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暖气片发出细微的嗡鸣。一个穿着灰布棉衣的中年男人突然站起身，颤抖着双手撕开衣角——一枚温润如玉的田黄石印章滚落掌心，三枚印玺以纯金链相连，印钮九龙盘绕栩栩如生。
这是乾隆皇帝贴身八十年的“田黄三联玺”，陪葬清单上的头号珍宝，此刻却出现在新中国监狱。
曾经的“宣统皇帝”溥仪，为何要在抗美援朝战火纷飞之际，交出这件象征皇权的传世之宝？
紫禁城里的“影子皇帝”
1908年，三岁的溥仪在太和殿登基，龙椅旁的摄政王载沣用双臂将他箍在宝座上。登基大典的礼炮声中，小皇帝尿湿了龙袍——这似乎成了他帝王生涯的隐喻：从未真正掌握过权力。
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颁布时，六岁的溥仪正在养心殿把玩英国公使送的火车模型。太监们跪在殿外哭嚎“大清亡了”，他却兴奋地拉着弟弟溥杰问：“火车头能开到宫门口吗？”在溥仪的认知里，“皇帝”不过是每天要穿繁琐朝服、接受群臣叩拜的差事。直到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他才在神武门前第一次看清宫墙外的世界。
流亡路上的“玉玺情结”
被迫迁居天津张园的溥仪，开始疯狂收集历代帝王印玺。据《我的前半生》记载，他每月花费上千银元购买古玩，尤其痴迷乾隆御宝。这种偏执背后，藏着深层的心理补偿：当现实中的皇权崩塌，唯有这些冰冷玉石能让他触摸到“天子”的实感。
1932年潜往东北就任伪满“执政”时，溥仪的行李箱里装着三件珍宝：乾隆田黄三联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摹本、雍正御用珐琅怀表。在长春伪皇宫，他每天都要把田黄玺摆在案头，仿佛这件乾隆贴身之物能给他带来某种正统性加持。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曾讥讽：“陛下抱着石头能复国？”溥仪默然不语——他何尝不知自己只是傀儡，但传国玉玺已是他与帝王身份最后的纽带。
囚徒生涯的生死顿悟
1945年8月，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押解途中，他悄悄将田黄三联玺缝进棉衣夹层。在伯力收容所，这件珍宝成了他的“护身符”：每当夜深人静，便摩挲玉玺回忆紫禁城的晨钟暮鼓。苏联军官发现这个秘密后，特意安排摄影师为他拍摄持玺照片——末代皇帝与传国玉玺的合影，成了冷战初期珍贵的外交筹码。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溥仪彻夜未眠。他在自传中写道：“那晚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是旧社会的皇帝，更是新时代的罪人。”管教干部后来回忆，溥仪开始主动清洗马桶、学习缝补，甚至把珍藏的瑞士怀表上交——唯有那件田黄玺，仍深藏在他贴身的棉衣里。
跨过鸭绿江的震撼
1950年11月，管理所组织收听广播：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上海工人捐出“上海工人号”战斗机，豫剧演员常香玉义演筹资购买“香玉剧社号”……当听到北京玉器厂老匠人捐献祖传翡翠时，溥仪浑身一震。
那夜他蜷缩在监舍角落，手指无意识地在棉衣上划动。田黄玺的棱角透过布料硌着胸口，就像四十年前登基时龙椅的雕花硌疼他的腿。次日清晨，他请求面见所长，颤抖着拆开棉衣取出玉玺：“请把它交给国家，就当……就当赎罪。”据档案记载，这件稀世珍宝重达943克，金链含金量达95%，仅田黄石材质就价值当时三十万斤小米。
玉玺归匣与灵魂新生
1959年特赦大会上，溥仪接过001号特赦令时，故宫博物院正为田黄三联玺定制防弹展柜。这件辗转半生的珍宝，最终与《快雪时晴帖》重逢在紫禁城——只不过这次，它们属于全体人民。
晚年的溥仪成为故宫普通游客，总在乾隆文物展柜前驻足良久。管理员认出他后悄悄打开展柜灯光，九龙钮在聚光灯下泛起蜜蜡般的光泽。有游客问及玉玺来历，他轻声回答：“这是个很长的故事……”
【参考资料】
《我的前半生》（溥仪自述，群众出版社）《故宫博物院院刊》（1951年第2期文物接收专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战犯档案》（中央档案馆编）《清宫田黄石印玺考》（故宫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