冯玉祥本就是出了名的基督将军，他还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他和董健吾既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还有曾经的主仆之情。再加上他也一直认为董健吾被开除牧师神职和自己兵败中原有直接关系——基督教方面为了讨好蒋介石而故意打压曾经为自己办事的董健吾，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冯玉祥将军便义不容辞地答应帮助董健吾恢复牧师神职了。
蒋介石
上海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当时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在一次隆重的宴会上，有意把董健吾安排在自己的身旁就座。这样一来，那些见风使舵的上海各界“名流”自然就明白冯玉祥和董健吾的关系非同一般了。
紧接着，冯玉祥将军乘着酒兴，再给董健吾助力一把，他向宴会上的人介绍董健吾：“他是我当年的专职牧师，给我宣讲了多年的教义。这次来上海，听说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革除了他的牧师。我知道上帝是最宽容的，而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也应该学着宽容兄弟姐妹们犯错误。他已经为自己的过错向上帝忏悔———并得到了上帝的宽容。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们该不该宽容他啊?”
冯玉祥的话说到这个份上，董健吾随即恢复在基督教中的地位就是可想而知的了。从此，他以古玩商店老板和牧师的双重身份，为党从事特殊的情报活动。
03、协助特科除叛徒
一直在坚持革命
某一天，董健吾正在古玩店的经理室喝着咖啡，看着报纸，突然，他被一条消息所吸引：昨天傍晚，一艘驶往南昌的客轮停泊在码头，然后就在游客登船的过程中，发生一起枪击案。两个便衣朝一个身着长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射中了两枪，然后匆匆离去……
董健吾正在思考这是不是中共特科的锄奸行动，这是门外传来了地下情报人员的敲门信号。董健吾知道是自己的同志到了，赶紧开门将其迎入。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共特科在上海的负责人潘汉年。两人进行简单的寒暄之后，便直奔革命主义，董健吾正好向潘汉年打听码头上的枪击案是不是自己人干的？
潘汉年
无独有偶，潘汉年也恰恰是因为这件事而来的。这件事确实是中共特科干的，那个中枪者是一个掌握了重要情报的叛徒，杀他就是为了防止党的机密外泄。可是，那个叛徒虽然中了两枪，却并没有毙命。
潘汉年随即向董健吾详细地介绍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为了配合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共中央委派了一批有前方战争经验的同志来上海发展壮大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但是有些同志革命意志不坚定，到了上海之后就投敌变节了。此次的这个叛徒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其叛变之前，曾担任我党的重要干部，掌握了我党很多机密的情报，必须要铲除。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也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个叛徒的重要性，于是决定派人护送他到江西南昌，让他直接向蒋介石透露他所掌握的机密情报。
潘汉年和汪精卫斗智斗勇
潘汉年一方面通过内线时刻关注和掌握着这个叛徒的行踪，另一面及时主动地向中央情报负责人陈云、康生等人汇报。经陈云、康生研究，为了确保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顺利进行，决定在上海处决这个叛徒。交由康生负责的三科执行。于是便上演了码头狙击叛徒的好戏。
谁知这个叛徒竟然没死，被租界巡捕房送到了仁济医院进行抢救治疗。事态严重、情况紧急，潘汉年立刻向党中央汇报了情况，党中央果断命令他，为了确保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下党的机密不被叛徒出卖，必须要在这个叛徒痊愈之前，将其击毙在医院里。
仁济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附设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平时，医疗秩序就很严格，尤其是住院区，是不允许随便出入的。更何况，目前已经打草惊蛇，国民党特务也派人24小时在病房门口将叛徒保护起来了。这让潘汉年等人感觉无从下手。
陈云与上海商务印刷局
潘汉年和他助手们认为：若想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处决叛徒的计划，必须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病房四周敌人布防的情况，而要完成这样一项特殊的侦察任务，又必须找到一位和教会有关系的情报人员，打着宗教的旗号，进入病房区巡视。这也就是潘汉年此次过来找董健吾的原因。
董健吾接到任务，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于是赶紧联系医院中一位和自己十分熟悉的牧师，通过闲聊的方式，逐渐摸清了这个叛徒的大致情况。他住在隔离病房，防范十分森严，非经特许，不准接近。
接着，他又以关心病人为名，和这位医院中的牧师视察了所有的病房。他还发现，在这个叛徒的病房门口还有两名武装巡捕监守。
董健吾把了解的这些情况向潘汉年作了详细的汇报。潘汉年认为光靠中共特科自己的力量，肯定是无法正常接近叛徒病房的，所以要求董健吾去寻求医院医务人员的帮助。
董健吾剧照
董健吾遵命再次拜访了这位有正义感的牧师，并在他的帮助下，说服了值班的护士，很快和潘汉年共同密商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
是夜，特科保卫人员化装成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护士和牧师的带领下，以查病房为由，大摇大摆地走到叛徒的病房门口，出其不意地制服了监守的武装巡捕，闯进病房，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这个叛徒的性命，然后越墙逃出医院，坐上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车，安全地撤离了。
这次锄奸行动，由于是在敌人武装监守的情况下完成的，因而无论是对公共租界的巡捕人员，还是对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的人员———尤其是那些叛变投敌的败类，都产生了强有力的震慑感。
04、充当信使访陕北
越走越偏的老蒋
蒋介石入主南京后，他认定共产党是“心腹之患”，日本军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国却是“皮肤之患”，因此舍本逐末地推行他那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诞国策。
