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又给你儿子买新球鞋了？”阮红梅把切好的土豆丢进锅里，油星四溅。
“小孩子长得快，三个月一双不算多。”郑大川头也不抬，继续盯着手机里的工程图纸。
“那你欠我的材料费什么时候结？已经两个月了。”
“等这个工程完工，一次性都给你。”郑大川拍了拍她的肩，“咱俩谁跟谁啊。”阮红梅默默擦了擦手：“对啊，咱俩到底谁跟谁？”
1
钢筋场灰尘漫天，日头烤得地面发烫。郑大川叼着烟卷，看着新来的钢筋工搬运材料。
大多数男工都是一次扛一捆钢筋，而那个短发女人却背着两捆，步子依然稳健。
郑大川掐灭了烟头，从工地宿舍走过去，喊住了她：“喂，你是新来的吧？”
女人放下钢筋，扭头看他。她脸上蒙着一层灰，眼睛却格外明亮。
“刚从南边调过来的。”她声音沉稳，不像其他女工那样细声细气。
“我是这个工地的包工头。”郑大川上下打量着她，“你一个女的，扛这么重的东西不怕累坏？”
阮红梅笑了：“干工地的，哪有不累的？我前夫生前就教过我，干这行要么不干，要干就得比男人更拼。”
郑大川听到“前夫”两个字，眼睛稍微亮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常态。
“行，有志气。继续干，月底结薪水。”
当天晚上，一场暴雨袭击了这座正在改造的城中村。板房的铁皮屋顶被雨点砸得噼啪作响，像是无数小鼓在擂动。
郑大川拎着两瓶啤酒，敲开了工地办公室的门。老马正坐在里面看报表。
“大川，怎么这时候来了？”老马是市政监理，和郑大川算是酒肉朋友。
“来找你喝两杯。”郑大川脱下雨衣，抹了把脸上的水。
老马打开啤酒：“听说你们班组来了个女钢筋工？连小四川都说她干活利索。”
郑大川仰头灌了口酒：“长得还行，就是太瘦。前夫死了，估计带着孩子不容易。”
“你这是动心了？”老马挑了挑眉毛。
郑大川摇摇头：“我这条件，谁会看上？离了婚，还欠着一屁股债，连儿子都是寄宿学校。”
他们又喝了会儿酒，老马忽然说：“值班室有人敲门。”
郑大川起身去开门，看见小四川扶着阮红梅站在门口。阮红梅脸色通红，眼睛半闭着。
“老板，红姐发高烧了，女工宿舍没人会照顾她。”小四川是阮红梅的老乡，说话还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2
“多少度？”郑大川下意识问道。
“三十九度五。”小四川焦急地说，“我想带她去医院，但她说扣不起工资。”
郑大川轻轻叹了口气，扶过阮红梅：“老马，我送她去诊所，你帮我看着点工地。”
“你小子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老马笑着调侃，但还是拿起了钥匙。
雨夜里，郑大川的面包车载着高烧的阮红梅穿过泥泞的小路。车窗外的路灯在雨水中扭曲变形，像无数条游动的小蛇。
“坚持一下，马上到诊所了。”郑大川透过后视镜看着躺在后座的阮红梅。
阮红梅含糊地回应了一声，额头上的汗珠在昏暗的车灯下闪着微光。
打针、吃药、挂水，忙活了两个小时后，阮红梅的烧才慢慢退了下来。
“谢谢老板。”阮红梅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些，“我明天一定去上工。”
“先好好休息，工地又不会跑。”郑大川递给她一瓶温水，“你住哪？我送你回去。”
阮红梅报了个城中村里的地址，是个老旧的出租屋区。
郑大川扶着她爬上五楼，阮红梅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一间仅有十多平米的小屋。
屋内简陋但整洁，墙上贴着一张男人的遗照，旁边是一个约莫七八岁的男孩照片。
“那是你前夫？”郑大川指着遗照问道。
阮红梅点点头：“去年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建筑公司赔了二十万，够我和儿子勉强过几年。”
她坐在床边，忽然红了眼眶：“我最怕哪天我也出了意外，儿子就真的没人管了。”
郑大川沉默了一会儿，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啤酒，递给阮红梅一罐：“喝点吧，退烧了没事。”
阮红梅摇摇头：“我不能喝，一喝就容易说胡话。”
郑大川自己打开一罐，咕噜咕噜灌了半罐：“我也有个儿子，跟你儿子差不多大。”
他摸出手机，翻出一张十岁男孩的照片：“郑小海，现在住寄宿学校，一个月才能见一次。”
“你怎么不让他住你这？”阮红梅问。
郑大川苦笑：“我这工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哪有条件带孩子？他妈走的时候，把抚养权和那套房子一起拿走了。”
雨声淅淅沥沥，两个带着孩子的单亲父母，在这个狭小的出租屋里，第一次敞开了心扉。
