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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卖给中国第一批煤油，为中国传教活动捐了第一笔钱，那年他24岁。洛克菲勒做梦都想不到，他的石油公司和后来的基金会竟会在某一天成为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和商业的形象，也想不到他的财富建立的协和医院，可以为中国现代科学和医学的国际化做出贡献。
1、在中国的第一桶金
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卖给中国煤油还只是成长中的洛克菲勒石油生意里较小的部分。那时国际贸易主要由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经营，而这家公司是他的兄弟威廉领导的多个标准石油的托拉斯之一。
洛克菲勒随时了解国际国内事务。到19世纪80年代，他很清楚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标准石油的一位职员威廉·利比曾在1882年在美国副领事班迪奈尔的协助下遍访中国。他们一起建议标准石油大力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这样做的原因部分是为了抵消荷兰、英国及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亚洲与中国日益增加的势力。”
多年之后，洛克菲勒仍记得这场争夺亚洲石油生意的激烈国际竞争和“美孚”的起源，即供给中国的煤油灯：
标准石油一直在奋斗以保证美国产品能抵御来自俄罗斯12大地的石油…及主要影响印度市场的缅甸石油。在所有这些国家，我们都会遇到针对我们而提高的关税、当地的偏见以及奇怪的习俗。在很多国家，我们不得不教给人们——比如中国人——烧油，通过我们给他们制造的燃油灯。
为了促销这种非常便宜的煤油灯，标准公司印了许多中文的小册子和传单以吸引中国人：
如果你企望运气、长寿、健康与和平，就应该生活在光亮的世界里。应该使用最新生产的标准灯…标准灯像月亮一样亮…用标准灯会很高兴…夜晚工作时眼睛不会疲劳…如果有个孩子在家学习，在灯光下他会更加努力。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业进步呢？
20世纪30年代，阿丽斯·提斯代尔·何巴特的畅销小说《中国的灯油》后来改编成电影，使得美孚灯更加出名。“给中国的灯油”这句话成为中国市场节节败退的比喻，而事实上标准石油公司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最大最成功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由于到处都有这种便宜有效的灯，“美孚”成了当地的白话。
19世纪80年代，洛克菲勒开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承办一家宏大的浸礼会大学。经过与浸礼会宗教领袖和知识界领袖近十年的谈判，他令人惊讶地选择了支持旧约的神学家威廉·雷尼·哈珀建立芝加哥大学。帮助他进行最后谈判的是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理事长格池，此人强有力地影响了洛克菲勒随后的慈善事业。
芝加哥大学体现了洛克菲勒对高等教育和大型慈善项目日益增长的个人兴趣。
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理事长格池的第一个主要贡献是规范洛克菲勒广泛的慈善事业；他的第二个贡献是为洛克菲勒介绍科学医学；第三个贡献是创建了几个大型慈善信托基金。
洛克菲勒的孙子于1901年死于猩红热，为此需求染上了个人色彩，也带来了最终的动力。同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今天的洛克菲勒大学)成立了。研究所同时请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任所长，以及一位病理学家、细菌学者西蒙·福勒克斯纳担任首位所长。这两位美国医学领袖成了洛克菲勒集团最重要的医学顾问，最后也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
2、危机与机遇
20世纪最初几年，由于标准石油控制了15国内国际的石油市场，洛克菲勒的个人财富迅速增长，在1897年时其身价就接近两亿美元。在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理事长格池格池的监护下，洛克菲勒做出了最大一笔捐助，令其声名鹊起。然而，对他本人财富和标准石油垄断经营的争议也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顶峰。
洛克菲勒通过一系列的策略已经实现了行业控制，有许多做法被看成是非法的，包括铁路回扣，即提供给标准石油巨大的运输折扣；管道控制；强势收购竞争对手：贿赂监管官员等。由此形成了整体的纵向控制——从生产和炼油到运输和市场。
公众对日益壮大的包括标准石油在内的垄断公司的担忧，首先导致了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尽管反托拉斯法案相对来说不怎么有效，但是各州和联邦针对标准石油的调查和诉讼开始激增。到19世纪最后十年间，对洛克菲勒个人的批评也增加了，高潮则是流行杂志《麦克鲁尔》刊发了伊达·塔贝尔的系列揭露文章。
洛克菲勒因违背商业道德，标准石油则因恐吓和扩大对美国石油生产的控制而遭到公众唾弃。对标准石油的多项诉讼也在1909年达到了顶点，这年圣路易斯一个联邦法庭一致裁决标准石油及其37家附属企业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1911年，最高法院维持裁决，标准石油帝国顷刻解体。
洛克菲勒家族平安度过了这场反托拉斯风暴，继续着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主要联系。出乎意料的是，洛克菲勒的个人财产并未受到负面影响，反而大大增加了。公众对这家新的多元化石油公司的兴趣(以及汽车用汽油的日益重要性)把股票价格推向更高。
洛克菲勒在标准石油持股比例依然很高；到1913年，他的净财富达9亿美元，是历史最高。美国那年的国家预算只有区区7.15亿美元。
3、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尝试
