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面俱到 /
九月溽热未散，车缓缓驶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白云校区，“这是你想象中的大学吗？”坐在身旁的家人问。王冠杰沉默，眼前更像是村庄，泥土、石子掺拌的路，拒绝任何拐弯。这是他的起点，却一眼到头。校区被秀水河劈成两半，黏稠的蛙鸣在夏夜里发酵，在河床深处倒数着他的二十岁。他来到了2020级商务英语专业，这是王冠杰与二本现实的首次对视。
校区被秀水河劈成两半
踏进一所二本大学，幻灭，常常发生。
校门口的窄路塞满了黑车、课上机械式地集体朗诵课文、没有像样的辩论培训……他常逃课去实习、和朋友聊未来。落差感层层包裹，但王冠杰没有停止寻找出口。做有意义的事总能给他解渴。
播客，是他偶然掘到的井，很快，他发现了声音世界里的泉眼。《新闻实验室》《随机波动》《声东击西》等播客，成了他冲破物理围墙的浪，在颅内涨潮成海。
什么样的人会在意社会和世界的变化？
带着这个疑问，王冠杰发现几档头部播客的主播都是媒体人，这引发了他对新闻行业的好奇，当时的他不知道有新闻传播的专业。
剪辑软件里的音轨波纹终于覆盖了秀水河的蛙鸣，他知道，那些被播客淹渍过的青春，长出了新的轨迹。在播客《码字女工》里，他第一次听说深度训练营——一个为热爱新闻的学子搭建的实践平台。翻看往期录取名单，几乎都是名校的成员，他鼓起勇气，决心与不配得感一战。没有文字作品，他便带着从播客汲取的灵感，写了两期Newsletters。最终成为了第十期运营组的成员，后担任播客统筹，负责播客《不太彳亍》的运营和更新。
后来，这个喜欢听故事的人，也成了故事的记录者。
王冠杰通过微信公众号找到了《日谈公园》的招聘信息，经过两次面试，顺利入职，负责公司旗下《日谈公园》《日谈看世界》和《商业有厘头》等多档播客的后期制作。
王冠杰
一张机票、一个人，从广州到北京。这只被托运来的行李箱，拉链齿间还夹着一截没来得及完全收好的衣角，跟着王冠杰穿过大兴国际机场蒸腾的热浪。空调的冷气在酒店房间漫开，衣角上的毛絮被吹得微微颤动。之后的一周里，这个南方青年用脚步丈量着北京的租房市场，采访居民。
另一件重要的事，是入职。阳光在钢化玻璃上折射出刺眼的光斑，王冠杰眯着眼望着东方银座mall，攥紧了手里的材料，走到办公室，看着这些忙碌的身影，不大的空间里刚好容纳下了这些热忱。
胡同里橘猫慵懒的叫声、居民的笑声谈话声……王冠杰正在收集藏在平凡声轨里的故事。记得在求职迷茫期，《故事FM》的也卜老师在回信中提到：“哪怕在最无聊最朴素的内容中，也有助你跳跃的力量。”这句话激励着王冠杰前进。他希望将这份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以下是深度营与王冠杰的对话：
Q：你会用哪个词形容你的大学生活？
A：是匮乏感，它贯穿了我的大学四年。
我凭直觉选择了一个公办的院校——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在一所以农业和工科为主的院校里我所在的外国语学院显得边缘。进入大学后，我所期待的大学生活与实际经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疫情期间封闭的环境下，心理感受更为明显。我所在的白云校区非常偏僻，离地铁站很远。大三时我去南方周末实习，来回通勤就要花费三个多小时。这种地理位置上的隔离也对我和周围同学产生了影响，如果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很多人只会待在学校里，除了回家和上学，几乎没有其他活动。
王冠杰上学时拍下的学校
Q：在封闭的学校环境下，你如何突破认知边界？
A：进入大学后，我加入了学院的辩论队，认识了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朋友。我们经常在晚上闭寝后一直聊到凌晨两三点。我们聊生活学习，讨论许多书籍，包括历史、哲学等话题，很多知识都是我以往从未接触过的。辩论赛的准备过程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交集，不仅在生活上，还在辩题的碰撞中发现了彼此思维的差异。我曾坚信“努力一定会成功”，但他却认为努力并不总是有效的。他高考时并没有特别努力，却和我一样来到了这所学校。
与武汉大学等高校的系统性辩论培训相比，我们缺少辩论训练的资源，只能依靠B站自学。当时，《奇葩说》热播，我和这位朋友非常喜欢节目里刘擎老师的辩论风格。他既有同理心，又能精准回应辩题的核心关切，这样的姿态让我们非常向往。
因此，我和朋友一起购买了《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是一本哲学入门读物。书里从马克思·韦伯、黑格尔等思想家讲起，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思辨力的世界。比如像“正义”“自由”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概念，这背后就有着复杂而多元的讨论，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思想家的理论。刘擎老师通过引用这些思想家的论述，将辩题落地到现实生活中。思辨能力可以通过阅读和交流来锻炼，这让我对知识性内容的追求逐渐建立起来。
