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历史之光：作家赠书为历史展馆绘就文化长卷

作者/孙树恒

一

5月2日上午，呼和浩特的天空飘着细润的小雨，绥远城历史展馆门前的树枝在风中轻轻摇曳。今天在这里举行著名作家、呼和浩特地方历史文化学者、万里茶道协作体（中国）副主席、内蒙古文史馆研究员、呼和浩特市历史学会顾问邓九刚先生与呼和浩特市原二级巡视员，呼和浩特市历史学会学术委员，历史文化学者代林先生的赠书仪式，两个人都对茶叶之路有研究，对驼道有研究，当邓九刚将《茶叶之路》、《大盛魁商号》《走西口》以及《驼道》系列，讲述《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视频，代林主编的《大盛魁闻见录》、《回族驼运》和呼和浩特回族史料系列等著作郑重交予展馆时，这场看似寻常的赠书仪式，实则掀开了在现代化浪潮中重构历史记忆的重要一页。这些承载着地方知识的文献，不仅是对一座城市历史的深度探索，更折射出文史展馆在文明传承中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二

一是超越“军事孤城”，重新阐述绥远城的文明基因。长期以来，绥远城被简化为“清代北方三大军区之一”的军事符号，其作为多元文明交汇枢纽的本质被深深遮蔽。邓九刚先生的《茶叶之路》以百万字篇幅重构了这条横跨亚欧的商贸动脉如何塑造了呼和浩特的城市性格：当晋商驼队从大盛魁出发，将砖茶、丝绸运往恰克图时，驼铃声中裹挟的不仅是货物，更是中原农耕文明、蒙古游牧文明与俄罗斯草原文明的持续对话。在归化城与绥远城的双城结构中，官方记载的“满汉分城”背后，实则是《大盛魁商号》中记录的“蒙汉互市”“回商居间”的共生生态，满族驻军带来的八旗制度与蒙古族的盟旗制度在此形成制度性衔接。回族驼队的商贸网络则编织起跨族群的经济纽带。这种超越单一民族叙事的“文明混血”，在代林先生主编的《回族驼运》中得到微观呈现：回族商队发明的“驼队契约制”，将伊斯兰商业伦理与草原习惯法熔铸为独特的商业文明基因，至今仍在呼和浩特的老字号中留有印记。

这些文献的价值，在于打破了“国家-民族”二元对立的历史观。邓九刚先生在《我的故乡我的城》揭示出清代绥远城“民族融合”的历史存在，代林先生在《大盛魁闻见录》还原出“汉商学习蒙古语、满官研习晋商账房术”的日常图景，我们得以看见：这座曾被视为“满族聚居区”的城市，实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最鲜活的微观样本。正如邓九刚先生在赠书后感言：“真正的城市历史，从不在官方文书的标题里，而在茶砖的纹路中，在驼掌的老茧里，在不同语言交织的叫卖声里。”

二是解构城市，在地理与行政的错位中重建历史坐标系。

城市发展的深层危机，往往始于历史坐标系的紊乱。呼和浩特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建成时间争议”“区域范围模糊”等问题，本质上是地理时间与行政时间的剧烈碰撞。邓九刚先生敏锐指出，当现代行政区划将清代“绥远城”辖区切割为新城区、回民区等板块，当“归化城”的百年商道被高速公路覆盖，城市的历史肌理便沦为碎片化的记忆残片。这种切割在马神庙的命运中尤为刺眼，官建马神庙的礼制规格（按八旗方位布局）与民间马王庙的世俗祭祀，本是城市文化生态多样性的象征，却在“统一改造”中被异化为旅游景观的复制品。著名篆刻家、书画家、音乐人、导演，西泠印社社员、内蒙古文史馆馆员、呼和浩特市历史学会荣誉会员廉信先生所说，正如北京大栅栏改造中消失的“前店后厂”商业生态，呼和浩特的旧城更新正面临着“拆毁活态历史，重建文化赝品”的风险。

作家学者们的文献捐赠，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历史比例尺”。邓九刚先生说明了清代绥远城与归化城的不同功能与衙署和都统的地理叠合关系。讲述了绥远城作为“大军区”时的辐射范围。这些具象的历史坐标，让城市规划者在老建筑拆除后将不复存在，正如呼和浩特市历史学会会长、绥远城历史文化展馆名誉馆长赵一兵博士所说：“没有这些文献，我们可能在保护‘文物孤岛’的同时，毁掉了整个历史生态系统。”

