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攥着皱巴巴的车票挤上平远开往深圳的客车。那是张淡绿色的硬卡纸，“深圳”两个字被红戳子盖得发虚，像团模糊的火焰，在春寒料峭里烧得掌心发烫。
平远汽车站总飘着柴油味。母亲把装着霉豆腐的玻璃瓶塞进蛇皮袋，反复用布条缠紧瓶口：“到宝安别舍不得吃，炒菜时挖一勺。”父亲把烟屁股按进碎石堆：“在厂里别充好汉，钱攒着寄回来。”我穿着改过的中山装，内衬口袋缝着三百块现金，那是卖了两头猪才凑齐的“闯深圳基金”。
客车发动时，铁皮车身发出轰鸣。三十八座的车厢塞了四十五个人，我被挤在后排角落，左边跟我一样是带了个大蛇皮袋的大哥，右边是去龙岗电子厂的姐妹花。车窗玻璃缺了角，用透明胶带缠着，风灌进来时，能听见前排大叔的中山装后襟拍打着座椅靠背。
午后进入惠州地界，客车在沙土路上剧烈颠簸。司机突然急刹，全车人往前栽去，原来是头牛慢悠悠晃上了公路。姐妹花中的姐姐掏出小镜子补口红，弟弟在她耳边嘀咕：“姐，等我赚了钱，给你买支真的雅诗兰黛。”前排的打工妹们开始分享深圳见闻：“上步工业区的厂妹都穿连衣裙”“沙头角的电子表便宜到不敢信”“桂园路的大排档夜里能吃到凌晨三点”。我把这些地名记在烟盒纸上，想象着自己站在其中某个路口，成为霓虹灯里的一个小点。
暮色四合时，客车终于爬上深圳的地界。远远望见高楼大厦的轮廓，有人突然唱起《春天的故事》，跑调的歌声里混着塑料凉鞋蹭过地板的声响。
晚上八点，客车停在宝安汽车站。下车时，我的裤腿沾满了前排乘客掉的瓜子壳，蛇皮袋的提手勒红了掌心。路灯把人影拉得老长，有人朝着霓虹灯跑去，有人在站牌下辨认公交线路，我摸了摸内衬口袋的钱，转身走进旁边的公用电话亭。按键时，玻璃上“小心扒手”的贴纸蹭到了手背，听筒里传来母亲的声音：“到了就好，早点睡。”
夜风裹着海腥味吹来，远处的建筑工地还亮着灯。我抬头望去，刚才路上看见的高楼正在夜色中生长，钢筋骨架间闪烁着焊花，像撒了一把碎星星。这是我在深圳的第一个夜晚，脚下的土地还带着客车颠簸的余韵，而远处的万家灯火里，正有无数个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在客车的摇晃中，把故乡的月亮，酿成了城市的星光。
你又有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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