我开始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不是所谓的为了“有用”或“无用”，而是建立在个人判断力的锻炼。判断力能体现一个人的责任感和美德，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社会议题时。最近小红书上一个关于“爹味”标签的讨论引发了讨论，许多人对此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我发现互联网上的标签化和简单判断可能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个体，我们需要保持独立的判断力，避免盲从和贴标签的行为。
然而，对知识的追求和思辨能力的锻炼，并不是我在课堂上能够获得的。所以，大一下学期，我开始在B站上看其他高校的讲座视频，自学感兴趣的内容。
记得方可成老师在播客节目《声东击西》里讨论了关于“信息食谱”的话题，短视频等短平快的内容就像是高糖高脂的食物，虽然容易获取，但长期摄入会对我们的观念产生负面影响。相反，权威的信息来源则是健康的营养餐，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理性的认知。这也我意识到信息的选择和摄入方式对认知至关重要。
早年“新闻实验室”其实是一个公众号（后来转为Newsletter），里面有一个专栏叫“媒体食谱”，邀请了许多知名媒体人和创作者分享他们的阅读习惯和信息来源。我深受启发，开始疯狂挖掘节目中提到的作者和信源，找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推荐的文章和链接。
信息匮乏推动我培养了良好的信息检索能力，我把信息挖掘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挖掘者”（Digger），疯狂地寻找信息；然后是“过滤者”（Filter），筛选出对自己有用的内容。对于信息匮乏的人来说，初期会处于“挖掘者”的状态，但随着信息的积累，筛选的重要性会逐渐显现。
Q：在与这位重要朋友对话的过程中，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
A：性格不同只是部分原因，最重要的是此前不同的教育环境造成了我们认知的差距。教育背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来到了同一所大学。这位朋友来自深圳一所很好的高中，但因为自己“摆烂”，最终来到了这所学校。以他所在学校的平均成绩，他本可以去更好的地方。我的高中就读于一所采用“衡水模式”的学校，每天早起晚睡，学习压力很大，但学习效果并不好。而我的朋友则完全不同，他所在的深圳外国语学校课程设置丰富，活动多样。他的高中生活非常“随意”，甚至可以因为“太累”而不去上课，虽然会被罚，但他并不在乎。这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因为这是我高中从不敢想、不敢做的事。
和他聊天的过程中，让我意识到，高中生活原来可以如此不同。我的视域被打开了，开始认识到教育环境和结构的差异对个体的影响。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我和朋友之间，也体现在我身边的其他人身上。在我的家乡，如果一些女生没考上高中，家里人可能就不会让她们继续读书，甚至会被安排结婚。
Q：说说你对播客的初印象。
A：一天，那位朋友告诉我：“我特别推荐你去听一个叫做播客的东西”，那一刻，我感觉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他告诉我，播客与短视频不同，短视频像是北京五环外的信息，杂乱、短平快，而播客则像是二环内的内容，更加精英化和深入。虽然这个比喻可能有些夸张，但它确实精准地描述了当时中文播客的特点。
于是，我开始在苹果的Podcast上搜索播客节目。由于中文区的播客推荐机制偏向头部效应，我只能看到排行榜上的热门节目，比如《声东击西》《随机波动》《忽左忽右》等。播客节目里讨论的那些议题非常吸引我，尤其是那些涉及公共关切的讨论，比如性别文化如何塑造我们的观念等。这些标题其实对我来说吸引力是特别强的。我在想这不就是我想要追求的东西吗，这不就是我希望听到的东西吗？在这些议题下，你会感受到不同观点的碰撞。你才会知道他们平时是怎样思考问题的。
很难想象，在短视频盛行的时代，大家都在做短视频，想着怎么用十分钟的“小美”“小帅”讲一个电影。而在播客里，有人会用长达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去探讨一个问题。当时的我感到震撼。
Q：收听了大量优质播客后，你有什么发现？
