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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1日开始，先由罗斯福通知蒋介石，财政部不赞成向中国贷款10亿美元。10亿美元贷款是宋美龄和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外达成的共识。
根据蒋介石记录，他和宋美龄11月26日闲聊时首次提到向美国请求借款和经济援助的可能性，夫妇随即决定先由宋美龄出面试探罗斯福的意向，然后再决定是否提出正式要求。仅仅是这个做法就显示当时蒋介石夫妇心中并无把握，因此想尽量以不露痕迹的方式去探路。
次日早晨(27日)，蒋夫人单独到罗斯福住处进行会商。根据美国说法，罗斯福只不过向蒋夫人表示愿意考虑10亿美元贷款的可行性，并愿意指示财政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而已，并未作出任何承诺。但是根据中国方面记载，宋美龄会后兴高采烈赶回住所，告诉蒋介石：罗斯福已经同意给中国贷款的“大纲”（意指基本原则)，并且会尽快处理细节。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蒋介石本人会在当天下午3时赶忙和妻子再度赶到罗斯福住处亲自致谢。
到了1943年12月5日，宋美龄又再度致函感谢罗斯福答应借款和把案件提交给财政部办理。显然，蒋氏夫妇的理解是罗斯福已经作出承诺，而财政部的工作只是处理细节而已。这个理解和中国以往向美国贷款的经验完全符合。那就是一旦总统表态，财政部就很快可以把事情办好。
关于罗斯福承诺贷款一事，不幸的是，当时在现场的两个人罗斯福和宋美龄，似乎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这使得蒋介石日记中寥寥的几句话变成最重要的线索。
一种可能性是罗斯福的确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只是泛泛地答应把中方请求转交财政部去研究而已。这个说法的含义是宋美龄听错了话，甚至是自作多情。另一种可能性是罗斯福的确作过具体承诺，只是事后反悔。合理的判断比较趋向后者。
在此次事件中，真正关键性的是时间。12月19日之前他需要向中国示好，以争取中国同意缅甸战争延期。因此他还愿意承认自己的确作出过贷款的承诺。而在12月20日之后他需要向中国示威，以压迫中国参加缅北战斗，因此必须否认作过任何承诺。
无论上述事件真相如何，到了1944年1月初，美国进一步表示中国政府既然没有用完1942年借款的半数，又未曾有效地抑止通货膨胀，甚至还坚持把美元和法币的官方兑换率维持在1比20上（而这个兑换率远远低于黑市价格)，因此没有理由再向美国要求10亿美元的新借款。
而当时关于中国官员贪污和滥用美援的故事也已成了舆论抨击对象，特别是关于孔宋两个家族贪污的传言不断，引起美国人民异常不满，也成为拒绝贷款给中国的理由。
诚然，在一个复杂的同盟关系中，财经问题从来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金钱关系而已，而必然具有深远的政治含义。
1942年美国给中国第一笔借款，数目极小，目的在警告日本，因此政治外交的含义远远高于帮助中国对日本的战斗。国务卿特别顾问、前远东司司长项贝克就一直相信，美国给予中国借款和信贷，其性质就是给中国不时打一个强心针，让中国人民知道美国对他们的信心，并希望他们可以借此增加对自己的信心，帮助领袖巩固政府的地位，巩固币制和提高士气，然后间接改善中国战区的经济、政治和心理的状态。
项贝克因此告诉艾奇逊，美国应该关注的是借款的政治意义，而不是它的经济意义。但是财政部反对借款的理由主要是基于经济考虑。军部对此本应置身事外，因为这不是军部的专业领域，但是也极力反对借款。理由是想趁机警告中国，若不顺从美国此时的战略布局，就必须承担痛苦后果。事实上，军部这种高姿态的介入反而盖过了财政部的立场。
蒋介石也立即看出罗斯福是在施展美国的威力，惩罚他不接受史迪威和蒙巴顿的缅甸战争新方案。因此他决定展开还击。
1月14日，蒋介石向美国政府发出通知指出，既然美国不预备向中国提供借款，那么中国要求美国支付它驻华人员和设施的一切费用，理由是这些费用已经造成中国财政上的巨大困难。事实上这些费用数字庞大，对中国财政造成重大负担，也让一般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受到相当影响。
因为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市场上，品质最好的消费品都优先供应美国军人。蒋介石把话说得很清楚，万一美国政府不愿接受此项安排，那么中国仍然预备担负这些费用。但是万一中国无法承担时，美国人便只好听其自然了。换句话说，中国提出两种方法解决其经济困境：一是美国向中国提供借款，另一是美国支付自己在中国的一切费用，但是计算方式以官定的兑换率为准。
