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深秋南京，沈醉把褪色的蓝布帽压得低低的，沿着灵谷寺后的土路快走。中山装口袋里装着半盒本地香烟，这是他特意在街角小店买的，想起戴笠生前最爱抽的三五牌香烟，心里突然一阵发紧。
转过松树林的瞬间，他猛地停住脚步，曾经气派的钢筋水泥坟冢，如今像被人砸烂的火柴盒，半截断砖斜插在坟顶，歪歪扭扭的戴雨农之墓五个字，被青苔裹得只剩下笔画轮廓。
他蹲下身，触到墓碑上的裂痕时，他想起了18年前的场景：1946年，戴笠的追悼会在南京新街口举行，宋美龄亲自扶着黑丝绒覆盖的棺椁，蒋介石手书“碧血千秋”的横幅高悬灵堂，上万名军警持枪警戒，整条街飘着白色挽联。
而眼前的坟头，连块完整的碑石都没有，真不敢想象眼前破败的坟头，是戴老板的葬身之地！
从亲信到战犯
沈醉第一次见到戴笠，是1932年在上海法租界。那时他刚加入复兴社，才18岁，戴笠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字写得不错，以后跟我管总务。”
从此之后，他逐渐成了戴笠最信任的下属之一，从少校副官一路升到军统总务处长，掌管着戴笠的衣食住行、财务枪械。
他记得戴笠的办公室永远飘着雪茄味，桌上摆着蒋介石的照片，背后墙上挂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条幅。
1939年的雨夜，戴笠把他叫进办公室，递来一份文件：上海霞飞路，杨杏佛，明天解决。
那是他第一次执行暗杀任务，枪响后，戴笠递来的威士忌还带着体温，这也让他此后十年闻见酒味就犯恶心。
1949年12月，沈醉在昆明被俘时，兜里还装着戴笠亲发的少将任命状。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对着《我的前半生》里溥仪的忏悔录发呆，突然想起1943年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戴笠带着美国顾问参观刑讯室，笑着说：“对付共产党，就得用辣椒水配老虎凳。”
那些被折磨致死的年轻人的惨叫，第一次让他夜里蒙着被子掉眼泪。
戴笠之死
1946年3月17日的那场暴雨，毁了戴笠的专机，也毁了他的特工帝国。沈醉清楚地记得，戴笠出发前曾对他说：“雨农此去，必能说服委员长重视军统。”
没想到，南京西郊的岱山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尸体烧得无法辨认，最后靠他随身携带的英国烟斗和镶金假牙才确认身份。
蒋介石亲自选址灵谷寺旁安葬，墓体用钢筋水泥浇筑，耗时三个月建成。出殡那天，沈醉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看着宋美龄穿着黑色旗袍，眼泪滴在棺椁上，身后跟着胡宗南、汤恩伯等一众将领。
谁能想到，只过了18年，这座耗费20万大洋的坟墓，会变成眼前这副模样，坟头水泥开裂，露出里面锈迹斑斑的钢筋，断砖上还沾着不知谁丢的烟头。
墓碑前的独白
沈醉摸出火柴，点燃两支烟，一支放在坟前，一支夹在自己手里。烟雾缭绕中，他看见戴笠的脸在脑海中浮现。
1945年抗战胜利，戴笠在重庆庆祝宴上喝得酩酊大醉，拍着他的肩膀说：“战后党国离不开我们，等胜利了，给你在上海置套洋房。”
可胜利没来，党国却退到了台湾，留下他们这些旧部，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有的隐姓埋名。
“戴老板，你当年说要让兄弟们风光，可你看看现在”他对着断砖轻声说，“毛人凤去了台湾，被蒋经国逼得心脏病发，郑介民靠倒卖黄金过活，早没了当年的威风。”
烟灰落在坟头，他想起了在功德林的日子，管教干部让他们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写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那时他不懂，直到看见戴笠的坟墓，才明白什么叫“历史的审判”。
最让他心惊的是墓碑上的裂痕。他记得戴笠曾说：“我的坟墓要坚固得能扛住炮弹。”可再坚固的水泥，也扛不住民心向背。
1946年的万人送葬，不过是权力堆砌的假象，如今荒草萋萋，才是人民对一个双手沾满鲜血者的真实回应。
从盲从到看清真相
沈醉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扉页上记着在管理所写的反省材料：“我追随戴笠14年，参与暗杀、监视、刑讯，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
此刻，这些字迹在墓碑前显得格外刺眼。1960年特赦那天，管教干部说：“沈醉，你还年轻，好好为人民做事。”
这句话，让他在接到南京调研任务时，鼓起勇气踏上了寻墓之路。
“戴老板，你还记得1942年在江西吗？”他对着墓碑喃喃自语，“你让我活埋了三个被怀疑通共的村民，他们跪在地上求我，说家里还有老娘和孩子。”
风吹过松林，他突然笑了，笑声里带着哭腔：“那时我怕你，怕丢了乌纱帽，现在才知道，怕丢的不是帽子，是良心啊！”
烟头烧到手指，他猛地回过神。远处传来游客的谈笑声，他慌忙掐灭烟头，把断砖扶正，这个曾经帮戴笠收拾过无数残局的总务处长，此刻在荒草堆里，收拾着旧主的凄凉结局。
沈醉的7字反思
离开时，沈醉在笔记本上写了七个字：跟错路，坟头长荒草。这是他对戴笠，也是对自己前半生的总结。
回到北京后，他在文史资料中详细记录了戴笠的种种恶行，包括暗杀杨杏佛、破坏国共合作、镇压学生运动。
有人问他为何要揭露旧主，他说：“戴老板的坟头没了，但他的故事能让后人知道，与人民为敌的下场。”
1980年，沈醉作为特邀委员重访南京，发现戴笠的墓已被夷为平地，建起了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