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作者 | 猫须
本篇编辑 | 猫须
插图来源 | ganylee_
第一次住院三十分钟，但被妄想折磨已经四年
去年10月，当精卫中心的医生第二次给我开出住院单的时候，我真的入院了。这是我当天去门诊挂号复诊时完全没想到的事，因为那段时间我的病情一直十分稳定，残存的妄想症状也因为药物治疗去除得差不多了。医生给出的入院理由是希望我能通过住院两周，将药物调整到一个更合适的剂量。医生说这样不止可以完全去除妄想这一阳性症状，也可以去除掉长期以来困扰着我生活的阴性症状，像看书看电视时难以集中注意力，时不时的容易开展不当联想等等。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收到医生的住院单。其实第一次来医院时，医生就给我开了入院单，那时的我病得真的挺严重的。
那是2024年6月，我脑海中还残留有很多妄想，但依然坚信自己没病，每天活在自己的妄想当中。那一次，当我爸联系好医院的保安和护工把我绑缚在病床上强制推到住院部时，我拼命挣扎，一路上高声呼喊着我没病。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可怕。保安和护工把我推进病房后，一位年轻的住院部医生来到我的床边和我聊天，问了我许多问题。他的判断和给我开入院单的年长的门诊主任医生的判断出现了冲突。这位年轻医生认为我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先不住院，而是先尝试在家每天口服一片利培酮口崩片改善妄想病症。我爸妈在住院部听取了这位年轻医生的建议后商量许久，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当然不想住院，于是我们退了入院单，当天就出院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入院经历，住院时长约三十分钟，但离我第一次出现妄想症状，已经四年过去了。
怀疑被监控，大脑中上演现实版《楚门的世界》
这篇文章我重点想讲的是第二次入院经历。我第二次入院在2024年10月，与第一次入院相隔四个月。那时我的病情已经因为服用对症的药物而有了很大改善。妄想等阳性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但不当联想、畏惧社交、自责自罪等阴性症状还很严重。正巧从第一次入院那会儿就一直负责我病情的年轻医生被医院外派学习半年，我必须换一位医生诊断。那天门诊，我进入诊疗室，又从头对新医生说了一遍我的病情，大致就是从2020年起，我开始怀疑我的手机和电脑正在被监控，并怀疑我的生活正在网络的某处被直播，情节类似电影《楚门的世界》，而且因为一直在外独居，没跟父母交流，导致病情延误了四年才进医院。
被延误治疗的四年间，我换了好几份工作，也闯了好多祸。体重也从110斤，慢慢涨到了180斤，从一个乖巧可爱爱美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整日蓬头垢面不在乎形象的胖子。尽管吃了四个月药以后我已经没有被监控的感觉了，新医生还是一听我的症状描述就建议我立刻住院治疗，因为虽然阳性症状消失了，但阴性症状如果依然严重的话，还是会严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住院的目的，就是尽快去除掉阴性症状，还我健康生活。于是，第二张入院单开了出来，我当天下午就住进了7楼病房，不过这次和上次不同，这次我是自愿的。我希望能通过住院尽快治好我的病。住院的当天下午，我第一次有这样大段的空闲时间去思考我的新身份——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在病床上，我蜷缩着身体，想哭却哭不出来。听说精神疾病患者也是残疾人，是可以申请残疾证的，难道我从今以后就是一个残疾人了？
我十几年努力学习，一本院校毕业，英国留学回国，近十年上市企业工作经验等等光鲜履历在“精神疾病”这四个字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以往健康时的快乐回忆与生病后各种光怪陆离的妄想交缠在一起，侵袭着我的大脑，我像深陷在记忆迷宫里那般找不到出口。我正因此沉浸在悲观、忧伤、痛苦中时，负责我的住院部医生来找我了，打断了我的回忆反噬。她是一位头发很长，眼睛大大的女医生，因为戴着口罩，不知道她长什么样，看起来年纪不大。她问了我很多问题，于是我不厌其烦地将门诊时说过的故事又说了一遍，但她问得更细致：“你觉得你在被直播，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要直播你吗？”“我觉得是要拍摄一部教育片，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纠正、管控我的行为，让我不做坏事、错事。”“你有怀疑对象吗？是谁在直播你？”她问。“有，我怀疑我以前的同事。”跟她的对话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她认为我有被迫害妄想，也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不要担心，吃五年药，可以恢复地跟正常人一样。”最后她留下这句话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病床上继续发呆。五年，人生有多少个五年？不，十年？生病耗费了五年，要恢复健康还需要耗费五年，加起来就是十年。我看着床头我爸给我拿来的在家看了一半《基督山伯爵》陷入了思考，唐泰斯入狱十四年也能重新开始，对我来说，这十年过去后，我是否真的能重新开始呢？
