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rigitta van Rheinberg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全球发展总监
来源：普林斯顿读书会
本文字数较多，但故事精彩耐读！
商务君按：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简称“PUP”）工作37年，Brigitta van Rheinberg担任过销售、编辑和全球发展总监等多个职位，见证并推动了PUP从一家地方大学社发展为全球领先出版社的过程。如今，PUP已在三个大洲拥有三个办公室，建立起超越欧美的、更为全球化的作者群体。而能参与“将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出版能跨越国界、搭建桥梁、促进合作的书籍”这项伟大的事业，对Brigitta van Rheinberg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初入出版世界
我经常被问到在PUP工作了多久。当我回答“37年”时，对方时而给出惊讶的反应。
但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并非真的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我于1988年2月以销售总监助理的身份加入出版社，迫切地想要了解有关学术出版的一切。从那时候起至今，PUP已经经历了许多次演变。
我认为，埃里克·罗曼（Eric Rohmann）之所以雇佣我，是因为他对我在德国赫德出版社（Herder Publishing House）为期三个月的实习经历印象深刻，因为我通过了打字测试，也因为他毫不怀疑地认为我一定做事有条不紊且富有责任心（这符合一种刻板印象）。入职PUP几个月前，我完成了历史学研究生学业，刚从德国来到美国，因此这是我第一份“真正的职业”。我的老板当时并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会把自己在白天撰写的“备忘录”带回家，让我的美国丈夫查阅，以确保它们符合规范的“商务英语”。那时，我刚结婚，在美国的新生活正要展开。在工作上，计算机技术正要出现，但电子邮件这种交流形式还未在PUP出现（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我们有的只是打印出来的“备忘录”和大量的电话沟通。粉色的留言条随处可见，提醒大家错过了哪些电话！
在最初的几年内，我持续探索独立书店，建立起了新的代理商账户（以便它们得到必需的折扣）；撰写了出版社的第一封“作者信”（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举措，信中向作者介绍出版社的推广活动）；组织了“瑕疵书销售”，即清库存销售，并将我们的书单出售给“目录商”——即专门关注书单中特定部分的邮购业务。这些工作构成了今天“特殊销售与基层营销”（SSGRM）的早期雏形。
1994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展台
正是在那时，我深刻认识到出版社惊人的馆藏书目及其中的许多宝藏。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On War，由Peter Paret翻译，出版于1976年）销售至全国各地的战争和海军学院的经历令我印象非常深刻（译者注：本书为有关战争理论的经典著作。彼得·帕雷翻译并编辑的权威英文版使其成为军事战略和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如今，作为战略馆藏书目的一部分，我们正在筹备这本“常青”书目（即一本跨越多年持续拥有生命力的书）的修订平装版本，这让我感到兴奋。
也是在同一时期，我接触到了具有标志性的Bollingen书单。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最初于1949年出版的《千面英雄》（译者注：该书英文名为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作者在书中探讨了世界各地神话中的共同模式，并提出了著名的“英雄旅程”理论，对文学、电影和心理学影响深远）。1988年，坎贝尔在一档名为“神话的力量”（
The Power of Myth）的六集系列节目中接受采访后，这本书迅速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出版项目是“普林斯顿科学文库”（
Princeton Science Library，至今仍在持续）和“神话系列”（
Mythos series，现已停刊，其主要是对Bollingen书目的重新包装）。
这两个项目均为我上司的智慧结晶。他与当时同为销售部成员的平装版和重印版编辑密切合作，为这两个系列打造了极具吸引力的包装，使其能够进入零售市场。我们当时没有合约经理，更没有知识产权部门，因此我目睹了他如何处理各种棘手的版权问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给一家英国出版社写过一封冗长而详细的信件，尝试厘清Bollingen书单中各书目的所有权归属。那些年的经历让我获益匪浅。回顾过去，毫无疑问的是，销售部的工作为我之后在PUP的许多想法和项目奠定了基础。其中之一是我们于2024年4月1日推出的《荣格作品批判版》（
The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C.G. Jung）。
从销售、编辑到全球发展总监
就像谚语常说的“猫有九命”，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间，我担任过出版社的各个职位，包括特殊销售经理、版权与许可总监、历史与古典学编辑、历史与宗教编辑、集团出版人（即人文领域的编辑总监）、主编，以及过去七年内的全球发展总监兼副社长。我在编辑部门度过了职业生涯中最主要的阶段（1994~2017），但我对自己在销售和版权部门度过的“其他人生”充满感激，因为这些经历以各种方式拓宽了我的视野，并为我当下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那么，你可能会问，全球发展总监到底是做什么的？据我所知，这是大学出版社体系中相当独特的职位。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顾PUP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这个全球发展的概念来源，大抵可以追溯到90年代，当时我担任版权总监，频繁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在与来自欧洲顶尖出版社的编辑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很快注意到我们的书单中那些能“广泛传播”并成为热门翻译候选的书目。诸如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所著的
