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序
这是笔者2001年以“俞可辉”的笔名，为当时的一本华文杂志《中国人》撰写的一篇文章，记录了这场荷兰华人历史上自发的首次大规模维权事件，以地方政府为抗议的目标，抗议鹿特丹市政府对唐人街治安恶化的消极态度。
这本杂志以后也办了好几期，我一直为其撰稿，但是杂志难以为继。
当时的鹿特丹市长，就是后来吕特内阁的司法部长Opstelten，上任后不久就下台了。
岁月如白驹过隙，当年参加游行示威的，孩子长成了汉子；正当盛年的我和许多参与者，也渐渐步入老年；更有不胜唏嘘的仙逝者。所幸还有许多亲历者、见证者，印证着这篇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告诉更多的后来者、继承者：什么叫维权？如何维权？什么叫做融入社会？怎样才算是跟主流社会同步？荷兰华人，如何在旅居国社会中，尊重社会的价值观，遵守一切游戏规则的同时，更加全方位地显示面孔，发挥作用，有理有利有节地喊出我们这个东方古老民族的声音，而不仅仅在传统节日里耍弄游戏，作图腾式的舞龙舞狮。
呵呵，选择在今年重新刊出，好像也是因为今年也有华人的抗议活动吧！
从2001开始，荷兰华人懂得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或投书、交涉，或大规模上街示威了，有成功的，比如说这一次，还有疫情初期抗议荷兰电台播放的辱华歌曲等等的若干次；也有根本不成功的，比如若干次，可能因为大气候如此；但也有能够“苟延残喘”的，如抗议取消少数族裔语言广播电台的那一次，包括“荷华传真”等少数族裔电台得以削减规模又维持了几年。
此次全文原装刊出，删去几个敏感字眼而已。
抗议声浪的余韵 —— 华人鹿特丹二五大示威后的思索
我揭开新世纪日历的这一页……
公元2001年的2月5日，在荷兰华人史上是值得记载的一页，而对于鹿特丹市长Opstelten来说，可能是个甜酸苦辣五味俱全的日子。
下午，将近二千名华人，在市政厅门前，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示威抗议，Opstelten先生在愤慨而又有节制的口号声中接过了请愿信，他有条不紊地招架了记者之后，对眼前的一大群不再沉默的华人发表措辞审慎的演讲，承诺改善“唐人街”一带的治安──该区治安恶化，是这次抗议示威的导火线。
几个钟头之后，Opstelten先生笑容可掬，衣冠楚楚，和另外一些同样衣冠楚楚的华人坐在一起，举杯共祝中国新年快乐，宾主重复着中荷友谊的永恒话题。De Doelen大厅里面的轻歌曼舞，述说着另一种心情、另一个世界。
两组镜头只是一种很偶然的平衡蒙太奇，不过，荷兰传媒似乎就聚焦在第一组镜头上。
三个承诺、两点要求和一串反响
让我们也先不和市长先生客套了，且回忆一下Opstelten先生当日下午面对不满的华人，作了些什么承诺，又对华人提了些什么要求。
承诺之一﹕在当地街区巡逻对付抢劫的警员数目已经加倍；
承诺之二﹕新设立的晚间监察市中心治安的特别小组已经开始工作并取得了成功；
承诺之三﹕希望和华人继续加强沟通联系，共同解决问题。政府和华人已经有过对话，下一次的聚会也将作安排。
要求之一﹕华人要习惯报案，否则警方难以采取行动；
要求之二﹕像本市所有居民一样，每人都需要为个人的安全负责任，希望华人上街不要带太多现款，餐馆店铺要采取保安措施，如同本城市其他的企业经营者一样。
Opstelten先生再三表示会严肃认真地对待华人的问题，我们相信他的诚意。
三点承诺有点儿官腔，但是目前也只能接受，因为Opstelten先生也只能说到这一步。不过，两个要求在华人社会里就有不同的反响。
反响之一﹕华人说治安恶化、情况严重；政府和警方说从报案数字来看，并非如此。显然政府在推卸责任。如果说华人遇上罪案后很少报案是个事实，那么政府和警方要想想，为什么华人不报案或者少报案？即使报案数字和反映的实际情况有出入，警方难道就漠视市民的安全诉求了吗？
反响之二﹕城市治安不好，作为警方首长和市长应该承当责任，认真检讨；现在的说法，反而说华人应该首先自己负责。这样的政府实际对国计民生都不负责，当时就不应该为Opstelten这番话鼓掌。
反响之三﹕荷兰警察和司法部门的工作质素，根本就不令人满意，即使从一般治安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工作也不合要求，例如，有事找不到人，出事又爱理不理，专业水准不高，推搪敷衍本事却不小。华人对政府和警方不要抱太大希望，最好学会自卫！
反响之四﹕市长反将华人一军，话中有话。为什么就抢你华人呢？为什么提到“不要带那么多款项上街”呢？早就有某某失窃被劫或者失火水淹不见了数十万而不敢声张的种种传闻。如果再张扬下去，万一政府认真起来，我们能够拍着胸膛讲真话吗？
读者诸君，您又如何回应呢？
荷兰的差大哥，敬业乐业几个字怎么写？
2月22日，一份有关世界18个发达国家警察的调查报告公布了，看来对荷兰警察的不满并非华人。其他17个国家国民，对他们的警员工作都持肯定态度，只有荷兰人不满警员！在美国和加拿大，对警员对付罪案表示满意的比率接近9成，而荷兰只有52%。在所有参加调查国家中，平均7成市民满意案发后警员提供的帮助，荷兰的满意率只有43%!