但是，中华儿女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从来都是热血沸腾、毫不退缩的。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奋起反抗。尤其是日本在东北扶持建立了伪满洲国，致使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对汉奸更是绝不容忍。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可就在其开幕式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刺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案。这让蒋介石感到十分恐惧和忧虑，他内心里十分清楚这些刺客的直接目标其实是他蒋介石，只是他当时没有出席合影，才逃过一劫。
老蒋换个心思要抗日了
蒋介石开始意识到了，人民的意志不可违背。他觉得要接过抗日救亡的大旗，方能内外双赢，对外可以争取欧美诸国乃至于苏联的支持，对内可以赢得举国上下的拥护。于是，出于政治目的，蒋介石也想要抗日了。
而且，在蒋介石内心里还有一个阴暗的想法，他想接过抗日救亡的大旗，然后在抗日救国的运动中逐渐分化、削弱中国共产党和中共红军。
想好就办。蒋介石先是认真熟悉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名的《八一宣言》，并委派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英洛夫进行接触，后又亲自出马和鲍格英洛夫进行秘密会商。但苏联政府还是不愿意充任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中间人。
宋子文
蒋介石只能自己想办法，亲自和共产党建立秘密联系。他计划了很多种渠道，其中一条就是想通过他的郎舅宋子文来完成这一秘密使命。
宋子文是欧美诸国在华的代言人，因而是个坚定的反日派，自然愿意完成这一使命。但他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身边并没有和共产党有关系的亲信。不得已，他只好求助于一向和共产党关系极好的二姐宋庆龄。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甚至因此和国民党右派斗争了近十年。宋庆龄先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人士，所以她长期和中共中央及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保持了亲密战友的关系。这种局面也是她内心里喜闻乐见的。
宋庆龄先生
所以宋庆龄先生便向弟弟推荐了董健吾。董健吾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陕北苏区送信。为确保董健吾沿途的人身安全，行前，宋庆龄交董健吾一张委任状，委董健吾为“西北经济专员”，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名委任，以保障旅途通行无阻。
1936年1月，董健吾告别上海乘车西去，十分顺利地到达西安。并在张学良将军的帮助下顺利抵达了肤施（即延安），和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在苏区边境接上了头。
2月27日，董健吾安全到达瓦窑堡。林伯渠、张云逸、袁国平等在瓦窑堡门口迎接董健吾。翌日，董由林伯渠陪同将宋氏密信呈递博古，传递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意向。
毛主席
此时，中央红军已渡河东征，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都在前线石楼。几经密电往返磋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施之谈判”。
中共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老蒋被迫抗日
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也主动邀请过董健吾到石楼面议，讨论和国民党的联络问题。但是董健吾想到自己离开上海已近两月，为不引起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疑虑，希望快些回上海复命。
3月5日，在中共中央毛主席等人的同意下，董健吾带着上述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顺利完成了使命，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搭建了桥梁，功莫大焉！
05、西安事变立奇功
华北危险了
全面抗战前夕，华北局势十分危急，全国的爱国救亡热潮十分高涨，被骂作“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一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恰值此时，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学良将军希望国民党五次大会能开成救国抗日的誓师大会，从而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当中去。
但蒋介石却在“对外关系之报告”中强调对日关系“当为最大之忍耐”，并公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
会后，张学良仰天自语：“华北休矣！”
张学良
东北三省是在张学良的手中丢掉的，他唯有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才能洗刷“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此，他秘密去监狱中探望了东北政坛名士杜重远。
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受累入狱。他由前来探监的老朋友———地下共产党员胡愈之的口中获知《八一宣言》，以及蒋介石正在秘密谋求和共产党接触的消息。因此，他希望张学良在东北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走联合抗日道路，并指出有三个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
第二，陕西省的实力派杨虎诚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
第三，新疆的盛世才原是张学良的部属，他利用有利的地势，可以和苏联搞好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抗日力量。
杜重远
张学良信服杜重远的见解。他为了尽快地打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想了很多的渠道。其中之一是请求原部属李杜将军帮忙。
东北抗日失败之后，李杜和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将领退入苏联国境，遂和共产党发生了联系。不久以前，他辗转回到上海，依然和共产党保持着接触。他为了快些完成张学良的托付，请求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帮忙。
这时，董健吾已经接受宋庆龄的托付，去陕北苏区送信，他答应李杜将军等外出回到上海再帮忙。
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对国共谈判的条件和复信回到上海，当面交给了宋庆龄先生，并受到了宋庆龄先生的诚挚感谢。
李杜将军
也就是在这次相见中，董健吾说起在去年十二月，张学良曾秘密会见李杜将军，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他征询宋庆龄先生：可否从旁相助以及如何相助?