老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1897年刚毕业就踏进了洛克菲勒的办公室，就是这位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将领导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生于克利夫兰，但他年轻时代在纽约度过，成长于虔诚的都市环境。求学布朗大学期间，他也和父亲一样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并在布朗大学时就接触到了青年会在中国新的活动。老洛克菲勒认识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富有魅力的学生秘书马特，并已经在大力支持基督教青年会，尤其是它的国际活动。
一项关于中国教育的举措紧接着洛克菲勒研究所，成为洛克菲勒集团的首批大项目之一，这并不奇怪。除了传教士数目的增长，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兴盛，20世纪初还见证了义和团运动、门户开放政策，并扩展了对中国事物的了解。
义和团屠杀在中国的传教士，围攻北京，导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但是美国担心为向中国索赔金额过大——超过三亿美元。中国当局和美国传教士都参与游说美国退还一部分赔款。
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十年中，清廷开始实施教育和政治改革，这对某些美国人来说意味着影响中国的新机会已经到来。
在国会关于如何处理义和团赔款豁免额的辩论中，教育获得了特别的关注，为中国年轻人设立奖学金，在中国建立一所美国大学均有提议。
甚至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7年向国会提出的咨文里也提到了此事：
“我国应该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在教育上帮助中国人民，这样，这个庞大的、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才能逐渐让自己适应现代环境。”
1906年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的一封信，它吸引了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理事长格池和小洛克菲勒的注意力。
在这封信里，贾德森力争在中国设立一所综合性大学：
“我们深感应该尽早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它明确是基督教的，但在性质上完全是非教派的，拥有最高的理想和最广泛的普遍性。”
这当然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模式，小洛克菲勒和格池都全心全意支持这一想法及赴华的探索旅行。很有代表性的是，老洛克菲勒并没有立刻对所提议的中国探索之旅感到热情。他担心所需的资助数额和项目的开放性。他儿子写了好几封信才把他说服。
小洛克菲勒把提议的中国之旅同新成立一个大规模的基金会的计划联系起来。1907年，老洛克菲勒同意了洛克菲勒二世与格池的提议，为一个新的慈善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准备了一大笔钱，希望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因小洛克菲勒说服了他父亲拨出所需的2000万美元。再进一步，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理事长格池通知中国政府，洛克菲勒准备出资1000万美元在中国建立一所美国大学。
4、如何选择医学领域？
1908年和1909年对亚洲和中东进行的为期一年的访问由两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率领：伯尔顿（神学）和钱伯林（地质学）。这一代表洛克菲勒的探索代表团后来被叫做芝加哥考察团(Chicago Commission)和东方教育考察团(Oriental Education Commission)。虽然考察团的报告涉及了多国的教育发展，但其焦点是中国。
考察团的建议形成了洛克菲勒以后二十年中国慈善事业的指南。芝加哥大学教授伯尔顿的结论是，中国不确定的政治和教育条件不允许创建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大学。传教士们反对建立一所世俗的大学，而清政府正开始创建自己的现代化教育体制，也不倾向于给予一所外国大学权权。
芝加哥大学教授伯尔顿并未完全受挫，他在报告里详细列举了在中国可能建立美国的或美英的，或教会或世俗等各类大学的种种想法。
第二个结论是，在中国，科学医学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李提摩太博士本人没有如此表述，但他所提议的其实就是一所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理事长格池和小洛克菲勒热切地阅读了伯尔顿的长篇报告，它也成了后来所有有关中国的洛克菲勒会议的标准背景阅读材料。
两年后，格池重新回到伯尔顿的建议，并且写道，“我们企图在大学教育中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在中国的医学领域能否做到呢？我们能否立刻在中国尝试科学医学？”
他和洛克菲勒二世继续筹划新的基金会，心怀中国医学。
洛克菲勒最初试图为这个新洛克菲勒基金会寻求联邦许可，但这一请求恰与最高法院关于解散标准石油联合体裁决的辩论巧合。经过三年的公开辩论之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为新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颁发联邦许可。洛克菲勒于是转向纽约州，在1913年正式组成了基金会。
老洛克菲勒给基金会的总资本是2.41亿美元，小洛克菲勒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任主席，基金会选择把“人类的福祉”当作其章程宗旨。
洛克菲勒基金会首批两个项目，国际卫生部和CMB，代表了洛克菲勒医学慈善事业两个相互竞争的分支——公共卫生与科学医学。
对公共卫生的兴趣发源于洛克菲勒资助的卫生委员会，该委员会曾在南方应对钩虫病，现在则通过创建国际卫生委员会寻求实现全球化使命。对科学医学的兴趣，对研究和治疗性卫生保健的重视，则起源于洛克菲勒支持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和亚伯拉罕·福勒克斯纳所宣扬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
CMB成了在中国推进科学医学的机构性载体。这些不同的思路强化了公共卫生与医学之间、预防医学和治疗医学之间在概念和机构上的分野，这不仅继续代表着美国医学，也代表着全球卫生实践的许多特征。
公共卫生方面的努力由国际卫生委员会第一任主任罗时领导。到1951年结束时，该部共开销9400万美元，用于创建公共卫生学校及管理研究和疾病控制运动，目标是在北美、欧洲、拉美和亚洲的七十多个国家流行的黄热病、疟疾等地方病。只有8%的预算花在亚洲。