QED以及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总能迅速吸引那些编辑的目光。 〔 译者注：
QED: The Strange Theory of Light and Matter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的经典科普著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量子电动力学（QED ）的基本原理；
Multiculturalism为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代表作之一，探讨了文化认同、承认政治以及自由主义社会对于多元文化挑战的应对方式，深刻影响了当代关于多元主义与平等的思想讨论 〕 。对于聚焦美国的政治学书目或论文集，他们则只是快速翻阅几页版权目录。
1996年7月，Brigitta刚担任历史与古典学编辑
当我于1994年成为历史与古典学编辑时，经常回想起自己此前的工作。在接手前任编辑的工作后，我很快有了两个专注的领域：
1.我希望出版同时能为广泛读者接受并具有良好市场表现的顶尖学术书籍，即那类能在法兰克福书展或书店环境中畅销的书。
2.我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出版的译著如此之少，而我可以做出何种改变。
有一点应当解释的是，当时PUP并没有所谓的“畅销”或“通俗兴趣”书目，我们的大部分书单由学术专著构成。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曾向一位来自某知名欧洲出版社的编辑询问他对PUP书单的看法。他脱口而出的评价刺耳却真实：“落满尘埃但令人敬仰（dusty but venerable）。” 哎哟！
这必须有所改变。
当时，图书馆预算已被削减，我们的馆藏书销售开始明显下滑，但我们销量中很大一部分仍然依赖机构市场。独立书店势头较猛，而亚马逊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已然处于Barnes & Noble的“进攻”之下（1998年的电影
You’ve Got Mail曾描述这段发展）（译者注：Barnes & Noble为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零售商之一，以其大型实体书店、咖啡馆式阅读空间和广泛的图书、电子书及教育产品而闻名 ）。
此前，没有任何一位编辑部的同仁曾进行过校园访问。我大多数的编辑同事依赖教职员顾问，或等待学者造访普林斯顿大学或高等研究院的机会。当时出版社社长Walter Lippincott已就职数年（1986~2005年在任）。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学术专著市场的萎缩和图书馆销售的下滑，于是推动了两项重大变革：一是出版所谓的“通俗学术书”（trade books），二是彻底重塑出版社内编辑的角色。他要求编辑们不再囿于办公桌前，而是亲自拜访美国所有主要的大学校园，与尽可能多的学者交谈，主动搜寻书稿，并基于自身对学术领域的深入理解来策划出版项目。
奇迹般地，这个转向完全符合我的期望。我也想要出版一种不同类别的书，而不是我们被外界所熟知的那些“落满尘埃但令人敬仰”的专著。我记得那封颇令人生畏的公函，它指出，理想情况下，我们所有人每个月应当有一周（！）在路上。当时一些月份的情况也的确如此。于我而言，那是一场巨大的冒险——走遍全国各大高校，“面试”有潜力的准作者，深入了解自己所负责学术领域的发展生态。我应当补充的是，出差并非总是件容易事，尤其我还有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家。但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中，灵活工作制和对于家庭事务的关注并不存在，且被视为“个人问题”，甚至怀孕还被视作一种“身体残疾”。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据我所知，我是PUP历史上第一位怀孕生产的女性（1991年）。但这也标志着在PUP的工作生活的改变——如今的环境比过去好太多了！
慢慢地，出版社的出版方向开始转变。那几年令人振奋和陶醉，PUP也逐渐成为一个更具活力、更现代化的组织和出版团体。唉，但当我们宣布出版更多“通俗学术书”的目标时，得到的并不全是积极的反响。在部分学术界人士看来，这是一种对PUP学术使命的背叛。
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社也开始打造如今构成我们核心风格的科普、自然史和经济学书单。出版拥有广泛读者群的书目成为PUP使命的一部分，对此我感到非常兴奋，也很幸运地，得以找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作者。
构建全球学术出版社
那个时期最大胆的一步策略，或许是1999年PUP欧洲办公室的成立。初始团队仅有三人，直到许多年后我们才在英国有了一个编辑部门。2006年担任主编时，我花费了大量时间思考如何让这两个办公室更好地协作。如今，在庆祝PUP欧洲办公室成立25周年之际，我感觉我们终于“站稳了脚跟”，而现在拥有25名员工的“PUP欧洲”已成长为我们多年前设想的欧洲主要学术出版社。
正是在社长Peter Dougherty的任期内（2005~2017）——也大致是我担任主编的阶段——我们首次清晰地阐明了PUP的愿景：成为出版各学科最优质、最具学术影响力书目的全球领先出版社。的确，我们出版了一些通俗学术书，但这并没有偏离PUP作为学术出版社的使命，事实上，这些书正是我们学术使命的核心体现。
至此，我所处的位置使我终于能够推动那些我曾在销售和版权部门时幻想的针对编辑项目的变革，即出版不仅面向专业学者市场的书籍，而是触及更广泛学术读者，甚至大众读者的作品。从一开始，我们就为两个办公室阐明了一种全球出版战略，而不是像耶鲁大学出版社那样，将不同地区的办公室视为拥有独立出版方向的独立机构。
我们将核心战略定义为，获取我们所有书目的全球英语出版权（包括所有全球的翻译权），委托书目撰写，并拥有一个“平衡的书单”（即由学术专著、学术通俗书、通俗书、教材和参考书共同构成）。为委托书目提出想法是一个成功的PUP编辑的重要标志，在科学和经济学等传统上并非以书籍出版为重的学科中，这一点尤为重要。
此外，基于对各个书单的透彻分析，我们还致力于提升PUP书单的全球适应性和全球销量。
Jan Gross和Brigitta在纽约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上
在这几年间，我一直担任PUP的历史学学科编辑和出版人的职位，长达23年（1994~2017）。我所创建的历史学书单体现了上文中描述的许多核心策略和变革。其中，我尤为感到自豪的是推动“大历史”（big histories）类别书籍的出版，以及引进大量国际学者的译著。
“大历史”类别的典型代表包括乔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rickson）于2002年出版的《种族主义：简史》（
