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消息人士处了解到，近期，特朗普政府经贸团队通过多种渠道，频频主动与中方接触，望就经贸问题与中国政府开展谈判。
过去几周，特朗普及白宫不断对外放风，称中方在积极寻求和美方沟通，商谈贸易战事宜。特朗普并人为“创造“了他和万斯与北京对话的许多场景。针对这些说法，中国政府多个部门已反复辟谣。
实际情况是，美国在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和中方接触。有意思的是，白宫官员也不尽完全掌握一线情况。特朗普政府的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周日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我们每天都在和中国进行对话。”当被媒体告知中方已经明确否认这一点时，罗林斯称：“根据我们华盛顿的团队掌握的情况，关于各种贸易问题，各种进出口贸易商品，相关对话一直在进行。”她补充说：“与中国打交道的关键在于：他们需要我们的程度超过我们需要他们的程度。”
显然，布鲁克·罗林斯并不在一线，不了解有关情况。她的任务更多的是吹风，配合特朗普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向外传递中国谈判的正面信息。
一、美方为什么要来主动接触中国？
美方频频主动接触，是其面临多重压力的体现。特朗普政府激进的对华贸易政策，给美国带来了严峻的经济和政治挑战。
1.特朗普面临巨大的国内经济压力。首先，145%的高额关税对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尽管特朗普曾试图淡化影响，声称中方会“自行消化掉”这些关税，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负面效应已初步显现。中国跨境电商平台Temu和Shein上的部分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商品的进口税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格；Amazon因为计划把进口商品中的进口费用单列（以展示关税对价格的作用），被白宫口诛笔伐，特朗普甚至亲自打电话给贝索斯投诉。市场人士看到，关税已经导致供应链混乱、库存短缺（几周后可能就货架空空）、物价大幅上涨，首当其冲受到最大的伤害的，当然是美国消费者。民众怨声载道。特朗普正在成为那个“取消圣诞节”的总统——因为圣诞节的礼物——从圣诞树到玩具礼品，都来自中国。
消费需求萎缩也传导到供给侧，导致供需关系的负向循环。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严重削弱，转入观望状态，纷纷暂缓投资与招聘。经济衰退风险大幅增加，主流共识认为美国在未来一年陷入经济衰退的概率超过六成。在经济前景负面，不确定性主导一切的时候，资本市场陷入持续震荡，并通过股价下跌、财富效应萎缩，进一步影响到美国民众。针对美国经济的“美国例外论”已被颠覆，美元地位遭到削弱。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筹码不增反减。
2.特朗普面对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压力。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引来了政治盟友、商界精英、知识界群体的公开批评；曾是特朗普坚定支持者的亿万富翁投资者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公开指责关税政策是“重大政策错误”，警告关税可能引发“经济核冬”；马斯克公开与贸易鹰派的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发生口角。华尔街精英在年初时还坚定支持特朗普，但都因为4月份关税战导致的股灾对特朗普彻底失望。至于支持特朗普的中低收入选民，他们支持特朗普是寄希望于特朗普能够抑制通胀，结果特朗普非但没有在平抑物价方面作出任何努力，还用激进的关税大幅推高了价格。这一切，最终都反映在民调数字里。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其第二任期开始后持续低迷。多个民调显示，其执政百日的支持率仅在39%至45%之间徘徊，不仅远低于历任总统，更是创下了二战以来美国总统百日支持率的新低。低迷的支持率给特朗普及其所属的共和党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人们担心共和党在明年中期选举遭遇惨败（职业政客可能因此丢掉饭碗），而面临民意反对，特朗普也可以迅速看到自己“政治授权”和影响力的萎缩。从精英到基层，从党内到党外，民众的普遍失望，使得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强硬立场。
3.无法有效组建“反华联盟”，美国发现自己陷入孤立：特朗普政府试图联合盟友共同对华施压的策略并未奏效。尽管美方打出明牌，在关税谈判中，要求其他国家限制对华贸易以换取关税豁免，但各国的反应普遍谨慎，原因有二：一是各国与中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经济联系，包括巴西、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尼在内的许多重要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同样是许多国家不可或缺的市场，以及关键进口商品的来源地；这种广泛的经济联系不是美国靠强权施压就能一朝瓦解的。其次，美国这种自我利益至上，不顾规则、肆意打击盟友和伙伴的行为，让所有国家都学到了一个道理，对美国也要适度保持距离，要对美国“去风险化”，要谨防经贸、科技、美元被美国用作“武器化”手段反过来制裁打压，同时不要牺牲自身利益去配合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不要在大国博弈里做“二选一”。结果，连日本这样的关键盟友，也计划抵制特朗普联手遏华贸易的计划。在单边谈判屡屡碰壁，又无法有效组建“反华联盟”的情况下，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立。
