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历史的正确选择，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它为什么会在1936年12月12日突然爆发？几十年来，很少有人提出确凿的史料证据。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奉行蒋介石的“不扺抗主义”，撤出东北，致使大片国土沦陷，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抗议。在与红军作战中，东北军又屡次失利，部队士气低落。面对全国民众日益高涨抗日情绪，张学良心有所动。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同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龙门的蒋宋别墅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拒绝其抗日的主张，强令其继续“剿共”并对其斥责。
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迫令张学良、杨虎城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特别是在对待爱国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活动的问题上，加强了对张、杨的军事压力。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12月2日，张学良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西安。准备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制定第六次“围剿”计划，部署西北“剿共”事宜。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批军政大员，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
从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师以上将领，而张学良、杨虎城并未在座，致使张、杨产生疑惧。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蒋介石的密嘱如下：
カ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市各报亦不必发表为安。
张学良、杨虎城获悉《大公报》将发表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立即举行紧急密商，感到在这种情况下，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936年12月12日晨，按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通电全国，表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督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软禁。这封密嘱就是当时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的。
（参考资料：《军事史林》，图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