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RTS)的报道称,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西尼沙·马利表示,早前因突发不适中断访美行程回国的塞总统武契奇已经出院。

马利还说,虽然武契奇取消了未来几天的所有行程安排,但他还没有放弃5月9日到访俄罗斯,参加“胜利日”纪念活动的计划。

很有可能,生病只是一个借口,武契奇还没有想好,他在这盘大棋上,能否把东西平衡玩好。

中国人都知道武契奇,但对其知之不多。

我先要给这位政治人物下一个评价,那就是在东西方棋盘上走钢丝的政治人物。

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这位身高近两米、精力似乎无穷的塞尔维亚总统,正常的一天工作可能是这样的:

他的办公桌上,一边是通往布鲁塞尔的电话线,连接着加入欧盟的漫长谈判;另一边,则可能放着来自莫斯科或北京的合作文件,象征着“向东看”的战略选择。

“我每天工作,没有周六,没有周日,几乎没有假期,”

武契奇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这样宣称,语气中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炫耀的投入。

“为了塞尔维亚,我别无选择。”

这句口头禅,既是他个人政治形象的核心,也折射出这个国家和他本人所处的复杂困境。

武契奇,这位从激进民族主义者“华丽转身”为务实政治家的领导人,在过去十年间,几乎以一人之力塑造了当代塞尔维亚的政治图景。

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走钢丝者,小心翼翼地在西方(欧盟、美国)的价值观与经济诱惑,和东方(俄罗斯、中国)的传统友谊与现实利益之间,寻找着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他是民众眼中带来稳定和发展的“强人”,是反对派口中破坏民主、扼杀媒体的“独裁者”,也是国际舞台上一个难以捉摸、却又无法忽视的角色。

他的故事,就是当代塞尔维亚“冰与火之歌”的缩影——在历史的冰封与现实的火焰中,艰难前行。

从“大塞尔维亚”到“欧洲之路”

要理解今天的武契奇,必须回溯他的起点。

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的战火纷飞中,年轻的武契奇是塞尔维亚激进党(SRS)的骨干,是舍舍利这位极端民族主义领袖的得力干将。

那时,他的言论充满了“大塞尔维亚”的梦想,对西方充满敌意,甚至因煽动性言论而备受争议。

他曾担任米洛舍维奇时期的信息部长,那段经历至今仍是批评者攻击他压制新闻自由的“原罪”。

“是的,我犯过很多错误,”武契奇后来在反思那段岁月时,罕见地流露出一丝忏悔,尽管总会加上一句,“但谁没有犯过错呢?重要的是我从中学习,并且改变了。”


这场“改变”发生在2008年。他与时任激进党二号人物的尼科利奇一同脱党,组建了塞尔维亚前进党(SNS)。

这个新政党打出了截然不同的旗号:亲欧洲、促改革、发展经济。

这在当时被许多人视为机会主义的政治投机。

然而,前进党迅速崛起,并在2012年赢得大选,将长期执政的民主党拉下马。

武契奇先是担任副总理,实际掌控安全部门和反腐大权,随后出任总理,最终在2017年当选总统,并于2022年成功连任。

他的转型是彻底的吗?

反对者认为,这只是策略的转变,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从未消失,只是用“欧洲之路”的话语进行了包装。

支持者则辩称,这是成熟政治家的务实选择,是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必要调整。

“他认识到,只有融入欧洲,塞尔维亚才有未来,”

一位匿名的前进党官员私下表示,“但这不代表我们要忘记自己的历史和朋友。”

这种“不忘记朋友”的态度,构成了武契奇外交政策的核心——“四大支柱”:欧盟、俄罗斯、中国、美国。

其中,加入欧盟被设定为“战略目标”,但与其他支柱的关系,尤其是与俄、中的密切联系,常常让布鲁塞尔感到困惑甚至不满。

铁腕治国与“武契奇经济学”

上台后,武契奇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掌控力。

他利用反腐运动打击政治对手,巩固权力基础;通过频繁的提前选举,不断削弱反对派的力量,确保前进党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

媒体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台,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政府,对武契奇的报道充满了溢美之词,而批评性声音则被边缘化到少数独立媒体和网络平台。

“打开电视,你看到的几乎都是总统,”贝尔格莱德的一位媒体分析师米兰·安东尼耶维奇评论道,“新闻发布会冗长,充斥着他的独白。这不仅仅是信息传播,更是一种持续的政治宣传。”

对此,武契奇的回应往往是:“我出现在媒体上,是因为我在工作,在解决问题。难道要我躲起来吗?人民有权知道我在做什么。”


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不知疲倦、为国操劳的领导人形象,频繁出现在各种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或竣工仪式上,与外国投资者会面,亲自处理各种危机。

经济,是武契奇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他推行财政紧缩政策,稳定了宏观经济,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来自欧盟和中国的投资。