Racism, A Short History），以及埃里克·魏茨（c）于2007年出版的《魏玛德国：承诺与悲剧》（
Weimar Germany: Promise and Tragedy）。顺便透露一下，我与魏茨在多年的职业合作后，于2011年结婚。而在成功的译著出版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2015年出版的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的《世界的转型：十九世纪的全球史》（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这本书不仅成为PUP全球史书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有全球史研究者的必读作品。
此外，我曾出版过一本对国家历史的政治讨论具有深远影响的书——2000年出版的扬·格罗斯（Jan Gross）的《邻居：耶德瓦布内屠杀事件》（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在2017年出版尤里·斯列兹金（Yuri Slezkine）的《政府大厦：俄罗斯革命传奇》（
The House of Government: A Sag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也成为我在PUP担任历史出版人的完美收官之作。
PUP在中国
在中国设立办公室是PUP实现全球大学出版社愿景的重要一步。我很荣幸能从2015年起就与当时刚加入出版社的李灵茜（Lingxi Li）共事，并在2017年正式成立北京办公室，即Christie Henry接任PUP总监的那一年。
我们于2022年庆祝了北京办公室成立五周年，又在2024年6月的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正式启动了“普林斯顿-文研中国讲坛系列”（Princeton Wenyan Lectures），这一切都令人无比振奋。
正如你所看到的，“全球发展”的故事像一根红线，编织着我在PUP的时间。在三个大洲拥有三个办公室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尽管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拥有超越欧美的、更为全球化的作者群体，是全球大学出版社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平性和包容性的视角来看亦是如此。
最近的两个例子很好地呈现了“本土”作者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Rohit De 的
A People’s Constitution: The Everyday Life of Law in the Indian Republic（《人民的宪法：印度共和国的日常法律生活》）和姜以琳的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学神：新一代中国精英如何备战全球竞争》）。这两本书在美国被视为学术专著，而在其各自的本土市场——印度和中国——则成了畅销书。
我们全球出版战略的另一关键部分，是深入了解国际出版伙伴的出版计划，并与来自全球的志同道合的编辑保持联系。在担任版权总监期间，我最初是主动前往德国出版社，希望学习它们成功的秘诀，并与它们的编辑会面交谈。如今，这种“市场访问”已经成为我们版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版权团队已访问过日本、韩国、中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墨西哥、土耳其等多个国家的出版社。同时，我们也拥有了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员工群体。同事中的许多人拥有全球经历，精通多种语言，为我们的团队和出版工作带来了全新的体验。相关的例子在整个出版社中不胜枚举，我们创造出的这些连接令人欣喜。
另一项旨在将我们的书单变得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是“普林斯顿全球讲座”计划（Princeton Global Lecture initiative）。作为第一站，2024年6月，我们在北京大学正式启动了年度“普林斯顿-文研中国讲坛系列”（Princeton Wenyan Lectures），随后还与墨西哥学院（Colegio de México）和普林斯顿拉美研究项目（Princeto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Program）合作，推出拉美讲座（Latin American lectures）。此外，我们在美国与Planeta也有合作；通过PUP的全球出版人才项目（Global Publishing Fellowship program），我们在今年春天邀请了一位巴西编辑来到出版社，这为我们整个团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拉美研究项目都带来了令人兴奋的交流机会。
Christie Henry社长的领导给予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能够推行持久而深远的文化变革，并以此激励学术出版业内外的同仁们。在许多方面，这些年成为我在PUP最具乐趣与创造力的阶段，充满了如此多美妙的跨部门合作、广泛的对外联络，以及不胜枚举的新项目和新创意。除了全球出版之外，一个充满善意、包容精神和不懈支持的工作氛围也定义着我们。
过去几年间，我与新成立的知识产权部门（另一个由Christie支持的重大变革）合作推动了多个馆藏书目（backlist）项目。在很多层面上，这让我有一种回归初心的感觉——这正呼应了很多年前我进入出版业的起点。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有幸与出版行业内最能鼓舞人心和最具热情的专业人士共事，并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作者。将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出版那些能跨越国界、搭建桥梁、促进合作的书籍，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本文转载自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官方公众号“普林斯顿读书汇”（ID：PrincetonUP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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