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说到如何相助一事，她想起史沫特莱和艾黎曾带来一位避难的“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她建议董健吾去史沫特莱家去和这位“周先生”谈一谈。
董健吾遵命来到史沫特莱家。他一见这位“周先生”惊得一怔，禁不住地说道：“怎么是你?”这位“周先生”淡然一笑，风趣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全是万能的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嘛!”
刘鼎
这位“周先生”的真名叫刘鼎，原在中央特科工作，先是陈赓的副手，后是潘汉年的搭档，自然和董健吾是老熟人了。
董健吾惊诧地问：“你不是早已撤往中央苏区了吗?”
原来，刘鼎撤往中央苏区途经闽浙赣苏区的时候，正值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经方志敏的劝留，并征得中央同意，他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政委。
方志敏先生
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不久失利被俘。刘鼎等人隐藏在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
1935年盛夏，因下山觅食被俘。先解往南昌行营军法处，后转送九江俘虏营。他寻机逃离九江，潜回上海。刘鼎通过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蔡厚叔，找到在华的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当时沫特莱听说刘鼎是来自江西的红军，遂把刘鼎带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并嘱咐道：“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刘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里。
董健吾剧照
董健吾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于商谈抗日的事说了，问刘鼎可否当此重任。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
董健吾说：“到了西安才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
刘鼎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表示要考虑两天再答复。但终究还是答应了。
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后，立即电告张学良：“寻找我们的朋友，已经找到了。”
李克农
这时，张学良则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同中共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立刻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
从此，刘鼎身份一变，成了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功勋。
06、英雄暮年尽唏嘘
潘杨事件对董健吾影响极大
董健吾就这样一直默默无闻地为革命事业而心甘情愿地付出着，直到解放后！
解放初期，董健吾一直以一种特殊的身份为党和国家默默地奋斗着。
但是，在1955年，董健吾受到潘汉年的影响和牵连，锒铛入狱了。最后，还是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才被“取保候审”。
直到前文所说的1960年，国际友人斯诺提出要见他一面，董健吾的命运才迎来一丝真正意义的转机。
斯诺的要求和提醒，让党中央和毛主席格外重视董健吾的革命经历。经过调查，毛主席才对号入座地知道董健吾就是曾经抚养他三个儿子的那个人。
被收留的毛岸英和毛岸青
1961年，毛主席基于对一个革命同志的认可和对一个恩人的感激，在陈赓去上海考察的时候，特意交代陈赓要慎重考虑组织对董健吾的工作安排问题。
陈赓会见董健吾后，把他的情况向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介绍。1962年6月，经柯庆施批示，董健吾被安排为参事室参事。
但是好景不长，在那场空前的浩劫中，董健吾再次被卷入漩涡之中。
董健吾终究是对革命有了谁也无法否定的贡献，所以，他还是凭借一个革命者坚强的意志撑了下去。
董健吾先生的夫人
1970年年初，董健吾因胃出血在上海东方红医院(即瑞金医院)开过刀。3月19日，他又因为胃出血再次住进第一人民医院。据说，当时由于血管僵化，注射器也无法插进他的血管。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选择让他“保守治疗”。董健吾的病情逐渐恶化。
1970年10月，“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再次访华，他在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期间，又想起了当年的老朋友董健吾，提出要会见他。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毛主席自然不忍心拒绝斯诺的请求。但是，当时的董健吾已经被保守治疗，遣送回家了，在毛主席的关心下，董健吾再次被送进东方红医院治疗。
遗憾的是，没等斯诺到上海，董健吾就去世了。这对革命好友终究还是再次缘铿一面。
董健吾先生
在弥留之间，董健吾坚定地说：“知我罪我，自有公论。”，1970年12月12日，一个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上并且作出卓越的历史性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就这样黯然谢世了！
但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9月，李维汉亲自证明董健吾的革命经历，使董获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董健吾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中央领导李维汉、上海市委有关部门领导韩仰山、张延平以及赵朴初先生都送了花圈表示哀悼和纪念。
一个无私的革命者终究找到了他生命最终的归宿。我们今天的幸福也必须要感谢那些矢志不移的革命烈士！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