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倩
不知是谁发明了运动会这一集体活动，每年举办春秋两季，春季运动会大都安排在“五一”放假前。
作为高校大院子弟，我每年都要经历两次运动会，大操场上围观一次，自己学校参与一次。大操场毗邻一家国营养鸡场，越墙而过的鸡粪味，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但时间久了，大家竟闻不出臭来了。
从彩排、走方队，到开幕式当天，最后一天下午是教职工托球慢跑，我和小伙伴一遍遍检阅，一年年围观，其中的程序倒背如流，看个过瘾。
操场上有处三脚铁架子，是裁判发令的地点，“各就各位，预备——”接着，鸣枪发声，划破天际。每年裁判都是同一人，是外语学院的一位老教师，头戴红帽子，着藏蓝色运动装，还拎着军用水壶。
好多次我都想爬上铁架子体验一把，却没有勇气。直到有一天午后，刚下过一场大雨，我爬了上去，铁架子早已锈迹斑斑，我模仿裁判的样子发号施令，顷刻，内心被浓稠的烟雾包围，仿佛弄丢了什么，怅然若失。
运动会开幕式上，方队走过主席台的瞬间，伴随一句“向右看，正步走”的口令，无数双腿齐刷刷正步走，半空中形成一片扇弧形，目光聚成一道白色的闪电。此刻，风穿过头顶树梢的罅隙，远看像是落下一层红色的雪，脚步踏破贞静的雪，疾驰的光在地上抖动。原来，那是杨树芒子，捡回家可以蒸大包子。
庄严、肃穆，雄赳赳走过主席台，那是班级的荣光，也是一个人浩浩荡荡的孤独。
当我被班主任选拔进了方队，方知个中滋味。距离运动会半月开始提前训练，站队形、喊口令、练踢腿、变换队形，还有外加的展示动作，千百次重复，只为开幕式上的绽放，晚上回家感觉好像浑身散了架。
我从二年级走到上中学，操场还是那个操场，只是我不再是从前的我——看世界的角度变了，内心有了更大的梦想。
那时候开运动会，我们穿校服、白网鞋，后背上面，母亲给我缝上号码牌。
老师提前一天布置作业——写广播稿。如果稿件在运动会现场被朗读，比中彩票还高兴。我绞尽脑汁地写，越写越兴奋，好像自己得了冠军。
除此之外，还要自带午饭，无非是煎饼果子、烧饼火腿简餐。有一年我有短跑项目，我妈给我带了“升级版”的中式汉堡，塞满火腿，还有俩鸡蛋，我哪能吃得完？傍晚，运动会结束，操场空下来，像偌大的剧场，我啃完了汉堡才回家。
印象中，我跑过短跑、接力赛跑，参加过跳远、跳高、铅球等项目。
有一年，4×100米接力跑，接棒的时候，一不小心给掉了棒，我立马慌了神，俯身捡起木棒冲了出去，跑得昏天暗地，五脏六腑都跟着动，集体荣誉在此刻得到了具象化。庆幸的是，最后一棒的同学反超，我们大获全胜！
实际上，成绩好坏是次要的，跑完了绕着操场走上半圈，有同学过来递上矿泉水或巧克力，那一刻，我觉得全世界都变得温柔如许，阳光不那么刺眼，穿过树梢的风轻声吟唱，树叶簌簌响动，抹一把汗水，泛起晶体冰糖似的光。耳畔响着广播站的播报声，声浪四起，如擂鼓声，在心头荡漾。石台子上的牵牛花枝蔓缠绕，不知为谁吹奏报幕曲，又为谁唱起了童年的歌。
作家史铁生曾说过，第一喜欢田径，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他喜欢体育远超文学，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文学与体育相通之处在于追求“无我”的状态。
跑步考验体能和耐力，起跑容易，反超难，坚持到底更难。不是反超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想想看，人生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无论你怎么跑，都看不到终点，如此背景下，还要咬牙坚持，如盲人行走，走下去，别停歇，就已是胜利。
只不过，运动会稍有不同，高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最终难逃大庭广众下的胜负，总有人扮演失败者角色。
因此，某种意义上说，运动会的观赏性大于竞技性，它属于集体大狂欢，跑啊跳啊，呐喊助威，图个放飞心情，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集合大家强身健体。这与孔子携弟子泗水游春异曲同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关键是要身心放松——开运动会，就是要释放，要随心，“沐春风，咏而归”，每个人都做回真实的自己。
开运动会的大操场，从土路、沥青到后来的塑胶跑道，设施不断升级，一墙之隔的养鸡场也搬走了，鸡粪味荡然无存，但不知为什么，当年的快活一去不复返了。
人至中年，我猛然意识到，命运才是终极的裁判，我们都是“人生”这场赛事的运动员，或主动，或被动，都势必要经得一番淬火历练，饱尝失败的当头棒喝。摔倒了爬起来，受伤了从头再来，真正的惨败是自我的放弃——命定的局限不可逾越，唯有勇敢地超越、冲破樊笼。
我愈发觉得，运动会赛场上喊过的一声声“加油”，慢慢地，都回到了自己身上，幻化为精神的火焰。
而那些年，雄赳赳走过主席台的瞬间，恍然如昨，青春的面孔在眼前浮现……
(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