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夏天格外炎热，赵建国站在县高中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毕业证书，心里既兴奋又迷茫。十八岁的他刚刚结束学生时代，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响应号召上山下乡，要么报名参军。赵建国几乎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后者——他从小听着父亲讲抗战故事长大，对那身绿军装有着说不出的向往。
体检、政审一路顺利，秋天来临时，赵建国已经穿上了崭新的军装，胸前别着大红花，在乡亲们的锣鼓声中登上了开往部队的卡车。他记得母亲抹着眼泪往他手里塞了五个煮鸡蛋，父亲则只是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好好干"。
新兵连三个月，赵建国瘦了十斤，却练出了一身结实的肌肉。他被分配到炮兵部队，每天与沉重的炮弹和复杂的计算公式打交道。让他没想到的是，高中时学的那些数理化知识派上了大用场。在一次全团计算考核中，他不仅算得最快，结果也最准确，这让连长张铁柱眼前一亮。
"小赵啊，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连的文书了。"张铁柱是个山东汉子，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别给我搞砸喽！"
文书工作远比赵建国想象的复杂。除了日常的文件处理、会议记录，还要协助连队干部制定训练计划、整理装备档案。
刚开始的几个月，他没少犯错——有次把重要会议的时间记错了，害得指导员白跑一趟；还有次统计弹药数量时漏掉了一个零，差点造成补给短缺。每次犯错，他都做好了挨批的准备，可张铁柱总是摆摆手："年轻人嘛，下次注意就行。"
1977年冬天，连队接到命令要转移驻地。赵建国负责整理全连的档案材料，连续三天没合眼。最后交接时，他发现少了一份士兵的体检表，急得满头大汗。
张铁柱知道后，不但没批评他，反而帮他一起翻箱倒柜地找，最后在抽屉夹层里发现了那份被遗忘的文件。
"建国啊，"张铁柱递给他一杯热茶，"做事要细心，但也不能太紧张。你看，这不找着了吗？"那一刻，赵建国觉得鼻子发酸，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好。
1978年初，全军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各个部队。赵建国得知后，激动得好几晚睡不着觉。
他高中时成绩不错，尤其数学物理是强项，如果能考上军校，将来就有机会当军官了。
他把想法告诉了张铁柱，连长二话没说就给他批了复习假，还从团部借来一套复习资料。
"好好考，给咱们连争光！"张铁柱拍着他的肩膀说。
备考的日子艰苦而充实。白天完成本职工作后，赵建国就躲在仓库的小角落里啃书本，常常学习到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年夏天，他收到了南京陆军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全连为他开了欢送会，张铁柱喝得满脸通红，拉着他的手说："到了军校好好学，将来当个比我有出息的军官！"
离队前夜，赵建国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他在信里郑重承诺："爸、妈，儿子一定好好学习，将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写到这里，他的眼泪滴在了信纸上，晕开一小片蓝色的痕迹。
南下的火车上，赵建国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怀里抱着简单的行李，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出神。对面座位上坐着个扎两条麻花辫的姑娘，正低头织毛衣。列车员推着餐车经过时，姑娘抬起头来问："同志，要盒饭吗？"
赵建国这才发现自己饥肠辘辘，连忙点头。接过盒饭时，他不小心碰翻了姑娘放在小桌上的毛线团，红色的毛线滚了一地。
"对不起对不起！"赵建国慌忙蹲下去捡，却越缠越乱，最后把自己和姑娘的脚踝都绕在了一起。两人相视一笑，尴尬顿时化解了大半。
"我叫李秀兰，在南京纺织厂工作。"姑娘一边整理毛线一边自我介绍，"你这是去上学？"
赵建国点点头，说了自己考上军校的事。李秀兰眼睛一亮："哎呀，那可了不起！我弟弟也想当兵呢。"就这样，两人聊了起来。
李秀兰比赵建国大两岁，说话爽利，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得知赵建国虽然是城镇出身，但却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军校，她眼里流露出赞许的神色。
"我们厂里也有夜校，我每周都去上课。"李秀兰说，"多学点东西总没坏处。"
火车到达南京站时，天已经黑了。赵建国坚持要送李秀兰回厂区宿舍，两人沿着梧桐树下的马路慢慢走着，聊着各自的生活和理想。
分别时，李秀兰突然说："我给你写信可以吗？就当……就当是鼓励你好好学习。"
赵建国愣了一下，随即用力点头，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工整地写下军校的地址。看着李秀兰的背影消失在厂区大门内，他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期待。
军校的生活比赵建国想象的还要严格。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早操、上课、训练，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但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军事知识。
第一学期结束，他的综合成绩排在全队第三。
李秀兰的信如约而至，几乎每周一封。她的字迹娟秀，内容朴实生动——厂里新来了什么机器，夜校老师讲了什么有趣的知识，周末去玄武湖划船看到的景色……
每次收到信，赵建国都要反复读好几遍，然后趴在宿舍的床头柜上认真回信。他给她讲军校的生活，讲自己第一次指挥演练的紧张，讲对未来军旅生涯的憧憬。
