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理论层面而言，二者是存在同时回归的可能性的，而导致未能同步回归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葡萄牙。
在当年我国制定澳门回归方案时，拟定了三个不同的版本：澳门回归时间早于香港、晚于香港，以及与香港同时回归。在这三个方案之中，我国最期望的便是澳门与香港能够同时回归。究其原因，在于我国长期秉持着“港澳一体”的原则。当时香港将于1997年回归祖国已基本确定，自然希望澳门能一同回归，如此“双喜临门”，意义非凡。然而，葡萄牙却在这一时间节点上表示了反对，葡萄牙为何会反对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这一事件的根源其实与香港问题相关。1984年12月，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确定香港回归的相关事宜，并且给予了英国12年的缓冲期。倘若香港和澳门同时回归，那么葡萄牙所能获得的缓冲期便不足12年。这让葡萄牙心生不满，觉得自身受到了区别对待，心想难道我葡萄牙比英国差吗？不行，英国有12年，我也必须有12年。鉴于葡萄牙在这方面的诉求，我国也表示理解。所以在1986年与葡萄牙的谈判中，我国提出希望澳门能在1998年回归。从1986年到1998年，恰好也是12年，我国认为葡萄牙应该没有异议了。但出乎意料的是，葡萄牙依旧不同意。
在1986年10月21日至22日的谈判中，葡萄牙对我国提供的各项草案均做出了回应，然而唯独在交还澳门的时间这一关键问题上保持沉默。葡萄牙为何不表态呢？其实质是企图拖延，并不想过早地将澳门归还给我国。这里需要了解一个重要知识点：在香港问题的谈判中，中英两国历经两年多艰难的谈判，其中主要的分歧就集中在香港的主权问题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葡建交之时葡萄牙就已明确承认我国对澳门拥有主权，所以在澳门主权问题上，中葡两国并无争议。但既然葡萄牙已经承认了我国对澳门的主权，理应归还澳门，那为何还要拖延呢？
一直拖到1985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前往葡萄牙访问期间，才再次就澳门回归问题展开谈判。可能有人会疑惑，为什么一定要前往葡萄牙里斯本进行谈判呢？难道不能在北京谈吗？这背后其实隐藏着葡萄牙的算计。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国方面每次都是来华谈判，从未有过中方前往英国谈判的情况。这一谈判地点的选择看似平常，实则意义重大，它关乎领土主权这一原则性问题，谈判地点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这片土地的归属。那么，为何在澳门问题上，我国会前往葡萄牙进行谈判呢？核心原因就在于“葡萄牙是小国”。
1952年，针对中葡关系问题，毛主席曾做出“大国从严，小国从宽”的指示。因为葡萄牙是小国，并非我国的主要敌人，是可以团结的对象，所以我国在处理与葡萄牙的关系时，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同意前往葡萄牙进行谈判。不过，名义上此次并非正式谈判，而是访问与交换意见。在出发之前，我国谈判代表团相对乐观，认为葡萄牙所计较的不过是面子问题，也就是12年缓冲期的问题，我国愿意满足其诉求。并且想着，无论怎样，葡萄牙也应在2000年之前将澳门归还我国。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葡萄牙总统苏阿雷斯明确提出，在本世纪内交还澳门不合适，时间过早，应考虑在下个世纪，即在21世纪的适当时间来解决澳门问题。这一表态完全出乎我国代表团的意料，因为这与之前双方沟通的情况大相径庭。
葡萄牙外交部长米兰达表示，他们认为澳门和香港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而言，1898年的中英条约明确规定了香港的租界时间为99年，到1997年自然到期，而1887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却未规定澳门的租借期限，并且澳门在葡萄牙的统治下已超过400多年，所以澳门的过渡期理应更长。
至此，我国外交人员才明白葡萄牙坚持让中国前往葡萄牙谈判的真正意图。原来，葡萄牙国内上下普遍不同意在2000年之前将澳门归还给中国。有人主张在2003年归还，因为那时葡萄牙占领澳门刚好达到450年；还有人提出在2053年归还，这样就凑足了500年。葡萄牙政府有意利用主场优势，向我国展示其国内不同的声音，并借助东道主的身份对我国施压，企图迫使我国妥协。
但我国怎会轻易妥协？在香港问题上，我国面对英国都毫不退让，又怎会向葡萄牙妥协呢？当时前往葡萄牙访问的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他明确表态，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是必须在本世纪内恢复对澳门的行使主权，绝不可能同意将澳门问题——这一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去解决。在如此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不会做出任何让步。随后，周南副部长取消了会谈后的记者会以及在葡萄牙的游览行程。
看到我国态度如此坚决，葡萄牙方面顿时慌了神。1987年1月6日，葡萄牙政府紧急召开国务委员会议。会议认为，维持澳门的稳定与繁荣，维护葡萄牙的利益，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至关重要。葡萄牙不应在归还澳门的日期上与中国僵持不下。于是，葡萄牙方面决定，既然中国要求在本世纪内解决澳门回归问题，那就定在2000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将澳门归还给中国。我国对葡萄牙这一略显小气的做法感到哭笑不得。
1987年1月21日晚，周南邀请葡萄牙代表共进晚餐，并在席间说道：“你们不是12月25日要过圣诞节吗？圣诞节过后紧接着就是长假，在长假期间举行回归庆典恐怕不太合适吧？是不是稍微提前一点更好呢，这样你们也不用加班。”葡萄牙代表仔细思量后，觉得确实有道理，便回国请示相关事宜。最终，葡萄牙方面接受了我国的提议，确定在1999年12月20日将澳门的管制权正式移交给中国。
那么为什么既然葡萄牙早晚都要归还澳门，为何不早点归还，卖我国一个顺水人情呢？答案就在于一个“利”字。在当时澳葡当局的行政管理体系中，葡萄牙人以及土生葡人（即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人）占据了几乎所有行政高层岗位。澳门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用于支付这些人的工资。以1984年为例，葡萄牙派往澳门任职的官员多达701人，这些人的年薪累计超过1亿。
此外，当时澳门规划建设的机场、深水港、跨海大桥等项目，均由葡萄牙公司承包。众所周知，基建行业利润丰厚。并且自1974年以后，葡萄牙国内政党林立，政党选举需要大量资金。而这些政党通过博彩公司获取政治献金，用于竞选活动。所以，当时周南副部长明确指出，葡萄牙企图尽可能多地从澳门获取利益。
那么，我国为何一定要在2000年之前解决澳门问题呢？仅仅是为了解决殖民主义遗留问题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在我国看来，澳门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紧密相连。如果香港和澳门回归的时间间隔过长，将会对香港的繁荣稳定产生直接影响。这并非危言耸听，当时葡萄牙曾公开宣称，希望澳门能在997年后回归中国，以便吸纳因香港回归问题而外流的资金，我国自然不会让葡萄牙的如意算盘得逞。
由此可见，每一个看似细微的历史细节背后，都蕴含着大国之间激烈的博弈。1997年，维多利亚港的钟声敲响，宣告着殖民者在香港的统治终结；1999年，大三巴牌坊前五星红旗飘扬，澳门回归祖国怀抱。这两个年份，不仅铭刻在历史的长卷中，更凝聚着一个民族百年来的血泪与尊严。从鸦片战争列强用刺刀撕裂中国山河，到谈判桌上中国人坚定地捍卫主权，这一百多年来，无数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历经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挥洒了满腔热血。如今，辽宁舰巡弋在南海，港珠澳大桥如巨龙横跨伶仃洋，中国正昂首迈向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