不难理解的是，美国政府也想使手中美金的价值增加到最大限度，因此它希望能够用黑市价格兑换法币。然而中国政府指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策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正是操纵黑市、颠覆法币。美国既然是盟邦，如果要求以黑市价格兑换法币，则其破坏中国经济的杀伤力实与敌人无异。
中国政府更进一步指出，美国人也应该担负法币贬值的部分责任，原因是美国人在中国，向来以不正常的高价搜购中国市场最上品的货物供其生活所需。如果他们还要法币再度贬值，实在有违盟邦情义。应该顺便提出的是，中国政府响应美国的语气完全由蒋介石亲自定调，而蒋介石在致罗斯福的电文中，则有意采取强硬语气，并嘱咐孔祥熙以同样语气回应蒙巴顿的信件。
就这样，中美双边关系的恶化愈演愈烈。有趣的是，蒋介石的响应在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引起不同反响。财政部和军部的某些官员把蒋介石的言行视为是有意威胁美国，但是国务院的某些官员则把它们看成只是一种姿态，只是中美关系中的偶发事件而已。
事实上国务卿特别顾问、前远东司司长项贝克更进一步认为，蒋介石的确有一股怨气需要发泄，因为他感到中国没有被同盟国当作一个真正的盟友对待。因此他认为，纵使中国的态度有可议之处，美国政府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中美两国关系。项贝克一方面了解事态的严重性，但同时也认为解决方法其实并不复杂。
那就是美国一方面应该申明有意愿履行所有以前作过的承诺，另一方面表示愿意和蒋介石共同探索一切能够避免中美关系破裂的方案。
就罗斯福而言，当他面对自己政府内部的分歧时，就会召集跨部会会议来协调它们之间的不同意见，并且向他提出一个集体性的建议。
这个会议在1月19日举行，参加者包括财政部、军部和国务院代表。会议一开始，财政部和军部代表就表示强烈反对国务院所拟的文件，因为这个文件主张，美国应该考虑向中国提供借款和派遣代表团赴华（后者其实在罗斯福1月5日致蒋介石的电文中已经提过)。有意思的是，财政部只是提出财政专业性的理由拒绝向中国借款，但是军部反对借款的立场更为坚定。
国务院的代表并不认为财政部和军部代表的说词有说服力，但是面对这两个联邦政府大部的强烈反对，孤掌难鸣，最后只好让步。换言之，美国政府最后决定放弃国务院语气缓和的文稿，而改采军部和财政部提出的文稿，断然拒绝蒋介石借款要求。
项贝克对这个结局大感忧虑，因此立即再次向国务卿提出警告，借款一事牵涉的范围，大大超过军部和财政部目前所关心者，因为它们不但会影响美国想赢得战争的政治和经济策略，而且会影响到美国和中国在战后的长期关系。依照项贝克的观点，美国如果只是为了意见不同或是态度这类枝节问题，而冒险和中国决裂，则不智已极。
国务院最后向美国总统提出说帖，主张美国不应该拒绝和蒋介石进行谈判，更不应该冒着把中国和美国的作战分割开来的危险，而应该就借款问题和蒋介石继续进行磋商才对。
但是罗斯福最终还是接纳了军部和财政部共同拟定的电文，并于1月20日发给重庆。中美关系日后的发展证明项贝克的警告富于先见之明。蒋介石把美国的回电看成是它毁弃自己的诺言，而且还故意甩了中国一个耳光。这使得1944年整年蒋介石对美国的反感愈来愈深。假如当时借款问题能够处理得圆滑些，可能情形就会大不一样。其实中国过去的记录已经一再显示，中国不会真正把借款用完，美国也不需要实实在在拿出10亿美元。
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同意向中国贷款，则蒋介石的态度肯定会趋于缓和。无论如何，拒绝借款造成了裂痕，很快使双方关闭了互让之门，包括稍后对指挥权转移的谈判。
在两国因借款问题而引爆的冲突中，罗斯福继续就缅甸战争向蒋介石施压。1月15日（1944年)罗斯福致蒋介石电，为缅甸战争的必要性提出有趣的新逻辑。他重申应尽早打通经缅甸北部通往中国的通道，但也承认正在进展中的局部缅甸战争，其实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解决方案”，其言下之意似乎是承认全面战争才是一个完善的战争计划。
更有趣的是，他还企图以乐观而兴奋的口吻去形容英美（包括中国远征军）军队在缅甸北部获得的进展，沿着列多一线作战的部队正向敌人进攻，因此他主张同盟国（中国远征军）应集中力量继续推进，使公路修建计划得以早日实现。
但是罗斯福马上又给蒋介石一个警告，假如中国拒绝将中国远征军投入蒙巴顿作战计划的话，那么美国预备减少对中国的物资援助，并减少在印度为中国所储存的物资。
从蒋介石的观点来看，罗斯福的逻辑根本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蒋介石和罗斯福两人都知道，中国已经再三通知美国政府，如果英国不履行在缅南作战承诺的话，那么中国最多愿意提供的兵力就只是兰伽的驻印军部队而已。
换言之，蒙巴顿从来就不应该把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列入他的作战计划之内，除非他自己的政府履行原来承诺。