4.特朗普本人的懊悔。特朗普本人也意识到，145%这个数字太夸张了，关税是自己一时冲动之举。他应当记得，去年大选时，在欢呼的选举集会里，喊出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也只是60%（当时也鲜有人相信这个数字会被兑现）。他坦言145%的关税“非常高”，说“数字不知道怎么一下就上到这么高了”。他明确表示与中国达成协议后税率将“大幅下降”，尽管他仍坚持“不会降至零”。自诩擅长“交易的艺术”的特朗普知道，这次“玩大了”，搞砸了。他的内心只有懊悔，不时对外流露自己对当前困境的认知。
5.中国反制的决心和努力。当然最关键的，是中国的坚决反制态度。如果中国就范了，主动对美国退让了，那自然也就不会有美国主动联系中国这一出了。贸易战是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本身是惨烈的，有巨大的经济代价。但贸易战事关国家的原则、尊严、国格。中国不能再在美国的强权和霸凌面前退让，而是做好了和美国斗争的准备，拿出了和美国斗争的决心，也有和美国斗争的底气和实力。而且特朗普还有多一层心理，就是他骨子里是一个欺软怕硬、崇尚实力、喜欢找软柿子捏的人。他内心对中国是忌惮的，甚至是敬重的。一个回合下来，中国不卑不亢，拒不退让，坚决斗争，正验证了他最害怕的事情：这是美国最不好对付的对手——哪怕所有国家退让，中国也不会退让。所以145%的关税实在没有必要。特朗普寻思自己还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容易欺负的小伙伴身上。
他的团队和幕僚当然不乏明事理之人。财长贝森特就非常精明，他瞬间就洞悉了特朗普的想法，开始设法给老板做铺垫，找台阶下。他公开向投资者承认，当前与中国的关税僵局是“难以为继”的，他将这个局面形容为“本质上的贸易禁运”；他认为必须在未来几周对冲突进行“降级”，并宣称存在这样相关的路径和进程。这些，现在都是特朗普愿意听的话，也是他希望有人代他讲的话。
综上，由于高额关税带来的巨大经济代价、国内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国际上联合盟友策略的失败，特朗普在冲动之后更加清醒的认知，以及中国坚决有力的反制，迫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调整姿态，主动寻求与中国对话，试图为其不可维系的关税战寻找一个体面的收场方式。
二、特朗普的“收场”策略：寻求体面退出的组合拳
基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极端关税战已经无法持续。面对国内外重重压力，特朗普团队正在为这场被普遍认为已经“搞砸了”的贸易冲突寻思收场方式。我们要观察特朗普的表态，他说145%的关税将会“大幅下降”，但“不会降到零”，基本勾勒出了他截至目前的真实想法：在无法承受高关税带来的恶果后，寻求显著降低关税，但为了维护其一贯的强硬形象和满足部分国内选民的期待，又不会完全取消关税。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尽可能地在“面子”和“里子”上都争取主动，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策略：
首先，在口径上明显松动，释放缓和信号，试图吸引中方主动接触。特朗普一改此前的强硬措辞，公开表示在谈判期间“不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甚至声称“我们会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也会友好相待”。这种姿态上的转变，旨在营造一种愿意谈判的氛围，将启动谈判的“球”踢给中方。
其次，不断对外宣称中方“主动寻求谈判”，试图营造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更需要谈判的氛围和假象，以维护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面子”。特朗普多次公开声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正争相向美国寻求谈判”，甚至具体提到“中国已就关税问题主动寻求谈判”。然而，这些说法屡次遭到中国各有关部门的明确否认和辟谣，中方强调“中美双方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特朗普表的态，放的风，本质都是宣传策略，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需求。
第三，积极管理国内民众的预期，为最终可能的让步进行舆论铺垫。美国国内民众普遍希望白宫能够结束非理性的贸易战、恢复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秩序。全世界都看得出来，特朗普是“先动手”的人。疯狂的关税税率是他加上去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特朗普不拿出解决问题的姿态，不朝着解决问题迈进，最终会被国内政治反噬。因此，特朗普政府当然需要展现出正在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基于此，特朗普“乐观”地预测能够“相当迅速地”与中国达成协议，白宫方面宣称在达成潜在协议方面“进展顺利”，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些言论，目的就是安抚国内市场和民众，暗示谈判有序推动，且前景乐观，并对美方未来作出降低关税等让步措施作出舆论准备，争取理解和支持，并旨在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政治胜利。
最后，白宫很可能也想利用释放与中国谈判的信号（“烟雾弹”），作为向其他国家施压的筹码。特朗普经贸团队的计划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税谈判中，将限制对华贸易作为换取美国关税豁免的条件。他们可能希望通过暗示“美国有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诱导其他国家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做出更大让步，更快地接受美方的条件。这符合特朗普政府一贯的交易型外交策略。如果美国能在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中先行取得突破，取得了更加有利的地位，也有可能掉头调整与中国的谈判策略，给中国施加更加苛刻的条款；反过来，美国可能也会用同样的条件来诱导中国。目前，美国很可能就采用这样的方式，同步推进多国谈判。
