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高举关税大棒，对全球发动新一轮贸易战争时，意料之外的反对声音却来自美国本土的宪政学界。近日，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法学教授伊拉·索明在卡托研究所官网刊文宣布，自己正在协助五家美国进口企业起诉联邦政府。他的核心论点只有一句话：加征关税这件事，美国总统无权为之。
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145%对等关税”对抗升级、美国对全球多国征收“关税惩罚”时，美国自己却有人把“关税战”告上了法庭。而这次动手的，不是被加税国家，也不是被制裁的海外企业，而是地地道道的美国本土商人和美国宪法学教授。
索明此举在美国政商法界引发巨大关注。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延续至今的“滥加关税”行为，不仅在经济层面极度短视，在法律层面也严重违宪，构成对美国宪政制度的粗暴践踏。
他的核心逻辑有三重：第一，美国总统没有加税的宪法权力。根据美国宪法，征税权属于国会，这是立法权中最基本的一项。总统作为行政首脑，只能在国会授权范围内行动。而如今的总统却仿佛皇帝一般，一纸命令，关税就可以从10%涨到145%，打得全球供应链人仰马翻，完全绕过了立法程序，这无异于“关税专政”。
第二，特朗普政府动用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根本无法为滥用关税提供正当性。该法律确实授予总统在遭遇“特殊威胁”时有紧急经济干预的权力，但“贸易逆差”从未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而且，该法案从未授权总统征税。索明指出，连冷战时期都没有总统用这条法律对外加税，而现在却把它当成征税万能钥匙，这是对立法本意的赤裸裸扭曲。
第三，索明呼吁最高法院动用“重大问题原则”和“禁止授权立法原则”。前者要求国会在授权总统处理重大经济事务时必须明确界定法律用途和权限，后者则直接指出：国会不能把本属于自己的核心权力，随便扔给总统任意使用。这两项原则，是美国宪政体系中制衡滥权的重要保障。若不行使，美国将走向一个行政权膨胀、立法空心化的法治虚壳时代。
这场诉讼的意义远远超越五家企业的经济损失。它关乎整个美国社会的宪政根基，总统到底是不是可以绕过国会，随意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没有宣战、没有协商、没有授权的经济战争？
在过去两个月，美国对中国、欧盟、印度、墨西哥等数十国接连挥舞关税大棒。最新的一轮，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145%的史上最高关税，对数百种进口商品不设上限“惩罚”。而面对美国产业界的全面反弹，财政部长贝森特却在记者会上甩锅称“这是中国的问题”，试图用民粹式的舆论操控来掩盖美国政府的无能与法律瑕疵。
但问题是：美国的宪法不是靠民调决定的。令人警醒的是，整个过程中，美国最高法院几乎保持沉默，国会也基本沦为看客，只有个别法学者和企业站出来抗争。这种情形下，索明的诉讼行动不仅是一场法律挑战，也是一种体制内的觉醒，是在为美国保留最后一丝制衡的火种。
在这场审判里，真正维护“自由贸易”的，竟然是那些因加税而亏损的美国企业和他们请来的教授律师；而大肆鼓吹“自由市场”的白宫，反倒变成了挥舞大棒的计划经济者和贸易控制狂。
对于全球观察者而言，这场“美国人告美国政府的关税案”极具示范意义。一方面它暴露出美国内部对关税政策的不满和分裂，另一方面它也说明：所谓“法治国家”并不是天然稳固，一旦行政权滥用得不到制衡，宪政崩塌就在眼前。
如今，中美贸易战正处在危机升温的临界点，世界也在担忧美国是否会像冷战时期那样全面退回封闭经济与单边主义。索明的诉讼，是为美国敲响的一次警钟，贸易战可以打，政策可以争，但法治红线不能踩，宪法底线不能破。
美国的总统权力不是封建王朝的圣旨，不是说加就加、说罚就罚。一个靠征税发号施令的总统制度，终将反噬自己。贸易战可以毁掉经济，而违宪的贸易战，会把美国法治的根一并拔起。如果美国还想保留自己作为“规则制定者”的那点余温，它首先要做的，是学会守自己的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