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安德鲁访谈录
记忆的群岛
原载于2019年10月16日《德科未来城市》
文︱刘德科
世界上最难设计的建筑,恐怕莫过于北京天安门前的那个「蛋壳」。
这块地,实在太特殊了:一街之隔是人民大会堂,另一街之隔是故宫。因此,盖出的房子绝对不能喧宾夺主。
它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址,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工程一直未能上马。等到再度决定兴建它时,已是1997年,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拍板。如此高规则,只因它的名字叫做「国家大剧院」。
几十年的发愿时间和超高规格的决策流程,就像两个魔法师,把这个工程变成了这世上最难写的一道「命题作文」。你可以想象,无论哪个建筑师来设计,都将压力山大,并且很可能吃力不讨好。
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先生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竞标,赢得了这个绝世无双的项目。当时朱镕基总理在接见他时,一字一顿地说:「我们接受你的设计,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给你的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全中国人民都会来品评你的作品。有51%的人赞同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
当保罗·安德鲁先生拿出它的「蛋壳」方案时,还是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把这么一个巨大的「蛋壳」放置在如此显赫的位置,即使出手再温柔,也难免遭受一堆骂声——民粹主义者因此痛斥「中国沦为国外建筑师试验田」,连开工仪式都被迫取消。
更糟糕的是,在建造过程中,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厅发生了屋顶坍塌事故——那是保罗·安德鲁先生的成名作。好几年前我遇到他时,还非常不礼貌地问了他这个尴尬的往事;他说,那真的不是因为他的设计才出了问题。
最终,保罗·安德鲁先生熬过了那段艰难时光。2007年,国家大剧院落成,既没有喧了故宫的宾,也没有夺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安静地躺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它身畔的湖水,倒映着它自己和北京的天空。它的入口通道,被设计在湖水之下。
喜欢它的人,把它列为「中国十大新建筑奇迹」;不喜欢它的人,仍然会让批评声不绝于保罗·安德鲁之耳。
杭州
保罗·安德鲁先生在世时,我们曾经呆过一整个下午——中午一起吃了川味泡菜,然后四个人坐在一个茶室里闲聊。
当时他担任浙大建筑系名誉主任,每年都会花3个月时间在杭州,给学生上课。那天,他来看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安藤忠雄的作品;但是还没完全竣工,工地围墙上还有安藤的大幅喷绘照片。保罗·安德鲁先生倚在桥上,跟着河流与围墙上的安藤四目相对。我顺便拍张照片。
保罗·安德鲁先生说,把这张照片发给我。他要给他的朋友安藤看看。
巴黎
2018年10月11日,保罗·安德鲁先生在巴黎逝世,享年80岁。
那天,他的那本《记忆的群岛》,在我整理书架时,恰好掉落在地板上。斯人已逝,他柔和的赠言,还留在我那本泛黄的《记忆的群岛》的扉页上。
你可以说《记忆的群岛》是一部小说,也可以说它是一部诗歌,或者说它就是一部梦呓——如果有梦呓这种文学体裁的话。他把「遗忘」这个动词,比喻成「水」这个名词:「今天,遗忘在它不可遏制的上涨过程中,不再放过任何一座房子,任何一个花园。水涨得汪洋一片,一切都在难以言表的焦虑中消散;那是一种我熟悉的焦虑:是它创造出了我无力相对的墙,和我记忆中的群岛……」
斯人已逝,再读《记忆的群岛》,有更深的感伤与孤独。
我捡起掉落在书房地板上的《记忆的群岛》,看到了他在书中画的一幅乱麻。他说:「我知道,只需要一些耐心,就可以解开这一团乱麻,至少如果它只是由一根线绕成的。」
每次到北京,我都努力去看一眼保罗·安德鲁先生的国家大剧院。无论别人如何批评它,我总是借由它提醒自己:饱含创造力的艺术创作,总有办法化解任何规格的压力,最终向美挺进。
保罗·安德鲁先生在《建筑回忆录》书中说:「建筑师要做项目的奴隶,而非国王。」只是,很多人似乎都忘了,奴隶比国王更需要技术含量与艺术想象力。
保罗·安德鲁先生留在中国的最著名建筑作品,除了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国家大剧院,还有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我问他,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天花板上为什么会有无数支「箭」?保罗·安德鲁先生说,那是为了让光线顺着那些「箭」弥漫到辽阔的室内空间,让光线更柔和。
即便辽阔,也要柔和。
那些光,或许是保罗·安德鲁先生留在中国的最美礼物。
刘德科·建筑师访谈系列
主编-何玲 影像总监-费嘉
编辑-卢丹婷 编导-沈奕飞 摄像-王德正
商务总监-周慧慧 总策划-王冬莺 总编辑-刘德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