失业率有所下降,人均GDP有所增长。

中国投资的高速公路、桥梁、铁路(如匈塞铁路)以及工厂,成为塞尔维亚经济发展的显著标志。

“一带一路”倡议在这里找到了积极的响应者。

“看看这些新的公路,新的工厂,”一位贝尔格莱德的出租车司机德拉甘说,他自称是武契奇的支持者,“以前什么样?现在至少有变化,有希望。是他带来了这些。”

塞尔维亚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24上半年塞尔维亚GDP增长率为4.3%,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排名第二,第三季度虽然下降为3.1%,但仍位列前五。

特别是到今年第三季度末,塞尔维亚综合统计失业率已经下降到8%左右,创下该国失业率历史最低水平。塞财政部长马利表示,在2012年,塞尔维亚GDP还只有334亿欧元,而今年GDP预计将达到760亿欧元。这意味着塞尔维亚在12年的时间里GDP实现了翻番。

然而,“武契奇经济学”也并非没有争议。

批评者指出,经济增长的代价是劳工权利的牺牲、环境标准的降低以及对中国贷款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债务陷阱”。

腐败问题依然严重,裙带关系网被指渗透到各个领域。经济成果的分配也并不均衡,许多普通民众并未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反而承受着通货膨胀的压力。

“增长的数据是好看,但那是谁的增长?”反对派领袖之一马里尼卡·特皮奇曾尖锐地质问,“是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寡头的增长,还是普通教师、护士和工人的增长?”

你会发现,全球各种反对声音,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科索沃——无解的难题?

如果说经济是武契奇的“政绩牌”,那么科索沃问题就是他无法回避的“痛点”,是缠绕塞尔维亚政治近三十年的“戈尔迪之结”。

科索沃在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得到了美国和多数欧盟国家承认,但塞尔维亚、俄罗斯、中国等国始终不予承认。

武契奇深知,不解决科索沃问题,塞尔维亚的“欧洲之路”就无法走通。

他在欧盟的斡旋下,与科索沃领导人进行了多轮艰苦的“布鲁塞尔对话”。

他一方面在国内展现强硬姿态,坚称“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安抚民族主义情绪;

另一方面,他又在谈判中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寻求某种“痛苦但必要的妥协”。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妥协方案,”武契奇在一次面向全国的讲话中,语气沉重地说,“我知道这很困难,很痛苦。但我们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问题不存在。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塞尔维亚的未来,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冻结冲突。”


然而,这个“妥协方案”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模糊不清。

双方在建立“塞尔维亚族市镇联盟”、车牌问题、能源供应等具体事务上龃龉不断,关系时常紧张,甚至爆发小规模冲突。

武契奇常常指责科索沃方面缺乏诚意,受到西方国家的偏袒。而科索沃方面则指责贝尔格莱德试图破坏其主权和稳定。

2020年,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的撮合下,塞科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经济关系正常化协议,被视为一个短暂的突破。

但随着拜登政府上台,重点重回欧盟主导的对话框架。俄乌冲突爆发后,地缘政治压力陡增。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塞尔维亚的施压,要求其承认科索沃独立或至少不再阻挠其加入国际组织,并与西方一同制裁俄罗斯。

这对武契奇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承认科索沃,无异于政治自杀,会彻底激怒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动摇他的执政根基。

公开与俄罗斯决裂,则会失去一个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传统盟友和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科索沃入联的关键力量。

“他们(西方)要求我们做一切事情,”武契奇在一次情绪激动的记者会上抱怨道,“承认科索沃,制裁俄罗斯,好像我们是他们的附庸。但塞尔维亚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有自己的利益。”

科索沃问题,就像悬在武契奇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他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这个死结,影响着塞尔维亚的内外政策和民意走向。

东西方的“平衡木“

武契奇最为人称道的,或许也是最具争议的,就是他在东西方之间的“平衡术”。

对欧盟:既渴望又警惕

加入欧盟是塞尔维亚的官方战略目标。武契奇政府在法律法规对接、经济改革等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以满足入盟要求。

欧盟是塞尔维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经济上的依赖性显而易见。

武契奇也深谙此道,常常在与欧盟官员会晤时强调塞尔维亚的“欧洲身份”和改革决心。

“我们的未来在欧洲,”他不止一次地对布鲁塞尔的听众说,“我们正在努力进行艰难的改革,请对我们保持耐心和信心。”

然而,入盟谈判进展缓慢,除了科索沃问题,欧盟对塞尔维亚在民主、法治、媒体自由等方面的倒退也日益担忧。

欧盟的年度进展报告中,相关批评措辞愈发严厉。

俄乌冲突后,欧盟要求塞尔维亚在外交政策上与其“完全对齐”,尤其是对俄制裁问题,这让双方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武契奇对此感到沮丧和不满。“我们已经等待了太久,”他抱怨道,“我们做了很多,但似乎总是不够。他们不断提出新的条件。

”同时,他也巧妙地利用民众中存在的“疑欧”情绪和对西方压力的反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对俄罗斯:传统友谊与现实利益