蒋介石的立场既简单又清楚：东南亚战区和中国战区是两个性质和等级大不相同的战区。前者隶属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管辖之下，而后者是独立自主战区，从来不受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的节制。因此不论是东南亚战区的司令官或是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在没有得到中国战区明确授权之前，都没有权力把中国战区的部队放进它们的作战计划中去。
史迪威所以能够指挥中国军队，并不因为他是东南亚战区副总司令，而是因为他是中国战区的联军参谋长。如果只是前者，他根本无权对中国军队说三道四，更不必说拥有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了。
为什么美国人在1944年春季，在历尽中国人和英国人一再给了他们那么多烦恼之后，还会对缅甸战争表现得如此锲而不舍呢？虽然史迪威个人求战的动机有关联，但是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史迪威个人的动机和美国军方的态度是不谋而合，相辅相成？亦或是互相矛盾？
而这个改变所以产生，与其说是美国想帮助中国的企图心突然变得旺盛了，还不如说是因为它想大幅降低日本在太平洋岛屿上的防御能力。虽然这个想法早在1943年春天就已经出现端倪，但是美国的军事计划者一直要等到同年夏季才真正了解，缅甸战争对于当前美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它对于中国长远利益的重要性。
事实上，到了1943年8月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认为缅甸战争对美国的利益是如此重要，以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威胁英国说，假如英国拒绝参加缅甸战争，那么美国准备延迟欧洲的反攻计划。
然而即使在1943年下半年，美国依然保持耐心，指望英国最终能够遵守对（全面性）缅甸战争所作的承诺。然而当这个指望被德黑兰会议打破之后，美国的耐心也被消磨殆尽。在此之前，美国只是努力改变英国的态度，设法促成中英两国军队在缅甸的携手作战。
但是在德黑兰会议之后，美国的态度突然改变，不管英国是否参战或是以何种方式参战，美国下定决心一定要使战争在缅甸展开。在这个新局势下，中国态度不免变成美国最大的头痛问题。这个情况能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史迪威可以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还全力主张进行全面性的缅甸战争，甚至游说美国政府出兵参加作战，而到了12月15日就出尔反尔，转而强迫蒋介石接受一个大打折扣的局部战争，甚至还对蒋介石作出恐吓。
唯一能够解释美国最高领袖（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所以在短短期间作出如此前后矛盾举动的原因，就是缅甸战争牵涉所及，不再是中国利益而是美国利益。换言之，缅甸战争此时对美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它对中国的重要性，因此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开打。而中国战略价值的降低与美国对缅甸战争的决定，两者之间并无决定性关系。在这层意义上，美国军方的考虑肯定超越史迪威个人的动机，但是两者却可以不谋而合。
但是在中国人眼目中，德黑兰会议后的发展显示英美共同图谋，不顾中国的意愿，硬逼中国陷入一个局部性的缅甸战争陷阱中，去为美国人作嫁衣。同盟国自1942年7月开始，对缅甸战争经过长时期精心筹划和耐心的外交谈判，目的就是让战争能够在一切条件都成熟以后才发动。
让中国政府最意想不到的是，在1944年初它突然面临一个既成事实，原来一个局部性的缅甸战争，已经在史迪威和蒙巴顿的主导之下，在缅北地区悄悄开打了。换言之，前此的一切筹划和谈判都等于是白费力气。用不着说，中国政府对这个结局自然大为愤怒。
以上这一连串发展，不需太多时间就把同盟国在开罗会议时营造出来的友好气氛摧毁殆尽。中美关系急速转变成赤裸裸的权力较量，双方拳来脚往，互不相让。美国政府想把中国在云南的军队拉进缅北战场的急迫表现，只能加深蒋介石的猜疑，并使他相信中国最好的对策是保障自身主权的独立，拒绝参加不合理的军事冒险行动，即使得罪美国也在所不惜。
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使中国不需乞求外国施舍。虽然蒋介石依然坚称中国将继续抗日，但是在私底下，他也确实担心中国或许真有崩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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