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交错之际：马啸鸿谈收藏的过去与未来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艺术史与考古学系教授马啸鸿（Shane McCausland）

在当今艺术收藏领域，传统的收藏理念与前沿科技交汇碰撞，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机遇。《收藏/拍卖》有幸采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艺术史与考古学系教授马啸鸿 Shane McCausland。马啸鸿于2000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与东亚研究博士学位，他曾策划多场国际展览，并且持续发表关于中国和东亚艺术的研究论著。

距今约750年前，元代文人周密（1232—1298）在《云烟过眼录》中以开放眼光捕捉宋元易代之际的艺术收藏。如今，我们站在数字洪流的岸边，见证收藏行为从书房赏玩走向链上确权，从文人雅趣演变为文化资本博弈。

值此巨变之际，我们如何理解收藏的意义？

您认为历史上有哪些藏家的收藏方法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作为学者，我倾向于通过与收藏家互动并记录其藏品的评论家和鉴赏家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例如宋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及鉴赏家周密，在他的著作《云烟过眼录》中，记载了众多当时活跃的藏家，不拘门第，只注重收藏品质。

▲周密、汤允谟《云烟过眼录》

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对了，他的书名本身就是对中国艺术收藏的精妙注解。如今很多藏家会自行出版藏品目录，或是由为他们办展的机构出版。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是忽必烈朝臣王恽，他在《书画目录》中系统整理南宋皇室旧藏书画，堪称“抢救式鉴藏”。当然，如果了解历史的藏家，米芾这类特立独行的文人亦不可忽视——他曾借画临摹后以赝品归还，他认为如果物主自己没有眼力去分辨摹本和原作的区别，那也没有资格问责他调包原作。我确实为刚开始接触艺术收藏的人担心，因为收藏路上确实陷阱重重。

▲马啸鸿著《中国画卷艺术》(暂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学者）多通过题跋等学术化路径理解艺术品。今天的研究者当然也对题跋感兴趣，但并不会只关注于此。正如我在2024年出版的《中国画卷艺术》一书（暂译，原书名

The Art of the Chinese Picture-scroll

，中文版计划于 2026 年面世）中试图论证的，艺术品中蕴含或体现的 “不可言传”的知识，例如如何观看、如何装裱等，对于今天的艺术史研究同样重要。

收藏曾被视为精英的活动，而今已更多地融入日常生活，您如何看待这种转变？这让艺术变得更容易接近，还是稀释了艺术的价值？

今天，你往往会听到那些在20世纪末叱咤风云，为上一代大收藏家提供艺术品的资深古董商们感叹，过去那种风格的收藏家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经很少见了。那些收藏家与古董商建立持久关系，通过数十年的观察、研究和购买深入了解某种艺术品（可以是明代陶瓷、中国家具、青铜器或玉器等品类）。

如今，瑞士手表和美国运动鞋占据了艺术媒体的头条，而那些曾经可能在这个年纪开始涉入艺术收藏的富裕年轻人，却更喜欢购买最新款的公路自行车和腕表。

▲爱德华多·卡兹，GFP Bunny，2000年

图片来源：KAC个人网站

卡兹通过分子生物学创造了一只荧光兔，命名为“阿尔巴”

成为艺术史上第一只新的哺乳动物

至于当代艺术，尤其是那些更加非主流或让公众作为共同创作者参与其中的艺术，则是另一番面貌。我记得巴西裔美国转基因艺术家爱德华多·卡兹（Eduardo Kac，1962—）的早期作品，他是生物艺术的先驱，以荧光白化兔而闻名。

他将太平洋夜光水母的DNA移植到白兔体内，然后用紫外线照射，举重若轻地带来的强烈体验。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任何人都可以上网点击鼠标，打开卡克“工作室”里的一盏灯，这种刺激会影响培养皿中一些生物的生长。以他的艺术实践为例，你不能说这种公共参与稀释了艺术价值，因为它反而重构了艺术价值的生成机制。

近年来，中国古画在西方拍场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收藏家主要集中在亚洲。您认为西方藏家对这些作品的热情是否也有所下降？