这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有荷兰专家参与调查，只是，荷兰警务专员顾问委员会对报告并不全部认同。这可以理解。
政客和业余政客的方略异同
在鹿特丹遇劫的华人几乎都称劫匪是一些深色皮肤的青少年。
对1998年的罪案数字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时的青少年犯罪率平均为1.3%，但是，外侨青少年犯罪率高出五至六倍。其中，安德列斯青少年的犯罪率为8.4%，位居榜首；其次为摩洛哥、南斯拉夫和苏里南裔青少年。
司法部1999年的工作主题就是“对付青少年犯罪”，附之以一系列措施。可是，后果又如何呢？虽然司法部的1999年的年度报告洋洋19页，充满着显示工作有成绩的个案和实例，还有数字，但是一个特别委员会commissie-Bandell在2001年2月呈交的调查指出﹕司法部对解决外侨青少年犯罪工作很多方面不足，必须重新找出全国性的解决办法！
政客们往往有很多高明的意见见解，需要反复辩论，这意味着﹕等！但是，一名普通华人在数分钟内，就会失去他的心爱，他的财物。
我的一位友人C先生，2月5号在抗议活动结束后，与我喝咖啡。他可称为老华侨一类，为人正直，风趣幽默，也喜欢纵横世界大事，但颇多奇谈怪论。
“如何对付强奸犯？最好找些爱滋病女人来，为社会安定作贡献……”
“你知道吗？过去阿姆斯特丹某某酒楼，常常有×鬼骚扰，结果，厨房众兄弟手拿菜刀，放了一两个的血，×鬼们就听话了。”
“建议市政府允许华人在唐人街开赌和买大麻，这样，就有大阿哥来照应，为了生意的兴隆，自然会国泰民安了。”
“别听政客那一套，他们拿了工资，就要在国会说话；如果没话可说，他们就失业了。”
C先生没有喝酒，他喝的只是咖啡。他的废话和胡话，核心是以暴易暴，以黑吃黑，不过，却充满对政客们的不信任和对体制的怀疑。
钱是“治恶之源”？
无论如何，包括Opstelten先生在内的政要还是要遵循正常的渠道解决城市罪案，解决外侨犯罪率高企问题。
在1999年的司法部年度报告中，显示警方和司法部门在招聘人手和添置物质材料方面用了将近3亿荷盾，超过预算的2亿3千万。要增加警员，就需要钱。
2月21 日，作为鹿特丹市长兼荷兰警务首长联会主席的Opstelten，和其他警方高层一起，在海牙向内政部提出要求﹕未来数年多拨款20亿盾，增加8000名警员，其中7000名专门维持街道治安。作为权益权宜之计，今年希望多拨2亿7千万，将警员的每周工作时间从36小时增加至38小时。Opstelten还指出，为了整顿街道治安，需要有其他措施，例如增加保安员、查票员，恢复街区警察执勤制度，协助警方维持公共秩序。警方也要添置器材。
看来，Opstelten先生还是很着力为治安问题操心的。
不过，警察工会认为Opstelten的意见片面，没有顾及警员的工作环境和收入。警察工会发言人说﹕“你怎么能够想象，警员超时工作，一小时只有10盾收入呢？为什么没有提及警员没有第13个月工资这回事呢？”听口气，纵然华人示威的诉求之一的meer blauw op straat得到警方上层的接纳认同，但是，下层警员──这些做实际工作的差大哥们似乎首先也讲讲钱，否则，他们来个罢工或者变相罢工，到时街道上还是老鼠比猫更神气。
Coolsingel车水马龙，这世界已经没有了惊奇……
有关这次华人示威的起因和过程，已经无须再作描述。英雄排座次式的罗列大批名单，也违反了抗议活动发起人的初衷。
我只是记得，去年（编者注：2001年）的某月某日星期五，鹿特丹west- kruiskade的华人店铺和公共活动场所，突然出现了用手写然后复印的单张，手写体的原始韵味虽然与电脑时代的气息有点不协调，但是字体本身充满力度和焦灼，似乎在说﹕快、快、快，不要等了！于是，从华人住宅、店铺走出来了将近二千人，举着横额标语，喊着口号，为着自身的权益，向政府提出抗议。
荷兰过去也有过华人示威，好像是为了北约对中国驻南使馆的轰炸，这次，却是为了我们在荷兰生活的一群，向荷兰政府发出不满的声音。这是历史的第一次！
大约一百年前，荷兰海员大罢工，可是从中国招募来的华人水手和锅炉工却坚持上工。由于文化差异和际遇的不同，荷兰海员工会直指当时的华工是“工贼”。华人有向政府抗议的传统吗？这“封闭的一群”不是甘于逆来顺受的吗？可是，二五行动却也让荷兰传媒长了见识，二五前后差不多整整一个星期，荷兰各大媒体都在为此大作文章。尽管争取改善治安，争取其他权益，前面还有漫长的路，但是，华人在荷兰有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次！
基督教民主党CDA领袖De Hoop Scheffer最近建议，将公民的安全权recht op veiligheid列入宪法。他说，接受教育和健康护理的权利都写入了宪法，为什么安全权就没有呢？CDA表示会近期提出法律提议。工党PVDA也认同CDA这一见解。我又想到，这次抗议行动的几位发起人和组织者曾经试图参加工党鹿特丹分部会议，反映华人诉求，那么，日后华人是否应该在政治层面上，更加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荷兰人，和其他族裔人士一起，商讨国家大事呢？一些社会问题，是否须要争取在政治和政党的层面解决呢？
“Den Haag ，wat doe je nou？geen politie，geen leraar，geen verpleegster，geen toekomst！”我觉得，这是二五行动中写得最好的一条标语。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荷兰司法部；Opstelten讲话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黄锦鸿，写于2001年2月23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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