是否要告诉别人我生病了？两种想法的冲突
住院前我对精神病院的住院部有很多不好的想象，因为大众媒体总会用一些猎奇的标题报道精神病患者住院的生活，就像大众总会对一个正常人突然生了精神病的原因充满想象一样。其实就我住了两周的实际体验来看，病房里并没有发生过太多猎奇的事发生，除了新人进来如果情绪很不稳定，会被绑缚在“重症室”观察24小时，极个别“老住户”会在公共区域喃喃自语，有时会有意和护理人员、病友起冲突之外，大部分时候病房的生活很无聊，所有日程都按护士排的流程表进行。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做操，几点钟吃饭，几点钟看电视都被安排地很妥当精细。因为不能使用手机，住院真的很无聊。我每天除了吃饭和吃药以外，都在等待，等待工疗，等待理疗，等待称重，等待洗澡，等待剪指甲，等待打电话回家，等待医生问诊等等……总之就是简单的集体生活。当然，偶尔也有几个行为古怪的病人让我为之侧目，比如有一个女病人，明明没有怀孕，却走到哪里都挺着个肚子假装怀孕的样子；有一个阿姨，一日三餐都要拿着餐盘去洗手间地上坐着吃；
大部分病人安静和服从，因为大家进来的目的都是为了配合治疗，尽快出院。我希望能在这里交上同龄的，也患有我这个病的朋友，相互安慰，交流关于诊疗的信息，所以每天的空闲时间都在和聊得来的病友聊天，在走廊散步。在这里，我认识了手臂上满是自己割伤的刀疤的12岁女初中生，深受幻听折磨的985毕业生，母亲一起陪着住院医科休学生，被学校怀疑是抑郁症送进来的大学生，被公司同事怀疑是双相送进来的律所财务……当然，还有更多没那么多标签的普罗大众——因为乱花钱跟老公吵架被送进来的家庭主妇，在公众场合闹事被警察绑进来的嫌疑人，因为症状复杂，从几百公里外远道而来求医的女工……虽然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但我依然每天都在计算着日子，等待探亲日的到来。我在等爸妈来看我，希望他们能准时接我出院。住院的这段日子，两种想法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碰撞，一种是大方承认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以一种全新的身份生存下去，另一种是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我生过这种病。最终，第一种想法获得了胜利，因为当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时候，我内心是害怕的。我始终会害怕不知道哪个人终有一天会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件事。我不想一辈子活在担惊受怕中。有一次探亲日时，我婶娘来看我，她一见到我就哭了，说我受苦了，病的这么严重，我也眼泪盈盈，却流不下来。原来我在伤心时会哭，在绝望时却欲哭无泪，甚至有点想笑。
绝望中的转机，在郁金香陪伴迎来新的开始
直到出院这么久，我也在郁金香工作了三个月了，我还会时常回忆起住院时的事，不是具体的某件事，而是某种情绪，我可称之为绝望。我当时觉得，无论我未来做什么、怎么做，我的人生就是和同龄人不一样了，我的婚恋、职业、交友都会因为这种叫精神分裂症的疾病提前终结，我再也无法体会到平凡人的快乐和幸福了，只能在一个叫作“病人”或者“残疾人”的框框里做自己能做的事。两周很快就过去了，我爸妈如约来接我出院。住院调药很有效，我身上疾病的阴性症状也得到了很大缓解。这让我不仅可以更顺畅地与人交往，也可以开始看电视看电影了。只是我的想法到这时候还依然很悲观，就像我上面所写的那样，我觉得生病后的人生是绝望的，无意义的。我还深深地陷入和他人，也就是健康人的比较当中，老是想象着要是这一切没有发生该有多好。正当我陷入抑郁当中出不来时，两个人恰逢其时的出现拯救了当时不断自怜自罪的我——一个是我住院时认识的一位比我大11岁的病友姐姐，另一位就是郁金香陪伴的小白老师。
出院以后，我就加上了这位病友姐姐的微信，她几乎是天天陪我聊天。她的人生信条是知足常乐。她告诉我，我已经很幸福了，不应该陷入和他人比较中去，因为我的父母很爱我。我还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发病那会儿相比，我现在已经瘦了二十几斤，减肥卓有成效，我还找到了郁金香的工作，可以上班。她让我多看自己拥有的，少看自己没有的，也不要去想已经失去的。她几乎每天都会给我分享一些小确信的瞬间，像她自己做的菜，烤的蛋糕，包的包子，还有养的植物等等，一步一步地，她努力把我的思绪拉回当下，拉回现实，而不是漂浮在过去与未来交汇的虚空里。第二位，小白老师，不用多说。在我正式通过青年岗位计划入职郁金香之前，我和我爸就来找小白老师聊过好几次。小白老师每一次都对我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和鼓励。我给小白老师发我生病前的照片，小白老师笃定地说，你以后在郁金香工作，很快会恢复以往的美丽和健康的，他还说，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感谢自己曾生过这样的疾病。我会感谢吗？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这样的大爱，但我希望能有一天不再憎恨自己曾遭受过这样坎坷的命运。
备注：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文章中的分享，仅做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