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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22日，国民党军统“三剑客”之一，原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被发现晕倒在战犯管理处的监狱中。
徐远举
救护车很快把他送往医院，不过医生们也没办法与老天抢人。
他死相狰狞，双眼突出，鼻孔流血，好似压抑着自己的怒气，依周总理的命令来确认死亡原因的工作人员看了一眼就说：
“这是怎么回事？必须好好查一查。”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被老百姓称作“功德林”的北京战犯管理处，保卫人员面面相觑，有人好奇问道：
“这徐远举到底是谁啊，死就死了，怎么还兴师动众的。”
徐远举，字希哲，曾用名徐鹏飞，国民党少将军衔，在国民党干了整整十八年特务工作，杀害中共地下工作者超过三百人，视平头百姓为无物，堪称罪行累累。
他的名气一度因60年代长篇小说《红岩》的流行而大涨，《红岩》讲述了解放军进军西南时期国民党当局疯狂镇压共产党，共产党人英勇不屈却被残忍杀害的革命故事。
这篇小说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来，其中“江姐”，“双枪老太婆”等正面人物都有迹可循。
几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也是以真名和真实职务出现，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至今仍然收录在中学语文推荐丛书中。
血手染红岩——大特务头子徐鹏飞
不过，最早的最早，徐远举只是湖北大冶一户大地主家的孙儿，他的祖父是前清的进士，家族在朝中无人，眼看当不了大官，从商致富，到了他父亲那一代，十里八乡都知道这家田产无数。
图片来源网络
这个时代，商人有钱，却要受官吏，军阀的剥削，只要是一方父母，没有不刮油水的，耳濡目染之下，徐远举从小就知道光有钱没用，真正做官，做“人上人”才能一展雄风。
他很聪明，在课业上一贯优秀，私塾先生十分喜欢他，称赞他“来日定能大鹏展翅”，此后他以“鹏飞”为别号，亲朋好友中多有叫他“徐鹏飞”的。
他从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后，被分配到陈诚的队伍中做中尉副连长，可他生性脾气暴躁，与连长相处极其不愉快，更不耐烦搞拉帮结派那一套。
几番争斗之下，他丢盔弃甲，从部队逃跑，干脆到武汉躲了起来，这时的徐远举才18岁，正是血气方刚，打算开创一番事业的年纪，投军不成，那就看看别的机会吧。
1932年，蒋介石主持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同时任命戴笠为特务处处长，戴笠通过复兴社广收成员，尤其是黄埔毕业的失业军官。
经过多方打探，徐远举来到南京团警干部培训班受训，半年后正式成为军统特务组织的成员，不过，军统也好，军队也罢，都饱蘸了国民党结党营私，拜高踩低的风气。
虽然徐远举成绩优异，但并不是任何高层的嫡系，他常常把戴笠送给学员的金笔挂在胸前，来表达自己受到上级的关注，却仍然会因为一点儿小过错被以“不服从命令”的罪名监禁三个月。
可以想见，这种人人如履薄冰又充满了等级特权的特务世界，会以多么快的速度腐蚀一个年轻人的灵魂。
从1934年到1945年，徐远举辗转西藏，成都，上海，西安，完成从少校到少将的多级连跳，娶妻生子，春风得意。
对外，他行事狠辣，对抓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毫不手软，对付学潮得心应手，擅长搜集周遭情报。
对内，他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内斗不感兴趣，自认为是“黄埔系”出身的老资格，除了蒋介石和戴笠他谁也不认，党内颇有“忠义”之名。
非要说的话，他有点像《潜伏》里的李涯，自诩清高，钱可以不沾，色可以不要，反动却是一等一的。
徐鹏飞杀害《挺进报》革命者始末
1946年7月后，徐远举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刚一落地，他就带着重庆电讯科科长去找成都的地下党电台，又到中央军校搜寻中共组织。
可惜每一次都是一无所获，直到遣送中共代表团，查封《新华日报》才挽回一点颜面。
朱绍良
他的工作并不顺利，上级也从赏识他的张群换作了巨贪朱绍良，他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悍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蒋的参谋长。
此人外柔内刚，是个笑面虎，却在上任不久后，对着徐鹏飞发了好大一通火！
原来是革命报纸《挺进报》直接发到了朱绍良家里，他命令徐鹏飞等人限期破案，不能让他在老蒋面前丢脸。
《挺进报》是当时中共在重庆的机关报纸，主要刊登中共中央的文件，报道解放战争的进度，介绍各地的群众斗争经验。
徐远举后来在自述中写这段经历时仍然愤愤：
“国民党军统有些特务简直就是糊涂虫，对地下党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尤其是重庆站站长颜齐，彻底是个饭桶。”
国民党特务
这群糊涂虫折腾了大半年，被大量假情报欺骗，扑空了三次，才在1948年3月的一个晚上摸到了《挺进报》的发行据点。
他们利用的是埋在文城出版社的一个“红旗特务”，这种特务装成进步的青年或者群众，专门跟中共地下党成员接触。
这个“红旗特务”在重庆的《新华时报》上发了好几篇拥护革命的文字，伪装成了一个进步的失业青年，想要在文城出版社谋一个活路。
当时出版社里有个十七岁的编辑叫做陈柏林，年轻缺乏斗争经验，对进步青年有着同情和帮扶之心，就请他在出版社暂时住下，一来二去，这个红旗特务暴露出自己的目的：
“你认识在重庆的地下党吗？我也想加入组织。”
巧合的是，陈柏林就是地下党成员之一，在陈柏林请自己的领导与这个红旗特务相见时，他们被埋伏已久的徐远举等人抓住了。
徐远举对地下党员的严刑逼供有三种，一是酷刑，当时关押他们的中美合作所不只有封建王朝传下来的老虎凳，水葫芦，竹签子等刑具，还有测谎仪，电鞭，光室等所谓“刑事科学设备”。
