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日本国内有大量的右翼分子，他们崇拜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犯下的一系列罪行都给予否认，比如731部队对中国人民的残害，再比如南京大屠杀，这些右翼分子都进行了坚定的否认。
其实日本这些年来，有许多国内的民众已经承认了当年日本侵略者进行过大屠杀的残暴举动，并且对于这段历史给我国致以了非常深刻的道歉，可依旧有一些右翼份子冥顽不灵。
可是他们的拒绝否认，没有办法绕过全世界人的眼睛，当年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有许多外国记者，都是亲眼看到的，并且拍下了大量的照片。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在卢沟桥点燃战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迅速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将矛头指向上海。
为了迅速瓦解中国军队的主力，日本人决定从华北以及华东两个方向共同进攻，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这就是淞沪会战的起源，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奋勇抵抗，给日军造成沉重损失。但在11月5日，柳川平助中将率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与上海派遣军组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统一指挥。11月中旬，中岛今朝吾中将率第十六师团在长江口白茆登陆，绕道包抄中国军队后路，11月12日，中国军队被迫西撤，日军趁势追击。
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令进攻南京。南京守军顽强抵抗，但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12月13日，南京沦陷。松井石根指挥的日军进入这座中国首都后，展开了长达数周的屠杀。日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以及从外地逃来的难民实施了大规模杀戮。
这场暴行，史称“南京大屠杀”。
日军的暴行遍布南京城内外，城内的街道、房屋成为屠杀现场，城外的长江边、雨花台等地更是尸横遍野。日军士兵将俘虏和青壮年押解至城外，用机枪扫射或刺刀刺杀，甚至将重伤未死的受害者用钩子刺穿头部和心脏。
可是，日本右翼分子现在对于这段历史，完全不肯承认。
太田寿男，一名日军中校，后来经过相关的战犯供认，他奉命处理尸体，亲自指挥运输兵处理约19000具尸体，另一名军官安达少佐处理约81000具，其他部队处理约50000具，总计约15万具。
这些尸体有的被投入长江，有的被浇上煤油焚烧，试图销毁罪证。
日本人当年销毁了大量的证据。
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5月1日，日军的四个掩埋队共掩埋112267具尸体，地点包括中华门外兵工厂、雨花台、望江矶、花神庙等地。
而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报告，当时的南京组织600名工作人员，在城内外掩埋43212具尸体，设立义冢70余丘。南京市民芮缘芳、张鸿儒等人自发组织义务掩埋队，在南门外至花神庙一带掩埋5000余具尸体，在兵工厂内掩埋2000余具。
战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了1250余名幸存者的证词，结合掩埋记录和人口统计，认定受害者总数超过30万。
这一结论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认可。
松井石根因对暴行负有指挥责任，被判处绞刑。
如果说，日本的右翼分子以这些证据只是中国单方面的作为理由表示否认，那么，当时有着许多日本人不敢得罪的西方记者，他们也同样记录下了日本人的暴行。
日军占领南京时，西方记者和国际人士的记录为历史留下了珍贵证词。
《纽约时报》记者都亭目睹了屠杀的最初几天，于12月17日在上海发出报道，描述日军屠杀俘虏和平民，美国大使馆遭到袭击。
除此之外，《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在12月15日的电文中记录了日军的掠夺与屠杀。
路透社记者史密斯、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以及派拉蒙影片公司摄影师孟根也在南京见证了暴行，而日军禁止他们拍发电报或携带照片出境，但这些记者离开南京后，迅速将真相公之于众。
12月22日，都亭在上海发出航空信，报道日军枪杀2万余人，集体屠杀包括平民在内的3.3万人，暴行“种下了根深的憎恨”。
1938年1月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一消息。12月19日，上海特派员阿本德报道日军杀害俘虏、平民和妇孺。
这些报道当年就震撼了世界舆论，揭露了日军的野蛮行径。
而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吉、金陵大学教授贝茨、社会学教授史密斯以及德国西门子洋行商人雷伯等人，组建了南京国际委员会，设立难民区，庇护未及撤离的平民。
雷伯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在难民区外的屠杀和掠夺，向日军当局和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马吉不仅拍摄了纪录片，还将胶片秘密带出南京，复制四套，分别送往美国、德国和英国。
而这部纪录片于1991年在纽约被发现，成为日军暴行的直接证据。
1938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将这些记录、抗议信以及国际人士的书信编辑成书，题为《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
该书后来出版中、日、英三种版本，广泛传播，进一步巩固了南京大屠杀的国际认知。
德国驻华代表在1937年12月24日的报告中描述，南京郊外堆积如山的平民尸体，1938年3月8日，下关港漂浮约3万具尸体。这些档案于1990年在德国波茨坦档案馆被发现，内容长达200页。
甚至日本的盟友也无法忽视暴行的严重性。时任日本殖民地朝鲜总督的南次郎在战后法庭上承认，他在报纸上读到南京暴行的报道。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证词，共同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链，跨越国界，彰显了人类对正义的坚持。
在2000年初时，日本右翼势力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所谓“彻底检证集会”，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他们否认日军暴行，试图将历史真相扭曲为政治工具。这种言论并非首次，而是日本部分势力长期以来美化侵略历史、淡化战争罪行的延续。
虽然时间过去了20多年，但是他们当年试图通过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为当年的侵略战争辩护，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也挑战了国际社会对战争罪行的共识。
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战争意味着什么》的出版、德国档案馆的记录，都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反驳了这些谎言。
那么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的历史伤痕，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至暗时刻。这场暴行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
铭记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战争的创伤提醒我们，和平并非理所当然，而是需要每一代人的努力去维护。南京的30万亡魂，以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人类对和平的深刻反思。面对日本右翼的挑衅，中国人民以冷静与坚韧回应，守护历史的真相，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更是为了警示未来。
在全球化时代，南京大屠杀的意义超越了国界。中国的崛起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讲述这段历史提供了更多机会，通过教育、纪念馆、文献出版，中国向世界传递和平的理念。
所以，面对这段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要铭记心中，永远记得军国主义对人类的危害，也永远记得当年日本侵略者曾经走过如此极端的道路，日本国内其实已经有大量的人民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年进行了大屠杀，可依旧有一些军国右翼份子，否定这段历史。
他们的这些行为，很有可能再次演变当年的侵略暴行，所以对于这段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铭记于心，更有利于我们去分辨他们的善恶与否，这才能保证世界未来发展的和平旋律。
现如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每年吸引数百万访客，提醒人们珍视和平，抵制任何形式的战争与暴力。
国际社会也在持续关注这段历史。
面对日本右翼的谎言，我们无需激愤，因为真相本身就是最有力的答卷。让我们以智慧与坚韧，守护这段记忆。南京的伤痕提醒我们，和平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需要每一代人以勇气与责任去捍卫，愿那盏记录血泪的灯火，化为和平的火种，在未来的每一个冬夜，温暖而持久地照亮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