A：我发现这些节目的主播大多是前新闻从业者，比如徐涛、杨一等老师。他们的讨论让我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开始意识到，记者不仅能够关注社会议题，还能通过写作和表达影响公众。这种职业的开放性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让我心生向往，我开始思考：我是否也可以成为一名记者？
在兴趣的驱使下，我对新闻的好奇心就建立起来。我阅读了大量媒体文章，去了解记者应该阅读什么、关注什么。虽然我没有读过《看见》这本书，但我的经历间接把我塑造成了一个“看见式”的人。
于是，在大二上学期，我开始考虑能不能进入新闻行业实习。我尝试向澎湃新闻等媒体投递了简历。然而，由于缺乏相关经验和作品，我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的简历非常单薄，除了辩论队和乐队的经历外，几乎没什么可写的。学校也没有提供简历制作或职业规划的指导，我只能通过B站自学。尽管我写得很认真，但媒体显然是不会对这样的简历感兴趣的。
Q：为了离新闻更近一步，你后来做了哪些努力？
A：投递的简历几乎石沉大海，我开始在小宇宙等播客平台上疯狂搜索与新闻、新传实习相关的内容，并将所有涉及求职信息的公众号加入关注列表。
我偶然听到了一档名为《码字女工》的播客，两位主播是深度训练营的学姐。她们提到，“如果想进入新闻行业但找不到实习机会，可以尝试申请深度训练营”。我感觉如获至宝，立刻去搜索了深度训练营的公众号。看了录取名单后，我陷入了犹豫，感觉自己应该进不了深度营。但面试官的手记里提到“不会特别注重出身，而是看重对新闻的热情”时，我有了勇气，决定试一试。
深度训练营对我来说是唯一了解新闻的途径。如果无法通过，我可能永远无法打破与新闻行业之间的那堵墙。于是，我开始密集地阅读媒体文章，关注记者们的作品。当时读到《回家》这篇文章时，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让我明白普通人的故事很重要，只有普通人的故事，才是最能让人感同身受的。我没有什么新闻理想，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个讲述普通人故事的作品，加上对音频媒介的偏好，我认为声音最有利于打造这样的作品。
在准备深度训练营的笔试时，我没有作品集怎么办，于是我写了两封Newsletter作为作品集的一部分，一篇介绍Newsletters和播客，另一篇是关于饥饿怎么塑造我们的人的观念和身体，这是我当时听了随机波动的一些节目受到的启发。这两篇文章成为了我申请作品集的一部分。
几天后我突然收到了深度营的电话面试，面试官问我是否愿意调剂到运营组，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我觉得只要能进，无论在哪个组都是机会。进入深度训练营后，我发现运营组的工作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公众号的排版、项目统筹，还有很多机会参与深度组的采写工作。我非常开心，我感觉自己开始真正上大学了，因为这里的环境和资源完全符合我对理想大学生活的想象。进入深度营后，我提出了做一期播客节目的想法。
大三的时候，我进入了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周”）实习，当时运气好，南周的文化部和社会部正好想要尝试做播客，需要一个实习生来负责播客的运营、剪辑、分发等工作，而我的经历刚好对口。
有了深度训练营制作播客的经验，我的作品集基本成型。于是，我投递了简历和作品集，顺利进入了南周实习。
Q：聊聊你在深度营参与播客《不太彳亍》节目制作的经历和感受。
A：在 公众号“ Veritas 唯理” —— 一个致力于推广博雅教育的学生组织 ， 我 认识了许多优秀的小伙伴，他们来自不同的教育背景。 这让我对 它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唯理” 成立 的原因是什么 ，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 这种驱使我产生了 想 采访 “唯理”创始人 的想法 ，并以播客的形式呈现 。 然后我就找了几位小伙伴一起组队。
做播客节目很依赖采访能力、对话组织能力和提纲撰写能力。一个好的提纲，就像节目的骨架，能让内容结构更加完整，呈现出更好的节目效果。为了做好这期播客，我开始在深度营里密集地学习怎么写提纲、采访。深度营有许多记者老师的讲座刚好满足了我的需求。
同时，信息检索能力也非常重要。在准备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需要看很多资料，之前自己也有了比较好的媒介素养，我都知道哪些信息是权威的，哪些对我来说是最有用的，所以我能很快地筛选出有用的信息。
当时“唯理”的创始人在纽约读书，和我们有时差。我们晚上十点开始采访，他们那边是白天。我们经常要采访到很晚，一直到十二点多。我的搭档有时困得不行，但好在有提纲，我们还能按照提纲继续下去。
采访完之后，就是后期制作剪辑了。一开始我并不是负责剪辑的，但因为我特别期待这个作品，所以我也参与进去了。我通过B站上的视频学会了AU（音频编辑软件）的基本操作。我们当时是几人分段来剪辑的，然后拼起来，反复听，再完善。虽然剪辑不太专业，但至少是把节目弄出来了。