顶级市场始终是全球性的，无论在哪里，最顶级的作品都会受到财力雄厚、消息灵通的收藏家竞逐。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市场的全球性质，有些现身于欧洲小拍卖会上，或者出现在网拍渠道的拍品，看似不受重视，有时却意外出现价格暴涨的现象。过去纽约是中国古代书画的交易中心，如今最高成交纪录多发生在亚洲地区。既得源于亚洲藏家的财富积累，也关乎文化话语权建构——拍卖行深谙在地化策略。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在购买了重要的艺术品之后，藏家可能需要考虑更多跨境税务、艺术品的跨境运输等问题，以及拥有高知名度艺术品所带来的审查。

拍卖行日益倚重学术研究提升拍品的市场认可度，这一趋势是否影响学术方向？

影响有限。有些学者乐于与市场共享专业见解，这对博物馆与藏家至关重要。但同样也有很多学者并不参与其中，他们更愿意讨论文物追索等议题，或是如何将这些艺术品归还给它们真正所属的文化，这些讨论并不总是简单明了，而且经常会陷入复杂的法律争论中。

愿意在市场背景下分享自己观点的学者需格外谨慎，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利益冲突，并且维护学术声誉。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校园一角

摄影：缪淼

当市场判断与学术研究出现分歧时，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我常常对这种分歧感到困惑，有时这种分歧非常大。以我个人的研究而言，我投入数十年时间研究赵孟頫（1254—1322），对于辨识他的作品，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元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是赵孟頫1295年为周密而作，描绘山东历城地区的风光，以解周氏思乡之怀

他的绘画真迹确实不多，但书法作品很多。学界对赵孟頫真迹判定极其严格，而市场常采取更”宽容”的立场。严肃的藏家应研读学术成果，必须透彻理解艺术史，并建立良好的学术关系，在个人判断与学术共识间取得平衡。

▲ 陈洪绶，《陶渊明故事图》局部，明代，“采菊”

美国檀香山美术学院藏

另一位我最喜欢的艺术家陈洪绶（1598－1654年）。

你可以仔细观察归于他名下的作品，学会辨认是出自艺术家本人的手笔，还是出自他的助手或弟子；你通常还可以将这些作品与当时和后来的伪造者的作品区分开来。对于上述这些细化的作品归属，有时候市场的看法似乎与我的研究大相径庭。艺术史研究者关注的细微差别远远超出了真伪的简单二元对立，而目前的市场尚且不能消化这些细微差别。

▲郭熙，《早春图》，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马啸鸿教授在课堂上经常为学生以此画为范例展开讨论

因此，我认为，如果收藏家想了解艺术史学者和策展人的共识是什么，以及这些共识如何有益于他们自己的收藏判断，应该阅读艺术史研究，并培养良好的人际网络。一位认真的收藏家，不会仅为了投资获益或是取得流量去收藏，他会以开放的心态学习，也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胸怀。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收藏本质？传统形式会被彻底颠覆吗？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总的来说，我确信传统主义者与传统方法始终会有生存空间，尽管这个空间会发生变化。

▲Beeple,《每一天：前5000天》，非同质化代币（jpg)

底价100美元，成交价6900万美元

2021年，佳士得纽约

当下，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和数字艺术，但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这将如何在实践中改变收藏界。至少对非专业人士来说，迄今为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可靠性仍是未知数。瑞士有一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鉴定西方绘画作品，它提供作品是真迹的可能性百分比。

目前利用人工智能得出的结果，都是用来支持艺术史学者和策展人的推断，这是有道理的。其实这项技术的使用，与过去用热释光（TL）测试确定唐墓俑或宋代磁器的烧制年代范围，本质上并无太大的不同，因为人类审美的“眼睛”（目鉴）依旧是第一位的。

▲马啸鸿作为策展人

在龙美术馆“丁乙：何所示”展览开幕式上致辞，2015年

图片来源：龙美术馆

在我看来，学术界应该对主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方式持保留态度。

人工智能的好坏取决于它所能获取的信息和软件限制。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人工智能的学习是基于公共领域的信息，就是落后于时代前沿的信息，因为最新的研究、思考、创造通常都在付费墙后面，或者有版权或未出版。举例来说，如果你要求当前可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告诉你有关某件艺术品的艺术史知识，它无法告诉你任何最新的见解，除非它编造出来，而目前看来它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做。在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中，我们常发现文中引用的学者名言是捏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