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白的可以变成黑的，原告也能被打成被告。
这不是绕口令，而是正在山东泰安这片土地上，真实上演的一幕。剧本的主角，是一位名叫高丙芳的女律师。
她最初的角色，是站在白的一方，是75名为血汗钱所困的农民工。他们是法律意义上的原告，是需要被帮助的弱势群体。高丙芳的任务：
是帮他们讨回被拖欠的工资。
一番操作猛如虎。官司从区法院打到中级法院，历经波折，最终，高丙芳代理的农民工：
赢了。
74份胜诉判决，白纸黑字：
要求违法转包的总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支付那笔高达261万的欠薪。
按照正常的剧本，故事到这里，应该是正义得到伸张，律师功成身退，农民工拿到补偿。
但现实，往往比剧本更离奇。
转折来得猝不及防，且力道惊人。
那位帮助原告讨薪的女律师，自己被推上了被告席。
那位曾经挥舞法律武器为民工冲锋陷阵的法律专业人士，最终被另一份判决书认定有罪：
虚假诉讼，刑期四年。
白的，就这样，一步步，在法律的名义下，变成了黑的。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故事的开端，是一家名为泰安泰山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
国有企业。
名字里带着泰山，似乎也想沾点稳固的光：
他们承接了小学的工程。
然后，工程像烫手山芋一样，被递了出去。
第一站，到了泰安市粥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粥店建筑公司）。这是一家：
有头有脸、有资质的公司。
但粥店建筑公司似乎只想当个：
二传手。
他们没打算自己挽起袖子干活：
他们违法了。
工程被原封不动地转给了个人，一个叫赵某的自然人。赵某手里：
没有那个金贵的施工资质。
风险的种子，在第一铲土落下前，就已经埋好。
赵某也不是链条的末端。他握着总包合同：
转身又把其中的包主体，分给了包工头米某。
米某手下还有人。他又把一部分活儿，甩给了另一个包工头，陈某。
陈某，成了最终的监工，负责招呼那些真正干活的人：
75名农民工。
他们是链条最底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环，用汗水和体力，一砖一瓦地建起学校的楼房。
2018年7月，工程完工。新学校矗立起来，准备迎接朗朗书声。但工地上的喧嚣并未散去，反而酝酿着一场风暴。
链条断了。上游的赵某，那个没有资质却敢接盘工程的个人，因为卷入了其他经济案件，资金链彻底断裂:
人被抓进了高墙之内。
他欠着米某的工程款，一笔高达432万元的巨款，还不上了：
人在里面，钱在外面，但就是没有。
米某傻眼了。他是垫资进场的，投了钱，投了人，投了设备：
现在下游工程款收不回，上游赵某又指望不上。
更要命的是，他手下的陈某，以及陈某带着的那75名农民工，总计约261万元的血汗钱，也没了着落。
工人们开始找陈某要钱。陈某两手一摊，没钱。他又去找米某。米某看着自己几百万的窟窿，欲哭无泪。
农民工的焦虑是真实的，他们的等待是有限的。为了不让事态失控，也或许是出于包工头那点朴素的江湖道义，米某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垫付了。
他东拼西凑，硬是凑齐了那261万，替陈某把75名农民工的工资结清了。据后来检方的调查，这笔钱，在2017年底，大部分工人确实是拿到了。
2
工人们暂时松了口气，拿着钱回家了。但米某的心，彻底悬了起来。垫出去的钱，加上自己应得的工程款，几百万元，打了水漂：
他必须把钱追回来。
米某不是没想过走法律途径。2018年，他把赵某和粥店建筑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追讨工程款。
官司在泰安市岱岳区法院开打。结果出来了，法院判赵某还钱，支付工程款和利息：
但对于粥店建筑公司，法院认为，他们不担责。
理由是，粥店公司已经按合同把钱付给了赵某，赵某欠米某的钱，属于他们之间的纠纷，与粥店公司无关。
米某不服，上诉。他想不通：
粥店公司明明是违法转包。
是他们把工程给了没资质的赵某，才导致了这一切，怎么能没责任？
2019年3月20日，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
维持原判。
法律似乎给粥店建筑公司披上了一层金钟罩。这家违法转包的企业，在这场工程款追讨战中：
毫发无损。
判决书是生效了，但赵某在高墙之内，身无分文。法律文书，最终还是一张白纸。
米某的几百万，依旧遥遥无期。
正规的法律途径，似乎走到了尽头。但生活还得继续，账，总得有人认。
米某和陈某，带着那些虽然拿到了垫付款、但也知道工程款被层层卡住的工人们，走上了另一条更具特色的路：
去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他们成了泰山建设公司清欠办的常客。这个挂着牌子、专门应对讨薪讨债的办公室，见证了他们一次次的陈情和诉苦。他们希望，体制内的力量能介入，解决这个死结。
