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巴基斯坦的孩子拿到了记者的棒棒糖，但是她只知道攥在手里，大大的眼睛里空洞，想说什么，说不出来，也笑不出来。
是啊，巴基斯坦的孩子不仅不会笑，而且还永远长不大。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更可怕，更血淋淋。
我经常看网友们喜欢讨论打不打仗，打一仗才能彰显威风这些话题。聊自己，不如先看看别人。
一、
战争迷雾中的思索
俄乌冲突悄然间已步入第四个年头。在这场漫长的冲突中，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评判着战争。有人从火力的强弱来衡量战争，试图比较双方谁更强大；有人则以道义为准则，判断谁的行为更为正当。然而，若以孙子兵法的独特视角审视这场冲突，我们会发现，孙子所关注的并非简单的军力对比，也无意去评判谁是谁非。
他所聚焦的，是几个常被人们忽略却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场仗究竟值不值得打？
即便胜利，又能收获什么？
为何双方实力都不弱，却始终难分胜负？
打到如今这般境地，是为了真正的胜利，还是仅仅为了不认输？
接下来，让我们循着孙子兵法的逻辑，逐一剖析这些问题。
二、
战争之“值”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首先会考量这场仗是否值得打。他将战争视为国家的大事，关乎生死存亡，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决定动武之前，必须进行一番精细的盘算。
孙子给出了判断一场战争是否值得打的三条原则：“非利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明确的利益，就不要轻易行动；若不能确保结果，就不应贸然开战；不到生死攸关的时刻，更不可轻举妄动。这并非是在和稀泥，而是一场冰冷的成本计算。
孙子在书中曾对战争成本进行估算：“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一支十万大军，每日的花销、动员的人力以及对经济的影响，会波及七十万户家庭。战争绝非一时冲动之举，它不是为了宣泄情绪，也不是为了表明立场。战争的代价远不止于战场之上，它是一个巨大且持续流血消耗的系统。这些成本，只有在战争具有足够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够被接受。
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公元234年，东吴孙权发动合肥攻坚战。他派遣十万大军围城三月，历经无数次攻坚，耗费了巨额资金。然而，合肥城依旧坚如磐石，魏军也毫无退缩之意。更为糟糕的是，这场战役原本是为了配合蜀汉北伐，可蜀军早已撤退，东吴却还在苦苦支撑。此时，为何而战已无人能说清，进攻难以取胜，退兵又心有不甘。多次围城换来的，不是胜利的荣耀，而是一本耗尽东吴国力的空账本。
这正是孙子所常提及的一种战争困境：并非输给了敌人，而是被战争的成本所击败。战争的合理性，不能仅仅依靠情绪来支撑，也无法靠舆论来维持。孙子既不鼓吹以战止战，也不盲目相信正义必胜。他只是告诫统治者，若发动一场战争，无法获得超过成本的收益，那么无论最终是否打赢，受损的都是国家的根本。
三、
胜利之“义”
孙子并不单纯关注战争是否取得胜利，他更在意胜利背后的意义。在许多战争中，起初目标往往十分明确，如收复失地、守住边界、捍卫尊严、保护民众等，每一方都有充足的理由，且这些理由也都能自圆其说。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目标却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本清晰的目的被不断推迟，甚至被人们遗忘，到最后，战争本身反倒成了唯一明确的东西。
孙子在《谋攻篇》中提出了一个判断战争价值的标准：“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打赢众多战役，并不一定就是好事。真正善于用兵的人，并非靠将对方打得支离破碎来获取胜利，而是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战争的目的在于形成有利的态势，而非制造一片废墟；是要让对手屈服，而非使其成为失控的敌人。战争的目标是达成某种成果，而非毁灭一切。
春秋时期，有一场特别的战事。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联军讨伐楚国，双方在召陵对峙。两军列阵，主将同乘战车巡视，互相称赞对方兵容整齐。随后，双方签订盟约，各自退兵。这场仗虽未真正开打，但双方的目标都得以实现。齐国巩固了霸主地位，楚国也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若孙子在场，想必只会称赞一声：“善。”正如他所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能够依靠谋略解决问题是上策，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也尚可，而真正动用武力则是下下策，尤其是攻城，成本极高。
若攻城，需花费三个月制造攻城器械，再用三个月堆积土山。将士们前赴后继地冲向城墙，即便死伤三分之一，城池也未必能攻破。即便最终破城，城市也多半沦为废墟。因为战争真正的目的，并非仅仅消灭一个敌人，而是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孙子反复强调，战争的目标不是单纯地打赢，而是赢得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如果胜利仅仅带来对方的毁灭，却无法带来秩序，不能稳住结果，那就不能称之为成功。倘若必须摧毁一座城市，伤害一国人心才能宣称胜利，那么这样的胜利越多，就越危险。因此，孙子并不迷信百战百胜，他追求的是让战争在恰好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停止，不贪婪、不延伸、不失控，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善之善者”。
四、
僵持之“因”
关于俄乌冲突，战争打到第四年，双方都展现出强大的实力。一方拥有辽阔的战略纵深、众多的兵员以及完善的军工体系；另一方则能够实现情报共享，拥有源源不断的后援和盟友的支持。然而，尽管双方实力强劲，战局却始终没有迎来决胜的时刻。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双方不愿战斗，而是难以取得胜利。
在孙子看来，这类战争的症结往往不在于战场之上，而在于战前的谋划。他说过一句或许是全书最为重要的话：“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真正善于用兵的人，会先营造出必胜的态势，再去交战；而不善于用兵的人，则是先投入战场，再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取胜。这种顺序的差异，决定了战争结构的根本不同。