1979年春节，李秀兰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件手织的深蓝色毛衣和一包南京特产盐水鸭。
赵建国把毛衣穿在军装里面，觉得格外温暖。室友们起哄说他"有情况"，他红着脸否认，心里却泛起一丝甜蜜。
两年军校时光转瞬即逝。毕业前夕，赵建国被表彰优秀学员，分配回原部队担任炮兵排长。
离校前，他鼓起勇气给李秀兰写了封信，问她愿不愿意在自己探亲时见一面。回信来得很快，李秀兰用兴奋的笔调写道："当然愿意！我已经请好假了，就等你回来。"
1980年春天，赵建国终于有了探亲假。他先回了趟老家，父母见到穿着军官制服的儿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家里还是那三间土坯房，但墙上已经贴上了他寄回来的奖状和照片。母亲做了一桌子菜，父亲破例喝了点酒，话比平时多了不少。
"儿啊，你现在有出息了，啥时候带个媳妇回来？"母亲笑眯眯地问。
赵建国脑海里闪过李秀兰的笑脸，含糊地说："快了快了。"
三天后，他坐上了去南京的火车。站台上，李秀兰穿着一件淡黄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剪成了齐耳的短发，比两年前更加成熟大方。
看到赵建国，她小跑着迎上来，却又在距离一米处停住，脸微微发红。
"你……你变黑了。"她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
赵建国笑了："整天在太阳底下训练，能不黑吗？"
两人找了家小饭馆吃饭。聊起这两年的生活，李秀兰已经当上了车间小组长，还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但说着说着，她的表情变得犹豫起来。
"建国，我家里……给我在老家找了份工作，是供销社的会计。"她低头搅动着碗里的汤，"他们觉得女孩子该安定下来了。"
赵建国心里一沉，强作镇定地问："那……你怎么想？"
李秀兰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赵建国深吸一口气，决定不再绕弯子："秀兰，我喜欢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早点定下来，我争取努力干到副营，到时就可以申请随军……当然，这要看你……"
话没说完，李秀兰突然笑了，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他面前。赵建国疑惑地打开，发现是一份辞职申请——李秀兰主动申请辞去纺织厂工作。
"我早就打听好了，"李秀兰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你们驻地附近有家银行也在招人，我夜校学的会计知识正好用得上……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赵建国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他隔着桌子握住李秀兰的手，声音有些发抖："我怎么会反对……我……我太高兴了。"
分别时，李秀兰送他到火车站，从包里拿出一个精心包装的盒子："给你的礼物，上了车再打开。"
火车开动后，赵建国迫不及待地拆开盒子——里面是一块上海牌手表，表盘背面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小字。他摩挲着手表，想起李秀兰说这是她用两年积蓄买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回到部队后，赵建国全身心投入工作。他带领的炮兵排在军区比武中获得了第二名，第二年底被提升为副连长。而李秀兰也如约调到了驻地所在的城市，在一家银行当上了出纳员。
每到周末，只要赵建国不值班，两人就会在城里见面，看电影、逛公园，或者只是沿着河边散步聊天。
1982年元旦，赵建国和李秀兰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新房是部队分的单身宿舍，虽然只有二十多平米，但李秀兰用巧手布置得温馨舒适。
婚后第二年，他们迎来了女儿赵敏。小生命的到来让这个小家更加热闹，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李秀兰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常常忙得脚不沾地；赵建国因为部队任务繁重，有时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但无论多难，两人始终相互扶持。李秀兰从未抱怨过军嫂生活的艰辛，反而常常安慰丈夫："你安心工作，家里有我呢。"
而赵建国只要回家，就抢着做家务、带孩子，让妻子能好好休息。
岁月如流水，转眼间女儿已经大学毕业、结婚生子。退休后的赵建国和李秀兰搬到了女儿家附近，过上了含饴弄孙的悠闲生活。周末时，女儿常带着外孙来看他们，小家伙最喜欢听外公讲当年的军旅故事。
一个春日的午后，赵建国翻出那本发黄的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对李秀兰说："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南京见面时照的。"
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军装，姑娘依偎在他身边，两人都笑得有些羞涩。李秀兰轻轻抚摸照片，笑着说："怎么不记得？那天你紧张得差点把相机掉玄武湖里。"
赵建国握住妻子布满皱纹的手，感慨道："这一转眼都快四十年了……要是当年我没考上军校，或者在火车上没遇见你……"
"没有那么多要是，"李秀兰打断他，眼里闪着温柔的光，"咱们这辈子啊，该遇见的人总会遇见，该走的路一步都不会少。"
窗外，梧桐树的新叶在春风中轻轻摇曳，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板上，形成一片斑驳的光影。赵建国望着这熟悉又温馨的景象，突然觉得，人生最珍贵的不是那些辉煌的成就，而是这些平凡却真实的时刻——有人与你分享回忆，有人懂你的感慨，有人愿意陪你慢慢变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