3
三个月后，阮红梅搬进了工地的板房。这事在工人中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听说了吗？阮师傅住进了老板的板房。”
“啧啧，这是准备长期合作啊。”
“人家是正经事，阮师傅负责做饭洗衣，老板每月多给三千块。”
确实如此，郑大川和阮红梅达成了一种奇怪的同居协议。她除了正常干活外，还负责郑大川的三餐和家务，而郑大川则每月多给她三千元的“家务费”。
对旁人来说，这或许是暧昧的开始；但对他们而言，却更像是一种经济上的互惠互利。
夏天到了，郑小海放暑假，郑大川把儿子接到了工地。
“爸，这是谁啊？”郑小海指着在厨房忙碌的阮红梅。
“叫阮姨，她是爸爸的同事。”郑大川整理着儿子的行李。
阮红梅端着一盘番茄炒蛋走出来：“你好，小海，我做了你爸说你最爱吃的菜。”
郑小海有些拘谨地坐下来，尝了一口后眼睛立刻亮了：“好好吃！我妈都没做得这么好吃。”
那个暑假，阮红梅不仅照顾郑小海的饮食起居，还帮他补习功课。郑小海数学不好，阮红梅每天抽出两小时，耐心地教他解题。
“红姨，你数学这么好，为什么当钢筋工啊？”郑小海有一次天真地问道。
阮红梅摸摸他的头：“因为红姨只读到初中，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有更多选择。”
暑假结束那天，郑小海依依不舍地抱住阮红梅：“红姨，下次假期我还能来吗？”
阮红梅点点头：“当然可以，红姨等你。”
送走儿子后，郑大川请老马喝酒。酒过三巡，老马笑着说：“大川，你和那阮红梅，看着比真夫妻还和谐。”
郑大川晃着酒杯：“别乱说，我们就是互相帮助。”
老马嗤笑一声：“你当我瞎啊？她对你儿子那么好，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她是个好女人，但我配不上她。”郑大川忽然认真起来，“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不想再耽误别人。”
“自怨自艾有什么用？”老马拍拍他的肩，“机会摆在眼前，就看你敢不敢抓住了。”
4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郑大川的工程越接越大，阮红梅也从普通钢筋工成长为小组长。
更奇妙的是，阮红梅开始帮郑大川对接材料商。作为女性，她谈判时总能获得比男人更优惠的价格。
“红梅，这批钢材你砍了多少价？”郑大川翻看着订单。
“八个点。”阮红梅平静地说，“对方答应下个月再送两吨水泥。”
郑大川笑着竖起大拇指：“厉害！换我去谈，能砍五个点就不错了。”
两人的关系微妙又暧昧。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从未逾越那条界限。工人们背后议论纷纷，但当事人却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
郑大川依然每月定时转给阮红梅工资和额外的“家务费”；阮红梅则把每笔收入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精确到分。
2023年春天，郑大川接了个城中村改造的大项目，工期紧，任务重。
“这次验收很严格，一定要按图纸来。”郑大川在工人大会上强调。
阮红梅站在一旁，默默地记着笔记。如今，她已经是工地上的二把手，钢筋班组所有事务都由她负责。
计划赶不上变化。临近验收时，监理发现部分钢筋间距不合格，必须返工。
“怎么会这样？图纸上明明标得很清楚！”郑大川发了火，砸烂了办公室的茶杯。
阮红梅沉默地看着暴怒的郑大川，然后转身离开。当晚，她带领整个班组连夜返工，直到天亮才完成。
郑大川第二天来工地时，发现所有问题都已解决。阮红梅坐在角落里，眼睛里布满血丝，手上的茧已经裂开，渗出了血。
“你......”郑大川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谢谢。”
阮红梅微微一笑：“我只是做我该做的。”
但就在这一天，一条微信消息改变了两人的关系。
5
郑大川的手机响了一下，阮红梅无意中瞥见了屏幕：相亲对象：周六下午三点，咖啡厅见面。
她的表情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如常，继续低头整理材料。
阮红梅默默记下了这条信息，以及接下来几天郑大川与这个“相亲对象”的所有通话记录。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这五年的同居生活于她而言，不仅仅是互惠互利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