三

廉信先生题写的“呼和浩特文献室”匾额，标志着地方知识生产的范式转换，当作家学者案头的孤本著作进入展馆，当私人收藏的老照片、账本成为公共展品，个体记忆便升华为集体记忆的基石。邓九刚先生的《大盛魁商号》初版于1998年，这些文献与大盛魁文化博物馆的文物，形成“实物-文本-场景”的多维叙事。代林先生主编的《回族驼运》附录中，收录了27位老驼工的口述史，这些带着方言口音的记忆碎片，化作可触摸的历史质感，耳畔会响起驼队穿越戈壁的真实具象。

这种文献丰富的核心，是将“学术深度”转化为“情感温度”。当中邓九刚先生讲述着“甜甜窝窝”，当“慈禧曾经“落凤”于此，历史便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冰冷年份，而是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基因。正如.新城区文体广电局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马永乐先生所说：“真正的城市记忆，藏在老奶奶烙饼的香气里，在爷爷哼唱的爬山调中，而展馆的使命，就是让这些飘散的记忆有了安身的容器。”

四

赠书仪式上的参与者构成，本身就是一场微型的跨学科盛宴：作家邓九刚先生的文学想象、文史专家赵一兵博士、代林先生和杨劲先生的严谨考证、艺术家廉信先生的符号解读、文物保护者马永乐先生的技术实践在此碰撞。廉信先生以篆刻家的视角，解析绥远城匾额中的满汉蒙三语合璧现象和各地方言的民俗表达，揭示出“文字共生背后的文化平等”；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内蒙古师范大学原雕塑院党委书记王瑞昌先生则从八旗和铠甲的纹饰差异，还原出不同族群在军事制度中的文化融合。呼和浩特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杨劲先生认为这种多元视角的交织，让绥远城的历史叙事超越了“宏大叙事”与“微观史学”的二元对立，形成“自上而下的制度史”与“自下而上的生活史”的立体拼图。

这种阐释体系的构建，恰是应对“历史空心化”危机的关键。当短视频时代的“碎片化历史”导致认知自由化，当商业开发不断制造“伪历史景观”，文史展馆通过跨学科整合，为公众提供了深度理解历史的“知识脚手架”。历史学会副秘书长杨春女士要借鉴邓九刚先生和代林先生的口述史做法，采访当代名人。这样的氛围给绥远城历史文化展馆工作人员李晓艳、范俊玲、付毓三位女士构建起多维认知机会，使她们理解“绥远城，不仅仅是驻防城”。正如呼和浩特市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克勇教授所言：“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拒绝改变，而是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才能决定向何处去。”

五

一是文史展馆承担着“重新锚定”的神圣使命。《我的故乡我的城》中关于绥远城全方位的深度反思，与文史展馆这种展陈设计，让年轻一代触摸到城市发展的阵痛，理解“甜甜窝窝”不仅是味觉记忆，更是一代人在工业化进程中对故乡的复杂情感。更深层的精神契约，体现在对“集体记忆”的疗愈功能。展馆便成为跨越代际、弥合分歧的精神纽带。这种功能，在全球化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中尤为珍贵，正如人类学家项飙所言，“附近的消失”正在摧毁人的存在根基，而文史展馆通过重建“地方的神圣性”，让人们在触摸历史细节时，重新建立对土地的情感归属。

二是文史展馆早已超越“文物仓库”的初级阶段。绥远城展馆接收的不仅是书籍，更是一个完整的“地方知识系统”：邓九刚先生的著作构成“商贸文明模块”，代林先生的编纂搭建“族群互动框架”，廉信的题字注入“艺术符号编码”，而文物保护者的实践则提供“活态传承方案”。这种系统化的知识储备，使展馆在面对未来挑战时具备无限转化可能，《茶叶之路》的研究成果可转化为文化IP，《大盛魁商号》的管理智慧可启迪现代企业，《呼和浩特回族史料》构建“过去-现在-未来”的对话机制。当游客将展馆中的知识带回远方，本地居民在讲解中重新发现故乡，地域文化便在传播中实现自我更新。这种永续性，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时代”精神传承，文史展馆成为文明的“蓄电池”，既能储存历史的能量，又能在现实中释放光芒。

三是文史展馆的意义早已超越物理空间。当作家将笔端的心血交付展馆，他们其实在书写更宏大的著作，那是关于一座城市如何在时光中保持清醒，关于人类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护精神根系的永恒之书。真正的历史，从不是对历史的删除与覆盖，而是像驼队穿越沙漠那样，让每一步都踏在文明的年轮上，让每个脚印都成为未来的坐标。是集体记忆，更是历史对话，让不同语言、不同族群的历史叙事点亮文化星河，奏响文化弦歌，绘就文化长卷，注入文化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