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军军管会代表顾准,率人前往国民政府财政局进行公务交接



忽然,听到一名战士汇报:

“顾代表,汪维恒说除非与您单独面谈,否则拒绝投诚交接工作。”

下属们纷纷表示,这之中恐怕有阴谋,千万不可单独进去着了对方的道。

顾准淡定地说道:”没事儿,你们在外安心等着“

说罢便推开办财政局公室门,大步踏入。

看到顾准进来,汪维恒立马走上前相迎,伸出手要和他握手:

“在下汪维恒,您就是交接负责人吧?怎么称呼同志?



汪维恒

顾准料定汪维恒是害怕被清算,所以才套近乎称呼他为”同志“。顾准直勾勾盯着汪维恒,想看看他到底要耍什么花招。

见顾准没搭理他,汪维恒坐到了椅子上,低着头说道:

“你还是打个电话问问潘汉年吧,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面谈了!”

这句话如同魔音一般,瞬间让顾准愣住,说不出话来。

门外的下属们焦急地等待着,心中忐忑不安。半小时后,门终于缓缓打开,却发现二人一同走了出来,随后上了一辆车疾驰而去!

公开身份

1949年上海解放后,顾准受命前往上海财政局进行交接任务。



但此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局局长汪维恒却不愿意直接交接,并要求汪维恒和他单独会面。

顾准憋着一股子劲儿走到了办公室里,他倒是想看看这个汪局长有何能耐。

而办公室内的汪维恒,想着终于又可以见到党组织的人,非常热情地走上前来迎接他,大声说道:

“同志你好,其实我也是共产党员,常年潜伏在国民党内部。”

顾准当真有点懵了,他在进来之前,想过很多种情况,却唯独没有想到眼前发生的这种,他一时不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

而且转念一想,这人该不会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吧,则警惕更甚,厉声道:“你说是你就是吗,有人能够证明么?”

这下可把汪维恒难住了,他在党内只有史永这唯一一个接头人,如今也联系不上了,不知如何是好。

而这放在顾准眼中就成了一副支支吾吾心虚的样子,料定此人是在撒谎,就要命人将他逮捕。



顾准

情急之间,汪维恒又记起一个人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统管上海地下情报工作,让我军不再受制于人的伟大领导者——潘汉年

听到汪维恒居然报出潘汉年的名字。顾准将信将疑打通了市政府的电话,在经过确认并聆听了指示,他那张紧绷的脸松弛下来,露出笑容。

甚至上前给了汪维恒一个大大的拥抱,激动地说:“同志,前面是我态度不好,这些年你辛苦了啊,潘市长让我代表市政府也代表党组织,热烈欢迎你回归!”。

听到自己做出的工作是受到党组织的认可的,汪维恒眼眶又有些湿润了。

经过交谈,当顾准得知汪维恒是1924年入党,已在国民党潜伏了二十年有余。

比潘汉年入党时间都早,这让王维恒敬佩不已。



潘汉年

深入敌后的情报先锋

1921年25岁汪益增从北京军需学校毕业,看着动荡的时局,少年人空有一腔抱负却不知道如何施展。

机缘巧合之下,他在浙江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

在对其先进的革命思想充分了解过后,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主要负责台州、黄岩、宁波、诸暨等地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后来顺应第一次国共合作,党组织命他跨党加入了国民党。当然了,他还身负在其中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的任务。

谁知就在国内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



在万般无奈下,汪益增不得不隐匿自己的身份,又通过旧识陈良,进一步打入了国民党军需界,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和革命到底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汪维恒”。

由于大革命时期的特殊情况,由于和党组织失去联系, 他的身份也成为了一个谜。

尽管如此,汪维恒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失联期间,他利用职权巧妙地保护了许多党组织的地下情报人员。

可是没有党的指导,他终究像是无根落叶浮浮沉沉,没有办法再做更多事情。

就在他以为再也不能和党组织联系上,再也不能回归身份的时候,党组织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找到了他。



1938年,为了扭转在战略上频频落后的被动局面,我党果断行动,决心加强谍报工作,并着手策反国民党内部的关键军政要员。

毕竟只有深入敌后,揭露敌人的真实面目,才能赢得战争的先机。于是乎一场精心策划的策反行动在暗流涌动中悄然启动。

而经过细致调查,中共中央锁定了目标,正是时任胡宗南部队军需长的汪维恒!

