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三列经过特殊改装的列车停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轨道上，车顶覆盖着伪装网，车厢连接处加装了防弹钢板。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带着技术人员第三次检查专列，确认没有暗藏爆炸装置。因为这是毛主席首次出访苏联，保卫工作容不得丝毫差错。
然而，根据相关部门在前一个月截获的一份密电显示，台湾保密局已掌握毛主席访苏行程。得知此事的毛主席立刻找来了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并特意叮嘱他：等我一离开北京，你就要给我把一个人秘密抓起来。
于是，李克农立即召集北京、天津两地的侦查骨干，在公安部西花厅连续召开七天案情分析会。技术部门发现，所有电报结尾都带有"0409"的识别码，这个神秘代号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侦查员在天津黑龙江路银行调取汇款记录时，发现1949年11月有两笔异常资金流动：一笔5万港币从香港汇至北京新侨贸易公司，另一笔2.5万港币由同一地址转至沈宅。
调查员曹纯之带队蹲守沈宅，发现户主沈德乾的妻子在争吵中提及"计爱琳"的名字。经查，计爱琳是北京新桥贸易公司的股东，但实际操控汇款的是其弟计兆祥。
因此，位于南池子磁器库南岔道的计兆祥住所，成为侦查重点。侦查员伪装成供电局工作人员入户检查，发现电表转速异常，这个不足60平米的院落，每月耗电量居然是邻居的三倍。
尤其是在夜间监视时，凌晨一点到三点间总会亮起微弱红光，技术组用定向接收器捕捉到规律性电磁波，确认这是电台发报特征。
不过，李克农没有立即收网，而是从资金流向入手深挖。计兆祥的汇款记录显示，大部分资金通过东交民巷的汇丰银行流转。
侦查员在银行档案中发现，1949年5月有一笔3000美元汇款来自台湾基隆港。顺着这条线索，查到国民党保密局在北平的联络人计采南，正是计兆祥的姐姐。
1949年12月7日，计采南在家中举办圣诞聚会。侦查员发现一个陌生男子频繁与外籍人士接触，经比对确认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代号"0409"的计兆祥。
此时专案组掌握的证据链已基本完整：计兆祥自1949年1月起，在磁器库南岔道7号架设电台，与台湾保持每日两次联络，先后发送215份情报。
然而，正当侦查进入收尾阶段，中央军委传来紧急通报：台湾保密局制定了代号"东北技术纵队"的刺杀计划。该组织由170名受训特务组成，计划在毛主席专列途经哈尔滨时实施爆破。
李克农决定将计就计，派侦查员伪装成台湾特派员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1950年2月17日，两名空投特务在哈尔滨山林降落时被抓获，随身携带的名单揭露了潜伏在东北的特务网络。
1950年2月26日清晨，北京磁器库南巷7号院内，计兆祥像往常一样调试电台，突然被破门而入的公安干警控制。
在沙发夹层里搜出美式左轮手枪，顶弹匣里还压着三发子弹；顶棚夹层中查获发报天线，地板下藏着三本密码本。技术部门连夜破译其通讯记录，确认这个潜伏三年的特务曾三次改变发报位置，甚至用炒菜声掩盖电报按键音。
案件收网当天，李克农向毛主席专列发出现场通报。当列车于3月4日平安驶入北京站时，杨奇清立即向主席报告："0409已被控制。"这场持续三个月的暗战，揭开了新中国反间谍斗争的序幕。
后来，杨奇清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次行动证明，隐蔽战线的较量往往比正面战场更考验智慧。"
在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审讯记录中，计兆祥交代了更多细节：他使用的美制RCA发报机购自香港，电台天线伪装成晾衣绳；每月15号会收到从香港转来的加密指令，用《唐诗三百首》作为密码本。
更令人震惊的是，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轰炸南苑机场的情报，正是通过这个电台传递。
然而，这场斗争还暴露出铁路系统的安全隐患。专案组在调查中发现，部分车站工作人员被敌特渗透，沈阳某车站甚至有特务担任扳道工。
周恩来为此批示："所有铁路职工必须经过政治审查，沿线哨卡增加三倍兵力。"这些措施为后续的外事活动奠定了安全基础。
在苏联期间，毛主席与斯大林就中苏条约展开谈判。李克农则在北京继续肃清敌特残余，至1950年6月，共抓获涉案人员117名，缴获电台13部、枪支49支。
其中从计兆祥家中搜出的未寄出信件显示，敌特原计划在毛主席专列经过长春时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作为袭击信号。
参考资料：
《李克农：中央调查部首任部长，统领全国情报工作，毛主席表扬“干得不错”》——党史博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