时间流逝，希望渺茫。就在米某和陈某几乎绝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2019年4月，在又一次徒劳无功的反映情况之后，清欠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向他们提到了一个名字：
去找高丙芳律师试试吧，她是这方面的专家。
高丙芳，50多岁，泰安本地律师，山东舒志律师事务所主任。她不仅有十几年的执业经验，更难得的是，她懂建筑。这源于她早年在建筑行业的从业经历。在当地律师圈，她以处理建筑工程纠纷闻名：
据说还因为热心帮助弱势群体维权，得到过官方的表彰。
米某和陈某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找到了高丙芳。
3
在高丙芳的办公室里，米、陈二人讲述了他们的困境。据高丙芳后来的陈述，他们当时告诉她：
米某还欠着陈某260多万的工程款，而陈某则欠着手下75名农民工同样数额的工资。
工人们天天上门催债，搞得他们鸡犬不宁，希望高律师能出面，通过打官司，帮工人们把劳务费要回来。
他们还带来了另一位难兄难弟，包工头程某：
手下也有42名工人被欠薪。
高丙芳评估了情况。这是一个典型的：
烂尾工程欠薪案。
下游包工头没钱，中间转包人没钱且已入狱，有钱的总包方在之前的工程款诉讼中已经：
成功甩锅。
但高丙芳看到了法律体系中隐藏的另一条通道。工程款官司输了，不代表农民工工资的官司也会输。
她熟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明确规定：
总承包企业违法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总承包企业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这是一个专为保护最底层劳动者权益而设的后门。
高丙芳的诉讼策略清晰起来，避开复杂的工程款纠纷：
直接抓住农民工工资这条主线。
利用法律对弱者的倾斜保护，直击要害，那个违法转包的总承包方，粥店建筑公司。
她接下了这个委托。
第一次尝试，她想用代表人诉讼的方式，让工班长代表所有工人起诉。但粥店公司不同意合并审理，法院以程序问题驳回。此路不通。
高丙芳迅速调整。
2019年10月，她采取了：
蚂蚁搬家式的战术。
75名农民工（程某那边的工人最终没有加入诉讼），每一个人，都作为独立的个体，向岱岳区法院递交了诉状：
75份诉状，同一个被告，陈士昌、粥店建筑公司。
同一个诉求，支付劳动报酬。
高丙芳和她的团队开始了繁重的工作。据称，大部分授权委托书都是律所助理亲自找农民工签的字，以确保程序的合规性。当然：
也有部分材料是米某那边提供的。
似乎是为了防范未然，高丙芳在微信上给包工头们发过一些警示信息。她转发了关于虚假诉讼和伪造工资表可能构成犯罪的案例，甚至分享了一篇标题为《80后湘籍农民工讨薪，被诉虚构工资表诈骗》的文章。她似乎在说：
有些界限，一步都不能越。
庭审开始了。粥店建筑公司依旧抗辩，理由还是那些：
钱付过了，下游的烂事与我无关。
但这一次，法官的天平，没有再倾向他们。
2019年12月，判决结果密集出炉。
除了1人撤诉，其余74起案件，结果惊人地一致：
工人胜诉。
判决书写得明明白白，粥店建筑公司违法分包，必须为下游包工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总金额261万余元。
这个数字，与米某当初垫付的工资额，惊人地吻合。
法律似乎在高丙芳的操作下，完成了一次巧妙的绕道，将本应由中间环节承担的债务：
成功地归位到了违法转包的源头。
粥店建筑公司自然不甘心，就其中3份判决提起了上诉。
2020年8月，泰安中院二审判决：
维持原判。
尘埃落定。74份生效判决，宣告了高丙芳代理的这场讨薪战役，在法律层面取得了完胜。
白的似乎真的就是白的，光鲜亮丽。
但命运的剧本，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埋下伏笔。
4
就在高丙芳和她的委托人沉浸在胜诉的喜悦中时，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粥店建筑公司，这家两次败诉的企业，没有选择继续上诉或申诉。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们走向了检察院。
他们向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材料，举报这74起看似普通的讨薪案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工资其实早就付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虚假诉讼！
检察院收到举报，如获至宝。民事诉讼监督程序，立刻启动。
检察官们开始下沉，走访，核实。他们找到了那些判决书上的胜诉者，农民工们。
