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时刻，舞台剧《禹城大战》以对日寇“最后一战”的艺术重构，填补了抗战叙事的重要空白。这部由黄宏担纲创作并主演的作品，将视角聚焦于1945年12月禹城那场鲜为人知的战斗，在历史褶皱中打捞个体命运，用戏剧的温度焐热集体记忆，让“胜利”二字拥有了血肉丰满的情感重量。
打捞历史褶皱：在“胜利后的战斗”中重构叙事肌理
禹城战役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收官之战”，长期隐匿于历史深处。剧作敏锐捕捉这一特殊节点——当日本宣布投降三个月后，在禹城驻扎的日军仍凭借铁路枢纽负隅顽抗，将“胜利”推向更复杂的博弈现场：东北劳工马长寿死里逃生归乡，却见女儿马二妮已成为民兵队长；国民党“接收大员”范冀带着傲慢而来，日军却以“只向重庆投降”的执念暴露军国主义的顽固性。这种“胜利后的对峙”叙事，打破了非胜即败的简单认知，揭示出战争结束后的政治角力、侵略者的死硬，以及普通民众从“求生”到“觉醒”的精神蜕变。
剧中对日军拒不投降的刻画极具历史纵深感。山谷大队长将军刀视为“帝国荣耀”，却对脚下中国土地的血色视而不见；小野队长擦拭樱花照片时的温柔，与屠杀百姓时的冷酷形成分裂，暴露出战争对人性的异化。这些细节让“侵略者”超越脸谱化，成为军国主义毒瘤的具象化呈现。而马长寿在东北的逃亡与禹城民兵的抗争双线交织，恰似沦陷区苦难与敌后抗争的命运交响，共同编织成“人民战争”的完整图谱。当赵主任怒吼“这里是中国的禹城”，这句台词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当代对领土主权的庄严宣示。
家庭叙事：战争暴力的微观投射与情感锚点
剧作以马长寿一家的命运为棱镜，折射出战争对普通人的全方位碾压。当马长寿推开家门，看到堂屋中央供奉的“马长寿之灵”“刘翠花之位”牌位，活着的人被当作死者祭奠，死去的人连墓碑都成奢望——这个荒诞场景成为战争撕裂家庭伦理的残酷注脚。剧中，家庭成为历史暴力的最小承受单元：东北劳工带回的染血军装、民兵队传递信号的红布条、日军司令部的和式屏风与马家旧木桌的对峙，都在静默中上演着文化与命运的博弈。
人物弧光：在人性褶皱中照见历史的真实
《禹城大战》的人物塑造摒弃“高大全”模式，聚焦“普通人的觉醒”，让每个角色成为历史的“多面体”。马长寿从东北劳工营的“逃生者”到扛起炸药包的“抗争者”，源于层层递进的现实刺痛——民兵捐盐时的震颤、女儿被捕后的绝望、牌位前的痛哭，最终在“活着是为了更多人活着”的顿悟中完成精神蜕变；国民党军官范冀不满上级命令却受制于军规，同情百姓却维护“正统”，当他穿着国民党军服与八路军并肩作战，象征着民族大义对党派分歧的超越。
《禹城大战》的价值，在于它拒绝将历史作为僵化的标本，而是以戏剧的方式激活其当代性。当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历史修正主义沉渣泛起，该剧用禹城战场的枪声提醒世人：正义的胜利是无数普通人用血泪浇筑的丰碑，对侵略者的警惕、对和平的捍卫，是刻进民族基因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让“英雄”走下神坛，还原为会恐惧、会犹豫的凡人，让“爱国”成为源于对家人、土地热爱的朴素情感。
2025年的剧场里，年轻观众为马二妮的牺牲落泪，为马长寿的觉醒鼓掌——这部剧便完成了它的终极使命：让78年前的枪声不再是史书上的铅字，而是化作舞台上滚烫的泪水、颤抖的双手、坚定的步伐，成为流淌在当代人血脉中的情感共振。正如禹城既是地理坐标，更是大禹精神的传承地，《禹城大战》用戏剧的温度，让“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当舞台大幕落下，那些在历史褶皱中闪光的人性，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永恒坐标。（文/李恒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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