党组织因为没有留存的资料,是不知道他的过往的,选择他纯粹是因为他为人刚直,作风清正,还是坚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者。

在8月的一天,中共谍报机关成员史永观察时机成熟,主动找上了汪维恒,直接表达了中共党组织对他的欣赏,希望他能够加入共产党,一起为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汪维恒听后,表情先是有些懵,呆滞住了,然后呼吸渐渐加重,接着忽然上前一步,双手紧紧握住史永的手,望着他说:

“史永啊,你可知,我期盼这一刻已久。”

他的声音有些许颤抖,眼眶含着热泪。

这十几年来的每一天,他都要小心隐藏自己,戴着面具说话,都快认不清真正的自己了,如今终于见到党组织派来的人,他瞬间感动到热泪盈眶。

史永在了解完汪维恒早年无奈潜伏在国民党的故事过后,也是发自内心地开心,有了汪维恒在敌后扎根,日后党组织和国民党争锋,就更有了一番把握。

而这一点果然在几年之后应验。

1943年7月,蒋介石命胡宗南在一周内集结部队,对八路军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发动突袭。

胡宗南连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量对策。



汪维恒作为胡宗南多年部下,也是与会的一员,他在会议中目睹了胡宗南透露出的全部战略。

他越听越心惊,对蒋介石的恶毒计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会议结束之后,他深知时间紧迫,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到党组织那里。然而,电台被严密看管,直接联系外界变得不可能。

于是,汪维恒下定决心,冒着暴露的风险,借故连夜赶到了重庆,找到了史永。

“史先生!”汪维恒狂奔一路,一进门就急切地开口。

“你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维恒深吸一口气,将所知的一切详细地向史永汇报。“史永听后,脸上露出了凝重的表情,“蒋介石还真是狼子野心,我会尽快安排把这些情况上报给党组织。”

很快史永又想到了什么,急着追问:“你此番来重庆,有没有被人看到,回去会不会有麻烦?”

明明冒着很大风险跑出来,可汪维恒却只是轻描淡写的摇了摇头“没多大事,我自有分寸 ”。他连口热饭都顾不上吃,连夜又原路返回。

此后没过几天,街头巷尾忽然议论纷纷,人们指责蒋介石在抗日时期竟然要对兄弟党派兵戎相见,认为他这是不忠不仁的小人行径。



胡宗南部几次向陕甘宁区试探性进攻,皆被我党中央巧妙应对,这足够说明已提前做好了防备。就好像他们国民党筹备的计划,一夜之间成了透明的似的。

蒋介石意识到此番阴谋再无实现的可能,无奈复电朱德,表示自己不会再有进攻的打算。

就这样,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发动第三次反革命浪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被制止

而这一切都是得益于汪维恒及时传达的情报,让党组织有充足时间来应对。

事后,胡宗南意识到只有可能是自己的手下泄密,立刻把当日参会人员近日行动轨迹全然调查了一遍。



图|胡宗南

所幸,汪维恒是胡宗南较为信任的人,那天去重庆用的还是采买物资的名头,这才没有被发现。

只是这样一来,胡宗南对手下的监控更为严密,使得后来汪维恒每一次传递情报,都如同在刀尖上行走一般惊险刺激。

饶是如此,汪维恒非但没有萌生退意,反而更加主动地和史永联络,他真的是一心一意扑在党组织和国家的前途事业上啊。

敌后潜伏终迎落幕

此后,国民党军队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失利,人民期盼已久的大胜利终于到来了。而汪维恒的潜伏工作却还没有到结束的一天。