这次经历让我了解到了播客制作的整个流程链路，从前期采访到后期制作。只要你做过一遍，你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很多时候都是边做边学的，一边认识到问题，一边调整。
做完这期节目后，我还参与了其他几期的播客制作。比如“新传生求职记”，我负责剪辑方面的把关。还有“时空对话”栏目，我接了第二期，采访的是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和一位光明日报的记者。那次采访录制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可能因为嘉宾工作刚结束比较疲惫，并且此前也没有录制播客的经验，刚开始录制时两位嘉宾的表达欲不是很强，我需要不断去引导话题，把握对话的节奏。这让我明白了提问和引导对话的重要性。
Q：你是如何进入播客行业的？当爱好变成了工作，你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吗？
A：临近毕业时，我非常迷茫。当时播客行业并没有密集的招聘机会，我也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虽然我之前面试过“声动活泼”，但由于我对商业科技内容的敏感度不够，最终在最后一轮被刷了下来。这让我开始思考：如果没有任何播客公司要我，我该怎么办？
在进入“日谈公园”（以下简称“日谈”）之前，我咨询了许多行业内的前辈。在小红书上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我给她写了一封邮件，表达了我的迷茫和困惑，比如如何进入播客行业，以及职业路径的建议。出乎意料的是，她很快回复了我，并给出了几条非常实用的建议。我还记得那句对我最有帮助的话，也想分享给大家，“哪怕在最无聊最朴素的内容中，也有助你跳跃的力量”。
也卜老师给王冠杰的回信
这位前辈就是《故事FM》的前制作人也卜老师，她的回复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她的建议让我意识到，播客行业的门槛其实很低，只要有一部手机，注意录音细节，进行简单的剪辑，就可以创作自己的播客节目。
在深度训练营的经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即使是平凡的工作，比如排版、整理笔记，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我在剪辑杨一老师的节目时，虽然音频长达三个多小时，但通过一点一点的剪辑，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播客制作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发现制作人不仅仅是剪辑者，还需要具备对内容的审美和判断力，就像编辑一样，能够发现好选题并让它落地。
好在最终我进入了“日谈”，开始了我的播客职业生涯。播客虽然可以创作出精英化的内容，但它的媒介本身是低门槛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它讲述自己的故事。像《故事FM》这样的节目，正是依赖于普通人的叙述，才有了那么多如此动人的作品。播客的魅力在于它能够让普通人的故事自然流淌，而这种叙述的力量，正是播客最宝贵的部分。
公司老板曾问我一个问题：“虽然你喜欢播客，但实际工作可能会和想象中不一样，你如何平衡这种差异？”当时我的回答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现在依然非常喜欢播客，非常幸运，能够在播客行业的早期加入这样一个正在发展的公司。
我的工作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有时也会特别忙。其实，剪辑音频是一项非常累人的工作，长时间戴着耳机、集中精神剪辑，确实会让人感到疲惫。但我觉得，工作之外的生活同样重要，我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比如阅读Newsletter、挖掘行业信息，甚至尝试一些新的创作。
王冠杰在北京的一条街道上收集声音
Q：有些人认为要想把播客做起来很难，流量好像总积聚在头部播客。你如何看待播客商业化运作的问题？
A：在南周实习期间，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专业的音频生产机构（如播客厂牌）和传统媒体制作的播客有什么不同？那时我虽然在内容制作方面的经验不足，但我意识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于播客商业化和运营的问题。
