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胡晓明：盛唐时代的浪漫高华

在中国文学经典中，唐诗享有很高的、广泛的当代认同。它不仅创造了一种语言的艺术，还撑开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浪漫高华。

唐诗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唐诗发现了无限。”这里讲的“无限”，不仅是一个物理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的空间；不仅简单指某个人，更指向整整一个时代的壮阔气象。

盛唐气象的核心，是少年心，是具有生命朝气的青春心灵。宋代有宋代的美好，明清有明清的精彩，如果说“少年心”，在我看来恐怕是盛唐时代的华夏心灵。我将其称之为“十字打开的精神空间”，横向与竖向打开，一横左右是苍生与家国，一竖上下是国史与宇宙。

少年心所系念的是天下的苍生。盛唐时代的读书人，苍生与家国是连通一体的，历史与宇宙是上下贯通的。譬如李白，心接千载，读圣贤书，做豪杰事，又上通宇宙，“风烟望五津”，歌咏宇宙的辽阔。“你心中的一团锦绣，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是浪漫高华的青春抒放。

这是一种特别的诗美学。经过先秦的《诗经》《楚辞》种子孕育，魏晋南北朝的青涩生长，一直到唐代，中国特有的兴象诗学真正成熟了。

殷璠《河岳英灵集》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意为大地山河的精灵。“神来、气来、情来”是殷璠评价李白的，“兴象”则是他对整个盛唐诗歌的一个评价。

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另一个很重要的盛唐诗美学，即“兴象风神”。他是真正奠定唐诗美学核心概念的人。

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还提出一个概念，叫“格高调美”。后来，“格高调美”就成了对盛唐诗歌专有的评价。格，诗歌的精神内涵；调，诗歌的音节唱叹。襟怀洒然，高举远蹈，又一唱三叹。

再具体一点，兴象诗学的内在结构有两个部分，我将其称之为“相间”与“交错”。两两相对的要素，既相区分，又相联系。区分，叫作“相间”；连接，就叫“交错”。

比方说“兴”，主要是讲人的心灵感发；“象”，主要是讲大自然的物象。两个东西，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当它们区分时，叫“相间”；交织在一起，就是“交错”。意境也有两项内容：一个是“情”，一个是“景”；一个是“意”，一个是“味”。“格高调美”也是，“格”偏向于内涵，“调”侧重于形式。

律诗是盛唐诗中颇为成熟的一种诗体，包含七律和五律。它的底层逻辑是平仄、对偶，即声音与意义各自的“相间”与“交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为什么不能是“石头流”呢？因为“上”与“间”同为方位词，这是词性的交错；而“上”是仄声，“间”是平声，这是声音的区分。“月”与“泉”是天上地下的区分，“明”与“清”又是天地间美质的交错。律诗就是“相间”与“交错”不断流转融合的艺术。

怀素的书法，形就是讲书法的结体、点画，神就是流转在其中的韵律、元气。好的书法，一个是“相间”，形与神各自有成立的理由，彼此对照，彼此区分，互为对象而存在；另一个就是“交错”，相互对照而存在的两元，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发生一种错综交互的关系，融合在一起。

更加追根溯源一点，什么叫“文”？《说文解字》解为：“错画为文。”中国文化中的“文”，核心意义就是“相间”与“交错”，既区分，又连接。

唐代的“兴象”是真正的诗性精神，不是沟通人神，而是沟通人心与人心，是大地人心之间的沟通以及大地万物之间的交错。诗歌就成为连接山河万物的一个精灵。

电影《长安三万里》剧照

浪漫高华，还源于“精神空间的伸展”。

《河岳英灵集》讲“神来、气来、情来”，准确表达了李白生命直上直下的元气，充沛的想象力，强烈的抒情姿态。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完全可以用这三个“来”加以概括。这是盛唐诗人的一种标志性特征，精神空间一种向上撑开的美。

陈子昂的《修竹篇序》，用“气骨”和“刚健”来描绘盛唐的诗歌美；《文镜秘府论》讲到“飞动体”，也是精神空间的伸展。杜甫的“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这两句诗里包含着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既相区分，又相交错。写生命的自尊自爱，却透过反衬来写：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一个是沉醉，一个是觉醒；一个是灵妙的鬼神，一个是寂然的沟壑；一个是高歌，一个是饥饿。相当不一样的两件事，却又神奇地连接在一起，一个因为另一个而尊贵、而骄傲。

如果没有个人生命意识的张扬，没有生命向上的撑开，那就没有“高歌”，也没有“鬼神”。这个精神空间在盛唐那个时代打开，给人一种期望，给人一种遥想。

在唐代诗人中，高适做官做得很高。他有两句诗极有名：“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恐怕只有盛唐诗人才写得出来，表达了一种对未来、对人生命运能够去把控、去上升的一个精神空间。

岑参是最具代表性的边塞诗人之一。唐朝在安西设立都护府，经营河西走廊。诗人说：“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一路向西，有诗与绵延不尽的新精神空间的展开。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画面感充满着磅礴的生命力、向上的生命力。“大漠孤烟”也好，“长河落日”也好，其实都是一种生命的意象，是诗人内在生命力的一个形象外化。又如“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犹如流动着、飘飞着，在山岭、山河之间的一个精灵。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也有两项元素：一个就是“水穷处”（断仄的空间），一个是“云起时”（飞扬的时间）。诗意可以这样翻译：只有行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才会有云起云飞的生命。这是一个流转起落如航拍的意象与画面，时间转化为空间。表面上看，它写的是一个人在山水间行走或者静观，实际上是典型唐人的精神图式。