一问之下，真相如同一层薄纸，被轻易捅破。
大多数农民工坦承：
工资？2017年底就拿到了啊，是米老板给的。
这个回答，直接釜底抽薪。如果工资早已结清，那么2019年的74场官司，基础何在？
更令人咋舌的还在后面。检察官们发现。名单里有7个人，压根就没在那个工地干过活，连自己当了原告都不知道。还有6个人，虽然干过活，但不在那个工地，也没想过要打官司。
至少13个原告，是虚假的。
检察官们又找到了米某和陈某。
这一次，面对国家公诉机关，面对可能降临的刑事处罚，两位包工头的说法，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他们承认了，工资确实是米某垫付的。他们还指向了同一个人：
是高律师让我们这么干的。
“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她工资付了。”
“她说没事，让我们咬死没付钱。”
这些供述，如同投向高丙芳的利刃：
将她从维权英雄的宝座上，瞬间拉下，推向了犯罪嫌疑人的深渊。
检察院迅速行动。
2021年，他们向岱岳区法院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再审。2021年11月26日，岱岳区法院撤销了69份一审判决。2022年5月25日，山东省高院撤销了3份二审判决。
2023年，最后2份判决也被撤销：
那74份胜诉判决，如同梦幻泡影，彻底破灭。
官方的定性随之而来，这是一起“以农民工讨薪名义讨要工程款”的虚假诉讼系列案。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2021年12月，岱岳区检察院曾在官网上发文宣传自己的监督成果，标题是《办理72件以农民工讨薪名义讨要工程款虚假诉讼监督案》。文中只提了米某、陈某：
对高丙芳的名字，讳莫如深。
文章还自豪地宣称：
线索是检察院自己履职中发现的。
似乎，高丙芳当时还不是故事的主角。
但民事纠错之后，刑事追责的脚步，已悄然临近。
检察院认为，这不仅仅是打错官司的问题，而是涉嫌犯罪。他们将线索移送公安。
5
2022年4月7日，泰安市公安局岱岳分局，正式对高丙芳、米培印、陈士昌涉嫌虚假诉讼罪，立案侦查。
刑事案件的机器，开始隆隆运转。
接下来的侦查过程，充满了诡异的气氛。
公安机关频繁地找米某、陈某、粥店公司法人、工头、工人做笔录：
唯独对那个被指控为主犯的高丙芳，在立案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不闻不问。
直到2023年3月，高丙芳才作为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
然后，她被取保候审。而米某和陈某：
早在此半年前就已取保。
高丙芳开始了她的申诉之路，坚称自己无辜，是被陷害的。
侦查结束，案件移送检察院。
2023年，岱岳区检察院将高丙芳、米培印、陈士昌三人，以虚假诉讼罪，正式告上了岱岳区法院：
命运的轮回，残酷而精准。
2023年至2024年，岱岳区法院，同一个法庭，不同的审判。
五次开庭，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
第一次开庭，干警：
带着防爆盾牌入场。
像是在面对某种不可预知的危险。
庭审的焦点，自始至终只有一个：
高丙芳，到底知不知道？
控方的逻辑很简单，米、陈二人指证，录音为辅，工人证言佐证，高丙芳就是明知故犯，是主谋。
辩方的逻辑也很清晰，高丙芳不知情，米、陈二人为自保反咬一口，录音证据存疑且被歪曲，微信记录反而证明，高丙芳曾提醒风险，事后追问才知真相：
核心债权真实存在，行为最多是民事瑕疵，不构成刑事犯罪。
双方的证据和逻辑，如同两条平行线，永远无法交汇。
她对着那段含混不清、充满杂音的录音，愤怒地斥责：
伪证！
她甚至怀疑录音者的身份，认为那声音根本不是什么女工韩某，而是陈某的妻子，要求法庭彻查：
请求被驳回。
米某和陈某，则在法庭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低着头，重复着对高丙芳的指控，表示认罪认罚：
一个坚决不认，两个低头认罪。
这场诉讼的天平，似乎从一开始就倾斜了。
2024年4月9日，一个普通的周二。
在案件审理途中，尚未宣判。
岱岳区法院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对正在取保候审的高丙芳：
变更强制措施为逮捕。
当晚七点，高丙芳在家中被公安带走，送往泰安市看守所：
判决前，先行收押。
而认罪的米某、陈某，依旧在外自由活动。
这个动作，传递出的信号，不言而喻。
2024年4月18日，逮捕后的第一次开庭。
法庭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高丙芳的辩护律师张新年：
就开庭通知、证据提交等程序问题提出异议。
审判长，那位在整个过程中都保持着陈年木雕般表情的法官，没有给予警告，直接下令法警：
将张新年律师强行带离法庭。
理由是扰乱法庭秩序。