其实许多传统媒体尝试过音频化，但大多数都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它们无法盈利。相比之下，专业的音频生产机构（如播客厂牌）在商业化方面有着更清晰的考量。如果一个播客厂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就无法支撑内容的持续创作和生产。比如，“声动活泼”的《跳进兔子洞》这样高成本的节目。其中有一整季的节目就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如果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根本无法经营。我在“日谈”工作后也深刻体会到了：内容创作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商业化的支持，再好的内容也难以长久。
实际上，播客商业化问题不仅是中文播客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播客行业的难题。比如，约半年前《This American Life》的一期节目里就提到，由于整个播客行业广告投放缩水，播客公司的广告收入就减少了。这背后还涉及到技术层面的变化，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以苹果的播客APP为例，苹果更新了系统iOS17后，取消了自动下载单集的功能。以前，用户点进播客APP时，会自动下载最新的5集节目，即使没有实际收听，广告收入也会被计入。但现在，这种自动下载被取消，导致下载量下降了1/3，广告收入也随之减少了1/3。
《This American Life》就推出了付费订阅服务。虽然他们设置付费的理由是“没有广告了”，但这背后反映的是播客行业对商业化模式的依赖和探索，以及技术变动对行业的影响。
Q：播客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A：在情绪上，播客有一定的治愈、陪伴作用，有一次我听了一期清明节特辑，一个女孩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讲述她爷爷的故事，那种情感的流动非常直接，尤其是作为广东人，这种叙述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那一刻，我不仅被故事打动，还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我也想做出这样的作品，能够触动人心的作品。再举个我同事的例子，他刚开始听播客时喜欢信息密度大的节目，但随着年龄增长和工作压力的增加，他现在更倾向于听一些轻松闲聊类的播客，比如《无聊斋》和《谐星聊天会》。这些节目能给他带来情绪价值，让他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些放松和乐趣。这种转变反映了人们在文化体力有限的情况下，对情感陪伴类内容的需求。
在我看来，播客更像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单纯的情感陪伴媒介。首先，它是一个连接人与人的工具。比如今天我们能聊到播客这个话题，正是因为播客这个媒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在这个行业工作，而你们对播客感兴趣，这种连接是通过播客建立的。其次，播客对我来说是一个信息检索的工具。比如我最初了解到深度训练营，就是通过播客节目中的一句话：“如果你想进入新闻行业，可以尝试加入深度训练营。”
这种感受和当下人们对现在新闻行业的一些看法是类似的。就像尼曼实验室的前主编雅基·巴纳辛斯基常说：“每当我们对新闻业的现状感到沮丧时，阅读最好的新闻就是一种治疗方法。”无论是新闻稿还是播客，它们都是一种表达和传递力量的媒介。当你看到或听到足够多的优秀作品时，你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也想做出能够在某些时刻给他人带来力量的作品。
Q：你一般在什么场景下收听博客？
A：播客的收听场景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那些不需要高度专注力的日常活动场景，像《声动早咖啡》这样的播客节目成功的重要原因，正是它精准地抓住了早晨这个场景，满足了人们在起床后需要轻松信息输入的需求。
像早上刷牙、做饭、打扫卫生、通勤等，这些时间段都是我习惯性收听播客的黄金时段。我还有一个习惯是听英文播客。由于我的听力水平也有限，我会借助YouTube的字幕或手机的转写功能来辅助理解。虽然英文播客没有画面，但通过字幕的帮助，我可以更好地跟上内容。这种学习方式让我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在播客上，甚至有时候会逃课去听播客或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以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系列统筹 | 叶沛琪 苏罗杰 潘奕忻
作者 | 木雨杏
编辑 | 余晓璐
采访 | 木雨杏 苏可欣 张小凤
值班编辑 | 何芊曼
编委 | 叶沛琪 潘奕忻
运营总监 | 温泓烨 梁 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