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是塞尔维亚外交的另一块基石。

历史、宗教(东正教)、文化上的联系深厚,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提供的外交支持至关重要。

能源方面,塞尔维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俄乌冲突爆发后,塞尔维亚是少数几个拒绝加入对俄制裁的欧洲国家之一。

“俄罗斯是我们的传统朋友,”武契奇解释道,“我们经历过困难时期,他们支持过我们。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

同时,他也强调,塞尔维亚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谴责战争。

这种“中立”立场,在国内赢得了不少支持,但也让西方国家感到恼火。

武契奇承受着巨大的外交压力,他如同在玩一场高风险的扑克游戏,试图在不得罪任何一方的情况下,最大化塞尔维亚的利益。

对中国:务实的经济伙伴

中国在近十年成为塞尔维亚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伙伴。大量投资涌入基础设施、矿业、制造业等领域。中国公司修建的桥梁、公路,运营的钢厂、铜矿,成为塞尔维亚经济版图上的新亮点。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称颂“铁杆友谊”。

“与中国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武契奇在迎接中国投资者时总是笑容满面,“他们尊重我们,不像某些国家那样总是给我们上课。”

这种合作也并非没有杂音。环保组织抗议中国工厂造成的污染,工会抱怨劳工条件,一些分析人士则担忧对华经济依赖和潜在的债务风险。

欧盟也对中国在巴尔干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警惕。

武契奇的策略是:从欧盟获取政治合法性(入盟前景)和最大的经济蛋糕;从俄罗斯获取能源安全和外交支持(尤其在科索沃问题上);从中国获取快速见效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弥补西方投资的不足或迟缓。

这套组合拳,让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为塞尔维亚争取到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但这根平衡木,正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滑。

民意“温度计”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批评,武契奇在国内的支持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首先, 稳定压倒一切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战乱和动荡,以及2000年后民主转型期的混乱和经济凋敝,许多塞尔维亚人渴望稳定和秩序。

武契奇及其前进党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看似能够掌控局面的领导。对他个人能力的信任,以及对反对派软弱和分裂的不信任,使得许多选民倾向于“维持现状”。

其次, 经济获得感(部分) 。虽然经济问题依然存在,但相比于过去,一些民众确实感受到了基础设施改善、就业机会增加等变化。政府通过养老金、社会福利等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特定群体的支持。

第三, 强大的宣传机器 。如前所述,亲政府媒体的广泛覆盖和正面宣传,有效地塑造了武契奇勤政爱民、维护国家利益的形象,同时也压制了负面信息和批评声音。

第四, 民族主义情绪的利用 。在科索沃问题、与西方关系等议题上,武契奇善于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将自己定位为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以此凝聚支持。他对外部压力的强硬回应,往往能激起民众的“同仇敌忾”。

然而,高支持率的背后,是 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

支持者视他为“救世主”,反对者则视他为“独裁者”。贝尔格莱德等大城市,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群体中,对他的不满和批评声音更为强烈。

近年来,塞尔维亚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如“五百万人之一”(1 of 5 Million)运动,以及近期因两起大规模枪击案引发的、要求政府官员下台和改善社会环境的“塞尔维亚反对暴力”抗议浪潮。

武契奇政府通常对抗议活动采取漠视或指责其背后有“外国势力”操纵的策略。虽然抗议活动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他的权力,但持续的社会不满,如同地下的岩浆,积蓄着能量,对他的长期统治构成了潜在威胁。

民意的“温度计”显示,虽然表面温度尚可,但内部压力正在升高。

“强人”的黄昏还是新起点?

站在2024年的门槛回望,武契奇领导下的塞尔维亚,既取得了可见的进展,也积累了深层的问题。

他以其强硬的手腕和灵活的身段,在国内外复杂的环境中为塞尔维亚“杀出一条血路”,维持了政局的相对稳定,推动了经济的有限发展。

他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了塞尔维亚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


然而,这条路的代价是什么?在东西方之间走钢丝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科索沃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的“定时炸弹”。

俄乌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局,使得他赖以生存的“平衡战略”空间日益狭窄。

“他就像一个技艺高超的杂耍演员,同时抛接着好几个球,”一位西方外交官匿名评论道,“但球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场地也越来越滑。能坚持多久,谁也不知道。”

武契奇本人,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他时而展现出坚不可摧的自信,时而又流露出疲惫和焦虑。他曾多次暗示可能不会寻求下一个总统任期,但又总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继续扮演那个“塞尔维亚离不开”的角色。

未来的塞尔维亚,是会继续沿着武契奇设定的轨道前行,在“强人”的阴影下寻求稳定与发展?还是会迎来一场更彻底的西化?

抑或在东西方力量的拉扯下,迷失方向?

武契奇的故事,远未到终章。

他仍然是那个站在多瑙河畔,眺望着布鲁塞尔的灯火,同时又不忘回头看看莫斯科和北京的复杂身影。

ad1 webp
ad2 webp
ad1 webp
ad2 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