历史上的长平之战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起初，赵军由廉颇统帅。由于兵力不占优势，廉颇采取坚守不出战的策略，等待秦军粮尽。这正是“先胜而后求战”的体现，即先构建起不败的态势，再寻找出战的时机谋求胜利。然而，赵王却失去了耐心，听信流言，换上了赵括。赵括一上任便发起进攻，一味拼命，结果中了白起的埋伏，被围困、断粮，最终全军覆没。赵括并非不懂打仗，只是他在出战时，必胜的态势尚未形成。他误以为战争可以单纯依靠打法取胜，而孙子告诉他，战争只能依靠合理的结构获胜。
孙子有一句名言：“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不失败是自己能够掌控的，但能否打赢，则取决于对手是否犯错。所以，真正善于用兵的人，不会急于进攻，而是先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再等待对手出现失误。“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战争并非不能打，但绝不能盲目出击。这也是为什么孙子总是强调谋略而非勇气，强调态势而非利益。
在他看来，真正的胜利是一场结构之战，而非单纯的意志较量。那些没有算清战争结构的行动，即便一时取得成效，也往往会陷入消耗战的泥潭。胜负不再取决于谋略的高低，而变成了谁能够坚持得更久，谁先崩溃。这就是为何双方实力都很强，却始终无法分出胜负的原因。正如孙子所说，作战的前提不是敌人弱小，而是自己足够强大；胜利的关键不是自己勇猛，而是敌人犯错。战争不能仅仅依靠运气。
五、
判断之“重”
随着战争的持续，它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厮杀，还包括判断力、信息、心理甚至情绪的较量。如今的战争形式已然发生了变化，技术、舆论、算法等都成为了战争的武器。然而，从孙子的角度来看，尽管战术在不断改变，但战争的目标始终未变。真正决定胜负的，并非前线的冲突，而是双方认知系统是否崩溃。谁的判断受到他人的左右，谁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谁能够设定判断的边界，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当战争陷入持久战，信息变得错综复杂，局势愈发混乱时，判断的难度也随之增大。这不仅对战场上的士兵是一种考验，对整个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战争初期，人们为了胜利而战；到了后期，却仅仅是为了不认输而苦苦支撑。最初的战略目标逐渐被情绪所取代。
孙子曾说过一句沉重的话：“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这意味着领导者和指挥者不能被情绪左右。情绪可以恢复，但国家一旦战败，士兵一旦牺牲，就无法重来。所以，最危险的战争状态，不是敌人逼近，而是指挥领导系统被情绪所吞噬。
越南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起初，美国只是有限介入越南事务，其目标并非是打赢战争，而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然而，北越的顽强反抗和南越的腐败无能，使得局势逐渐失控。美国一步步升级战争，从空袭到派兵，从派遣顾问到全面作战。战争的目标越来越模糊，代价却越来越大。
美国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无法取胜，又不敢轻易撤退，因为一旦撤退，就意味着承认错误，承认之前的投入付诸东流。在这种局面下，所有的判断都开始失控。军事行动沦为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又被情绪和面子所绑架。在越战的最后几年，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只是为了否认失败。1973年，美国正式撤军，但这场战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又为何会打到如此地步，却无人能说清。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战争几乎没有出现决定性的溃败，美国的失败并非源于某一场战役的失利，而是整个系统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孙子早就发出过警告，一个国家的统帅有五种危险的性格：只知道硬拼的会身陷险境；贪生怕死的会被俘虏；性情急躁的会被侮辱；爱惜羽毛的会被诋毁；太爱百姓的会被掣肘。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统帅身上的心理负担就越重，兵源损失、资源消耗、民意反应、国际声誉、个人前途等因素都会影响他的判断。到最后，比拼的不是胜算的大小，而是谁更难以认输。但不能输并不等同于能够获胜。如果一场战争打到最后，是用国家的命运来填补某种认知上的漏洞，那么这场战争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在孙子的战争体系中，战场的最后防线不是前线的城池，而是认知系统的完整性。谁先丧失判断力，谁就先输掉战争。
终章、
孙子之“思”
许多人研读《孙子兵法》，认为它是教人如何赢得一场战争的秘籍。然而，孙子真正关心的并非战争的胜负，而是能否找到其他办法，在不开战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他一再强调“非利不动，不战而屈人”，这并非是胆小怯懦，而是一种清醒的认知。
战争是人类历史中难以摆脱的一部分，冲突不会自动消失，矛盾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孙子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战争贩子。他撰写兵法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励人们发动战争，而是为了让战争有尽头、有原则、有底线。
他所关注的，从来不是如何赢得一场具体的战争，而是能否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解决问题，从而避免战争的发生。因为他深知，真正的胜利并非是打败一个敌人，而是解决问题、控制代价、延续秩序。而这些，恰恰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就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如果连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想清楚，那么战争就不是解决冲突的有效方式，而只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手段。拖延的时间越久，问题就会变得越大；战争打得越激烈，代价也就越高。
所以，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因为他明白，真正能够打赢战争的人，从一开始就清楚何时可以开启战争，何时必须结束战争。而这一点，比单纯的胜负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