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站在这样深入中国的理解和洞察基础上，丁韪良也从自己的角度反思了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他认为，当时西方国家真正正确的做法，是让清朝了解现代社会与国际规则。当然，清朝了解规则之后，也会利用规则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这是正当的，谁都会维护自己的利益。重点在于，清朝维护自己利益之后，就会认识到规则其实是有好处的。他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把《万国公法》翻译成中文，这令某些西方人十分恼火。当时法国驻华临时代办克世可士吉就发火说：“这个家伙是谁？竟然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但也有另外一些西方人支持。像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认为，这本书会有用的，可以让中国人了解西方国家。
丁韪良也坚持，西方国家应该用公义的方式跟清朝打交道。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和英法双方在1859年停战换约，但英国舰队北上护送公使换约时，在大沽口遭到清朝军队抵抗。英国恼羞成怒，再度开战。但大沽当时并不属于条约要求开放的港口，清朝军队阻挡英国舰队是合理合法的。丁韪良坚决批评英国的行为。他说，英国第一次是为了清政府销烟索要赔偿而开战，第二次是由于清政府处置自己的百姓而使英国蒙羞，第三次仅仅是凭借了一些遁词，最后一次则是英国由于坚持一项条约没有赋予的权利而开战。那么多所谓文明的军队却始终执迷不悟，清朝的政治家又会如何来反思英国人的道德水准呢？
丁韪良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做的是跟清朝的民众站在一起，跟主导清朝中国变革的力量站在一起，引导清朝政府走向改变，推动其中的开明派官员引进进步主义政策，改变这个国家的落后面貌，传播文明。他这里指的主导清朝变革的力量，在19世纪中叶其实有一个特指，那就是太平天国。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本人是个天主教徒，尽管他新创的教义比较奇葩，说耶稣是天兄，自己是耶稣的弟弟，这个在正统天主教徒肯定是无法接受的。而且像洪秀全妻妾成群，也是违反天主教一夫一妻制教义的。那丁韪良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他当然非常清楚洪秀全离经叛道之处。但他说，你不能光看他的行为有多么偏离基督教义，你得看到，在当时整体封闭落后、愚昧腐败的清朝，太平天国代表了一种上下一新的变革力量，而这种变革力量一定带有激进色彩，它注定是离经叛道的、不被已有主流观点认可的。丁韪良自己跟太平天国的逃兵打交道，他感受到他们的确有一种理想主义，相信天国政权最终会改变世界。因此，他主张西方国家应该扶助太平天国促进中国改变，而不是简单帮助清廷实施镇压。
当然，丁韪良的回忆录中还有很多部分，像他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进行归纳概括，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像他透过长城简要介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史，以及他评价了跟他接触过的一系列政治人物，包括恭亲王奕訢、海关总负责人赫德、户部尚书董恂等一干开明派人物，他都是怀着真诚和尊敬看到这些人身上闪光点的。他也评价了当时英法美日俄等国的对华政策，认为俄国怀有对清朝主权领土最强烈的野心，而美国有条件成为对清朝最公正最友好的国家，因为两国距离太远，美国不会对清朝本土有任何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