二是讹诈，先把身上的钱财，外存的物品都榨出来；三是诱降，利用他们的身体缺陷，家庭观念，贪生心理，直至被俘人员丢盔卸甲，全无抵抗之力。
徐远举等人顺藤摸瓜，一路抓到了化名杨清的许建业，和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刘国定，接着刘国定叛变，几乎整个重庆地下组织全部被抓。
包括许健业，刘国志，“江姐”江竹筠等总共约一百四十人，绝大部分都在“11·27”大屠杀中被杀害。
江姐
“半壁江山，西南红人”转眼变作阶下囚
此事揭开以后，轰动了南京保密局和国防部，他们认为这是解放战争以来蒋管区大城市对于中共地下党最大的破坏。
徐远举一时间成了大红人，获得大量奖金，被毛人凤提拔为西南特区区长，还被额外颁发了一枚四级云麾奖章。
此时的徐远举，对蒋家王朝还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1949年，他在重庆策划了一系列的大屠杀大破坏行为，残害平民，破坏民生。
1949年11月末，蒋介石等人逃往台湾，徐远举为了炸毁成都空军机场物资特意殿后，没想到在他的飞机落到昆明准备逃亡台湾时，却只看到了一脸灰败的云南特务头子沈醉。
沈醉
“老兄，卢汉已经控制了整个机场，到昆明的飞机都不许再加油，可以说是只许进，不许出了。”
从顽固分子到渴望特赦
沈醉和徐远举是两湖同乡，又是同年，早年关系很好，沈醉性格柔和，徐远举是个爆炭脾气，两个人做了多年的军统同事，又一道儿被投入了监狱。
徐远举进来那天就觉得自己死定了，因为他清楚，光是“11·27”大屠杀就够他遭恨的了，几年后，他们被转移到重庆的白公馆监禁。
这一批犯人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或者大特务头子，不但有较好的饭食，还能偶尔出来放风，有时徐远举和沈醉站在白公馆二楼的走廊上，能看到远处人民建立的烈士陵墓：
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进行参观
“你我将来就和那些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
徐远举有一股子傲气，轮到他说明自己的材料时写得干干脆脆，三百多页资料一个礼拜交代得干干净净，看守人员看他配合，拿他当作典型夸奖，他却说：“死也死个痛快！”
对于习惯了别人生杀大权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更加痛苦了，不可思议的是，痛苦中竟然出现了一丝曙光。
“你听说了吗？报纸上说犯人可以特赦。”
那一天徐远举捏着报纸看了又看，他低声念着上面的内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表现良好，积极改造的反革命罪犯是可行的……”
沈醉和徐远举不敢相信，共产党竟然对他们能这样宽容，这一天恰好是中秋节，两个人坐在牢房里，有人喃喃低语：“谁不希望重获自由呢……”
与人争执，暴脾气特务头子意外身亡
那么，什么算是“表现良好，积极改造”呢？这就好比驽马前面有了胡萝卜，犯人们竟然互相揭发起来。
监牢里常爆发激烈冲突，有一次，另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周养浩看到自己的笔录簿上有沈醉对他的揭发材料，回到监牢抄起小板凳就要砸沈醉，好在旁边的宋希濂拦了一下，沈醉才没有头破血流。
徐远举连忙过去拦住周养浩：“你这是干什么？”
周养浩
周养浩指着沈醉大骂：“你这个党国叛徒！无耻小人！”
徐远举一下子明白过来，一定是沈醉揭发别人来换取共产党的优待了，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氛围，他恶狠狠地对宋希濂说：“你真是多此一举！”
沈醉冷笑：“我杀人最多，杀一个是说，杀一百个也是说，还不如竹筒倒豆子，一口气说了干净。”
徐远举暴跳如雷：
“你要是出卖兄弟，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到了这种敏感时刻，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到了极致，既想要表现自己，又害怕像沈醉一样成为众矢之的。
可是徐远举的身体不好，既有高血压，还有结肠炎，不能做重体力劳动，只适合做缝纫这样不出挑的活。
他又不是能绣花的人，总是做得马马虎虎，这一天又被检查出不合格，要求他返工，他不肯。
“一定是有人坑害我！故意坏了我的事！”
老鹰一样的眸子从狱友身上刮过，宋希濂，沈醉……他看谁都像“叛徒”。
以前的老同事，东北区特务头子文强劝他不要惹气，他们来帮他缝就好，想不到一下子点着了牛脾气，徐远举说：
“一人做事一人当，犯不着你们猫哭耗子假慈悲！是我活该，是我没出息！”
他越说越激动，浑身燥热，怒发冲冠，一直到晚上都难受，想不通的他干脆冲了个冷水澡，企图压一压身上的火。
可正是这一瓢冷水，让他半夜发起了高烧，狱友们发现他状态不佳，立刻呼唤看守人员将他送往医院。
医院初步判断是高血压和高烧引起的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时年58岁。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
徐远举前半生坏事做尽，杀人如麻，在金钱利禄的麻痹中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同情之心，后半生在政府的照拂之下安稳度日，却不能以进步心态要求自己，不得不说是一种欲望的放纵。
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徐鹏飞（徐远举）
性格决定命运，在徐远举身上，我们不难看出，支撑他走到宝塔顶端的是疯狂的进取心，引领着他的是对财富和权势的渴望，而非救国救亡的革命精神。
所以他一直看不清，真正能够挽救亿万中国人民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而他的路，也只有拥护中国共产党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