另一位辩护律师和高丙芳当即申请审判长回避：
审判长当庭自己驳回了对自己的回避申请。
庭审在只剩下一名辩护律师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这一幕被旁听者记录、传播，法律界哗然。
高丙芳在法庭上，彻底崩溃了。她哭喊着自己遭受了不公，甚至向家人交代后事：
如果我死在看守所或者监狱，你们一定要尸检！
她的另一位辩护律师张翼飞，也难掩激动，含泪说道：
我从来没见过被告人被逼成这样！
庭审就在这样一种近乎失控的氛围中，走完了最后的流程。
2024年11月15日，一审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庭审结束。
法槌落下，休庭，等待宣判。
2024年12月20日，判决书来了：
法院全面采信了控方的证据和指控逻辑。
判决书认定，高丙芳明知工资已付清：
包工头支付工资是履行义务，不是垫付。
认定，包工头无权向总包追偿。三被告人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
高丙芳起主要作用，系主犯。
最后的量刑结果，重重地砸了下来：
高丙芳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五万，追缴违法所得一万。
高丙芳当庭表示：不服！上诉！
判决结果再次引爆舆论。这一次，法律界的批评声浪更加汹涌。
“挑战法治底线”、“违背常识”、“司法良心被吞噬”、“人心已坏，泰山崩塌”……各种激烈的措辞，充斥在律师们的公开评论中。
最高法原法官黄应生再次发文，痛心疾首：
不能让扶助弱小者蒙冤受屈！
担忧的核心，依然是那些老问题：虚假诉讼罪的边界在哪里？律师的执业风险如何界定？判决的社会导向是什么？惩罚了垫钱的好人，放过了违法转包的源头，这公平吗？
当然，也有声音认为，判决自有其道理，法律不容践踏，律师更应自律：
黑与白，似乎越来越难以分辨。
6
高丙芳的上诉，将案件带到了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年2月10日，二审第一次开庭。高丙芳更换了辩护律师，庭审延期。
新团队申请网络直播：
驳回。理由，法院的权力。
2025年4月，二审再次开庭。
熟悉的剧情再次上演：
辩护人申请被害人粥店公司出庭，被驳回。
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移出山东，被驳回。
申请审判长回避，被驳回。
高丙芳在庭上哭诉，要求公开直播，向天空辩护，依旧被驳回。
庭审中，米某、陈某再次出庭，坚持原来说法，指证高丙芳。
4月25日，庭审第四天。
辩护律师敏锐地抓住了米某更换手机的时间疑点，认为其现用手机可能存有未被发现的关键证据，比如串供信息，或者能证明高丙芳不知情的聊天记录。
辩护律师当庭提出申请，扣押米某的手机：
米某和陈某表示同意对质。
检察官站出来反对，理由是：
不符合程序。
审判长休庭合议后，宣布：
不予扣押，认为与本案事实无关。
一部可能藏有关键真相的手机，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却被挡在了证据大门之外。
二审庭审，在不断的程序争执和证据拉锯中，持续了多天，至今未有结果。高丙芳依然被关押在泰安市看守所。从取保候审到突然被捕，她失去自由已超过一年。她还在等待，等待二审的判决，或许也等待着某种形式的清白。
她的案件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当下法治进程中的诸多复杂面向。农民工讨薪的艰难，层层转包的痼疾，虚假诉讼罪的适用边界，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以及在法律、情理与权力之间那微妙而危险的平衡。
那个最初违法转包的粥店建筑公司，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波里，始终是那个：
最神秘、也最安全的角色。
而那些最初被欠薪的农民工，早已散落在天涯，开始了新的劳作。他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那场以他们名义打赢又输掉的官司，以及那位因此身陷囹圄的女律师。
泰山无语。它只是静静地矗立在那里，看着山脚下的人间，上演着一幕又一幕黑与白、是与非的纠缠与反转。
白的，能变回白的吗？还是，就此沉沦于无边的黑夜？答案在风中飘。
写于2025年4月28日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女律师代理讨薪被控虚假诉讼案”开庭：是否知晓工资已付清成焦点，2023.
澎湃新闻，女律师代理讨薪被控虚假诉讼案续：取保后，家属确认其被逮捕，2024.
法度LAW，律师替农民工讨薪一审被定罪，律界声援，2024.
新京报，律师代理农民工讨薪被控虚假诉讼，辩方申请法庭对质遭控方反对》，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