总而言之，特朗普政府当前主动寻求与中国谈判，不能被理解为真心实意想要修复关系或承认错误，而是在内外交困下的一种策略性调整，旨在以最小的代价、最体面的方式结束这场难以为继的关税战，同时尽可能地利用谈判过程服务于其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目标。
三、中方的应对：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面对美方释放的复杂信号和主动接触，中方的应对，很可能将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展现“大国担当”。
中方对于贸易战的态度是一以贯之——所谓“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这意味着，对于美方主动递来的“橄榄枝”，中方始终会保持开放态度，欢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毕竟，不谈就无从知晓对方的态度、无法为和平沟通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这是负责任大国的一种姿态体现，同时，中美作为两个超级大国，无论最终谈的结果如何，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本身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对话终归有助于减少两边的信息不对称和战略误判，防止冲突失控升级；另一方面，在全球层面，各个国家都希望看到中美能够坐在一起好好谈谈。只要中美两国保持对话，处在谈的进程中，就能给动荡的国际社会注入一定的稳定预期，发挥所谓的“压舱石”作用。
当然，欢迎对话也不意味着无原则地退让。策略上看，中方应该密切关注美方的具体行动，检验其谈判的真实意图和诚意。正如中方所指出的，美方“一边说要同中方达成协议，一边不断搞极限施压，这不是同中方打交道的正确方式，也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判断美方是不是真心寻求解决方案，还是仅仅为了政治作秀，或策略性的施压，或其他的机会主义短期考虑。其次，中国在谈判中绝不可能轻易放弃自身的核心利益、原则底线、国家尊严，并将始终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力求在谈判中牢牢把握主动权，而不可能屈从于外部压力。
在今天这个时点，对于外国观察者来说，通过一次次的验证，应当对中国做事的原则和方式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了。实际上，中国的行为一以贯之，从来都具有高度可预测性。这也是负责任大国的本色。
四、美国应该专注于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
回顾自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发起的贸易战，以及拜登时期延续并升级的对华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持续的极限施压策略。面对美方的步步紧逼，中国始终保持相当程度的克制，没有采取对等的极端反制措施，相反，继续聚焦于自身的发展，寻求经济产业升级及结构转型，解决民生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七年之后，在特朗普新发起的贸易战里，中国能够占据更加从容有利的位置。
而对于美国来说，与其将矛头对准中国，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对手和“生存威胁”——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真正解决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上，譬如：如何切实提升国内的基础设施水平？如何制定有效的产业发展政策，提升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如何提高本国的大众基础教育（而不是最顶尖的精英教育）？如何提高劳动者的素养？如何解决本国的毒品/药物滥用问题？（而非归责到中国）；如何推动国内政治经济模式改革，确保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能够更加公平地惠及普通美国民众，而不是仅仅让少数美国大企业与大资本集团受益？要看到，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是从全球化中享受了巨大的好处的，按照绝对量来说，甚至远超其他国家。美国的根本问题，是其经济社会制度所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导致贫富差距和社会撕裂。美国不去专注解决本土问题，反而把国内矛盾转移外化，将中国和全球贸易伙伴变成了替罪羊，大打贸易战，结果不仅对解决美国自身问题毫无帮助，还让美国与全球经济陷入动荡，走向衰退与撕裂。对于美国而言，这也没有任何的好处。MAGA的最大悖论在于，把“美国优先”挂在嘴上，却带头干着破坏美国的事，临了还拉全球下水，可谓损人不利己。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也共同面临全球性的挑战——包括两国大力发展的人工智能，也面临安全风险，应该加强合作。两国的制度不同，完全可以相互借鉴经验，中国可以学习美国，美国也可以学习中国。两国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共谋发展。世界足够广阔，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