仅就王维的诗歌而言，我们可以用“有”与“无”来概括。“有”“无”之间其实是不固定、不确定的。恰恰在这种不确定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紧张的一种松动、生命的一种展开。“有”与“无”也指向动与静、生与死，可以相互地交错、相互地强化，形成一种生命的张力。唐诗的这类意象，有变化流转的时间和空间，有对生命真实的还原与承受。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诗歌史》前言，引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解释：这里，不仅诗行之间，而且在每一诗行当中动与静、生与死都彼此照应。在空间（就是“水穷处”的“处”）和时间（就是“坐看云起时”的“时”）当中，人积极的运动，变成沉思的观察。反之，渐渐的逝去（穷）的自然（水）聚集到时间的一个新的起点。于是，人积极地走过死亡的“阴”的空间，变成生命的“阳”的时间。在其中割舍了外表，而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了一种内省的生命力。洞见到“一种内省的生命力，在精神上显示出活跃的生命力”，就能够进入王维诗歌所表达的盛唐精神图式。

再看大家更熟悉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今古茫茫，宇宙无限，“吊影孤危，百感交集”。钱锺书说，只有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才会有一种使命、一种担当，才会有一种生命的省视回顾，由此产生一种庄严、充实。这个时候，诗人就会有一种英雄感、一种身份的认同。

李白《月下独酌·其一》里最后的一句“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为什么叫“无情游”？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意气风发。“相期邈云汉”就是我们在遥远的天边、在宇宙的深处来会面。这可视为盛唐人特有的感觉，我称之为：一个叫“体无”，一个叫“伤孤”。

德国哲人康德说，人看这个世界的“看”，从来没有无概念的经验世界。也就是说，任何人在看世界的时候，头脑中一定预设了一个概念的框架。用康德术语说，就叫先天图式。时间、空间，就是先天的概念框架。运用这些东西，你才能够理解，才能够看这个世界。

不仅是诗，整个盛唐皆有浪漫高华之美。这可从四个维度看，每一个维度皆表明盛唐时代文化精神的张力与充实。

第一个是文质彬彬，南北文化的融合。

经历了400多年的天下纷争，社会民生的黑暗、道德生命的分断、政治生命的漂泊、士人生命的向下坠落，让“杏花烟雨江南”和“胡马秋风冀北”终于有了整合的自觉。

从气质上说，南方偏“文”，北方偏“质”，“文质彬彬”是时代的理想。到了盛唐，它得到了“合其两长”的新结晶，包括盛唐诗歌、书法、建筑。李白在《古风》中提到的“文质相炳焕”，表明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自觉。就此，中国人的精神意态，真正摆在了长江南北这样一个广袤的大空间里。

第二个是国家与个人之间一种发展的平衡。

“倾全力经营西北”，是初盛唐时代的意识形态。陈寅恪先生分析，唐代倾全国之财力经营西北，代表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从唐中宗时代开始，科举考试制度建立起来了。当时，这个制度能够激发广大读书人的创造活力。它用一种高的教育、高的文明去召唤年轻的生命、年轻的心灵向着文明的方向去发展。

“文”和“野”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分疏。用钱穆先生的话说，中国文化历史贯穿着一个强大的生命力，那就是士人、读书人地位的提高。无论是百家争鸣，还是崇尚经术，抑或看重清议，背后都是读书人地位的提高。权力向读书人开放，读书和文教成为一种文明的力量，从此在历史上制度化了。

“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尚贤、纳谏。唐太宗说：“朕虽不及古，然以百姓心为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文化价值。白居易的《策论》说“致贞观之理者，由斯一言而始矣”，就奠定了唐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础。

第三个是开放进取的文化活力。

盛唐时代，比汉代还要开放，跟300多个国家、地区有来往。因为有开放，国家才更有活力。

当时的长安城朱雀大街宽达150—155米，迎来送往各地使节。当时，长安与西方的许多城市都有联系。

唐代长安有很多寺庙，还有道观、女观、胡天寺等。其他城市，像泉州、扬州、广州、成都，也广建寺庙。

第四个是传统与创新。

这里必须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悠久积淀，厚积而薄发。诗歌代表着一个民族精神的飞扬的生命。

从建安时代起，诗歌就开始受到重视，形成了重要的诗人群体，以曹丕《典论·论文》中“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标志。

另一个标志性著作就是范晔的《后汉书》专列《文苑传》，标志着文人的活动与君王、武人和贵族一样规格了，意味着诗人可以参与历史。

到武则天时代，“以诗赋取士”的制度成为一个新的标志，改变了原先通经致用的方式。这一时代，只要写上一首好诗就可以博取功名，正所谓“十年人咏好诗章，今日成名出举场”。

最后，我想用唐代诗人王湾的诗句来概括盛唐诗人心灵的样式，那就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里，一共有三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