同一时期，CMB在一个国家开销了4400多万美元。关注一个国家，重视科学医学而非公共卫生，这不只是与国际卫生委员会的唯一差异。
小洛克菲勒的深度介入始于1914年1月他亲自主持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关于中国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两天会议的包括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校长，前往中国的先驱传教士，还有对外政策专家。
当几位与会者提出中国政府或可支持洛克菲勒的教育事业时，洛克菲勒二世就下面这一点追问道：“你们的意思是政府会与这样的计划合作？它会合作吗？”
随后他想进一步做出说明：“和基金会合作的好处是，它对中国政府或许是个激励，如果政府有些这样的外援？”
之后他又询问：“是要一个由许多教会学校组成的大学，还是要一个完全中国的大学更好呢？…人员都是外国人吗？”
当与会者争论是大学还是医学院更适合时，洛克菲勒试图用幽默缓和争论：
“先生们，现在的情况是，每个人内衣口袋里都有彻底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案，而这一难题至今全世界都还没有能力解决。”
尽管鼓吹在中国建立一所洛克菲勒大学的人一再坚持，但最终共识还是倾向于将科学医学引入中国“这片处女地”，而不是建立一所大学去与中国的大学竞争。
会议之后，1914年和1915年，在中国又增设了两个研究委员会，两者均确定，洛克菲勒慈善事业合适的载体是医学而不是高等教育。
5、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筹建
1914年的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医学在中国》的调查报告，至今仍被认为是对那个时代中国医学的最佳评估。该委员会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上海建立两个医学中心。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批准了这个建议。
在小洛克菲勒和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理事长格池身边策划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都是当时顶尖的美国教育家和医学专家。
除了西蒙·福勒克斯纳和韦尔奇，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也是CMB的关键成员。美国长老会传教会秘书长史毕尔和马特都参加了初期的会议。随着计划程序继续进行，科学和高等教育这样更世俗化的理念占了上风。
负责招聘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批教职人员的是韦尔奇和福勒克斯纳，他们从美国顶尖大学确定了有前途的年轻医学专家。对于将美国医学最新成就引入中国的重视最终扩展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常驻北京的CMB董事顾临负责监督建筑方案。顾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秘书杰罗姆的兄弟，曾在中国担任美国的外事活动官员。1914年对他的任命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带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专家。
这十分必要，因为在中国建造一所现代化医学院是连《纽约时报》都跟踪记载的重大项目。
小洛克菲勒作为CMB主席密切参与了有关该项目的所有决策——从研究委员会到在上海和北京购置地产，再到放弃上海的地产，再到建筑师的选择和批准令人震撼的建筑，有关逐步升级的建造费用的辩论，挑选第一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麦可林等等。
甚至在1917年卸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和CMB主席之后，小洛克菲勒依然继续密切关注预算及北京协和医学院各种事务，与分别接替他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和CMB主席的文森特和鲍垂克保持紧密联系。
小洛克菲勒这时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并一直担任到194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初期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关注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正值与德国作战之时，更不用说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对钩虫病、黄热病及疟疾所进行的卫生创议。比如，文森特在1919年对中国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详细考察了教会及中国的医院，筹划北京协和医学院招聘教职员工和课程设置工作，并连续检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57栋建筑物的建造进程。
常驻北京的CMB董事顾临在其日记中这样总结文森特的访问：
文森特先生和我检查了屋檐油漆的种种设计。决定把镶板漆成红色，后移到装饰梁上面，在镶板两端各加一条装饰带，并在中间布置一个大奖章似的圆形图案，就像之前漆在支撑椽子的圆木梁上的图案。圆木梁则是纯绿色。如如此详尽的建造计划显示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全球推进的一个新标志，它是如此重要（和昂贵），需考虑为其揭幕典礼召开一个大型国际医学会议。小洛克菲勒从计划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开始就深深涉入，他要亲自出席揭幕典礼不足为奇。
然而，横跨美国和太平洋的三周之旅成了三个月，这即便对经常旅行的洛克菲勒家庭也是一趟重要的国际远征——他要出席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揭幕典礼。
即使对于一位如此卓著的纽约公民，此次亚洲之旅也非同寻常，《纽约时报》因此在旅行开始的三个月之前就报道了旅行的计划。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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