虽然国军败退台湾已是大势所趋,但国军退守台湾后的军事部署和军事动向,目前对解放军来说尤为重要。

汪维恒毅然决然踏上了赴台的邮轮,要知道当前这个节骨眼上去台湾,再加上他明面的国民党高官身份,后来是很可能说不清楚的。

在台湾生活最初的一段日子,为了躲避监控,汪维恒是通过自己的亲信许汉城,将台湾的军事部队换防信息传达给大陆方面的史永。

可是后来因为相距过远,中间的通信出了问题,和史永也渐渐断了联系。



图|1948年,汪维恒(前排右二)与家人在台湾的合影

所以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当1949年春,汪维恒返回上海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中共党组织的人来联系他。

倒是曾经的老相识——国民政府上海市代市长陈良,知晓他来之后热情款待,还给他安排了一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的职位,上海市正处在待解放的阶段,这个职位不过是虚职。

汪维恒本想推脱,但想到自己还能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便答应了下来。

他先是对财政局所有档案、仓库进行盘查、造册,另一边,他还要应对残留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劝说他们不要顽抗,还得时刻紧盯不要出现将银行钱款卷走逃亡的事情。

只是从外界看来,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以一个国民党身份来进行的,当时外界有不少声音,说他“不过一个讨好共党的软骨头罢了”。

这些“误会”也就一直持续到顾准到来的那天。

顾准心中的敬佩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又接连几次为自己此前咄咄逼人的态度道歉。

虽然真相大白,但为了保护汪维恒,防止他遭到潜伏特务的疯狂报复,顾准决定,不对外界挑明汪维恒这些年的潜伏身份。

于是便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国民党财政局长向解放军军代表顾准交接的一出好戏。



图|1950年代,汪维恒(前排右一)和家人的合影

然而,没想到的是,这本是为了周全考虑的做法,却在日后留下了隐患。

沉冤终有得雪之日

新中国成立之后,汪维恒前半生当过国民党的经历被人扒出,尤其是他解放前夕曾经随国军赴台的经历,更是一个被人攻击的弱点。

因为此前他的潜伏身份从来没有真正公布过,这些事情在如今更是不好说清。想要还以清白,难上加难。

偏偏在这个要审核他真实身份的关头,他当年第二次提交的入党申请书也不见踪影。(因为战乱遗失),而知悉他底细的史永和潘汉年也自身难保。



图|五十年代,汪维恒夫妇与儿子汪仲远合影

一直到1970年底,汪维恒生了大病,在黄浦区中心医院就医,他才得以和家人见上一面。

此时的他已经虚弱得说不清楚完整的话,只听见他一直重复嘟哝着:

“我要求……”,“我要求……”,他所指的是希望能够恢复他的党籍。然而直到他去世,这个心愿也没能完成。

在漫长的潜伏岁月里,汪维恒的身份始终无法得到外界的确认,这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危险。

然而,他从未因此而抱怨或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和勇气。

他深知,作为一名情报工作者,他必须保持低调、隐蔽和警觉,以确保能够顺利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而他不光完成了,还完成的很好,一次又一次足以左右局势的情报,都是经他手送到党中央的。

我们无法想象,这二十年间,他有多少次濒临被人识破的绝境,又有多少次身陷焦虑崩溃的情绪中无法自已,他的感受也只有他自己能品味吧。

正是有像汪维恒这样的一代情报工作者,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甚至是生命,不断书写着忠诚,不畏艰难险阻,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使命,为保护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不懈努力。这才让胜利的天平倒向我们这边。


汪维恒

而党当然也没有忘记汪维恒一生的奉献,1979年,在他去世8年后,中央正式发布文件恢复了他的党籍,并认定其党龄从1924年1月开始计算。

在上海市龙华革命烈士公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众多民众自发前来瞻仰祭奠,园区和道路都被挤满了,这是因为他在敌后潜伏数十年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得知,他是人民心中的大英雄。

如今,汪维恒的最大遗愿得以实现。他那充满艰辛与奉献的一生,将如同璀璨的星辰般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父亲汪维恒_潜伏归来的共产党人——汪仲远



房管前辈的红色故事(一)——身居敌营高位21年的潜伏者汪维恒——杨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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