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寺中之言
黎荔
诗歌的“诗”字，其繁体字为“詩”，可见“诗”字由“言”和“寺”组成。国内神话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学者叶舒宪提出，“诗”字的造字本义应追溯到祭祀主持者的语言活动，即“寺人之言”。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并认为“诗”字的形成与宗教祭祀密切相关。今晚我也来探讨下“诗”字的本义与“寺中之言”的关系。
从字形结构来看，“诗”字，最早见于战国文字，尚未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诗”是“志也，从言，寺声”，即“诗”的本义与“言志”相关，而“寺”作为声符，起到辅助发音的作用。《说文解字》将“诗”释为“志也”的说法，我是心存质疑的。而且“寺”应该不仅是作为声符，而是直接体现为祭祀场景，有指祭祀中伴随着某种动作、音乐、歌诗和舞蹈的一种特定行为的意义。每个文明都经历过自己的巫术阶段，在上古的巫术文化中，诗歌舞是三位一体的。此外，有学者认为，“寺”在甲骨文中表示祭祀主持者或祭司，因此“诗”也可以理解为“寺人之言”，即由主持祭祀的人所言。
从历史和文化背景来看，“诗”的概念应该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其本义是“在寺之言”，即在宫廷或宗教场所中所言。这种语言活动往往具有神圣性和法度性，与祭祀、礼仪密切相关。例如，《尚书·尧典》中提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表明诗歌最初是表达志向和情感的一种方式，并与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结合。进一步分析，“寺”字的含义也经历了演变。在金文中，“寺”表示治理、侍弄或主持之意，这与祭祀活动中主持者的角色相符。而“诗”字的造字本义可能源于祭祀时的祝辞、颂辞，这些语言活动通常带有神圣性和庄严性。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有不少学者对“寺中之言”提出质疑。例如，以吴小如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质疑叶舒宪对甲骨文的过度解读，他们认为“诗”字本义可能更接近于“言志”而非“寺人之言”。另有学者指出，“寺”字的语源可能与劳动或祭祀主持者无关，而是与“持”、“止”等字同源。他们认为“诗”字的形成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祭祀活动、语言表达以及文化背景等，“诗”字所代表的活动不仅限于宗教祭祀，还可能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关于“诗”字本义的两种解释：一种是“志也”说，一种是主祭者之“言”说，你更赞同哪一种呢？
从我个人的理解而言，这种分歧其实源于对“诗”的不同理解。我认为诗可以划分为两种向度：一种是法度之诗，一种是通灵之诗。法度之诗指的是遵循传统格律、结构严谨的诗歌，为社会现实服务，偏向于人间关怀，具有较强的现实法则，这类诗歌注重形式和技巧，树立法则和尺度。而通灵之诗更偏向于灵感、直觉，表达更深层的情感和思想，往往来自于人的心灵世界某种神秘不可解的迷狂状态。
比如科举制时代大量的试贴诗（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诗体，常用于科举考试，也叫“赋得体”），“晚节渐于诗律细”的杜甫七律，“用法甚严”的王安石诗，“下字运意，皆有法度”的周邦彦词，皆可作为法度之诗的代表，而屈原的楚辞、李商隐的无题诗、李贺的鬼诗，还有天马行空、纵横四海的李白诗，可能更偏向通灵。西方的话，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强调起承转合，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则更具象征和超现实色彩。前者是日神精神的文体，理性明晰；后者则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式的文体，充溢着绚烂的色彩，被这种文体袭卷的读者们，无法看清楚其中的每一件事物，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缤纷的文字眩惑了自己的眼睛，沉浸于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意味和通感体验中。
法度之诗是文明的脚手架，核心特质是遵循诗歌传统的形制规范（如平仄、对仗、音步、韵律），注重修辞技巧的精密编织，其价值在于将人类对语言秩序的掌控推向极致，在有限框架内创造目标明晰的言说和表达。通灵之诗是语言的巫术，核心特质是突破理性逻辑与语法规范，通过意象的蒙太奇、语感的震颤与直觉的闪电，捕捉意识深层的原始震颤。当然，绝对的“通灵”可能导致诗歌滑向谵妄，通灵之诗仍需某种隐形的法度作为锚点。比如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看似浑成，实则暗藏《古诗十九首》的法度肌理；苏轼诗词的“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也并非否定法度，而是将法度内化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呼吸。我们得承认，有些诗人是兼具法度与通灵的。也可以说，所有的通灵时刻都在重构传统法度，而形式本身亦可成为创新的催化剂。这就是中国诗学传统中“人工”与“天工”、“法度”与“妙悟”、“规则”与“神韵”的永恒辩证。
西周以前，“诗”为祭仪专用语，“诗”最初指祭祀中的颂祷辞，如《周礼·春官·龠章》记载的祭歌，“诗”即祭仪主持者的神圣话语。西周至春秋，“诗”的政治化转向，使“寺”从纯宗教场所演变为君主行政机构，“诗”随之扩展为“朝廷议政之言”，如《诗经》中的讽谏与政治隐语，但早期宗教性仍保留于《周颂》。战国以后，“诗”进一步世俗化与泛化，孔子编订《诗经》，使“诗”脱离特定场合。秦汉后，“诗”泛指抒情韵文，但词源仍锚定于“庙堂—祭祀”之传统。从“诗”的历史语境与功能演变可知，在远古时代，诗歌应该更倾向于是通灵之诗，因其直接关联宗教祭祀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诗”为“寺中之言”应更接近于“诗”字本义。叶舒宪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强调“诗”乃“寺中之言”，蕴含上古祭司话语的神圣性。这种对“诗”字本义的宗教渊源的再发现，为重审中国诗学传统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想或许更本质的划分不在于法度与通灵的对立，而在于诗歌本身作为“元语言”，通往混沌无限之高维意识体宇宙。最伟大的法度之诗往往通灵，最纯粹的通灵之诗也必含秘传法度。或许，发明“诗”——“寺中之言”——这个汉字的人，也已一举造就了后世诗人的命运：像一名巫师，从混沌中发掘万物的关联，又在关联中领悟真谛。“诗意”是我们从日常生活或艺术作品中所体验到的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意味。对于我来说，“诗”是潜藏于心底深渊处、不停将人向地平线远方驱逐、同时保持着最高沉默的“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对于若显若隐的它，我只能像老子一样“强名之”为“诗”。
和《离骚》的纵横神话、历史、现实、自我比，和《神曲》的穿透地狱、净界、天堂比，今天的许多诗歌，实在一地鸡毛，琐屑无聊，如同在泥地尘埃中爬行。我知道，确实存在某种贯穿了所有诗歌的东西。每当我调动生命的全部能量，聚焦于一个句子，就通过书写，在贴近它、确认它。我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也将整个融入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