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开国上将序列中，有三位是在1949年战场起义的国军将领，即长沙起义的陈明仁、绥远起义的董其武和新疆起义的陶峙岳。
相比于前面两位而言，陶峙岳策划的新疆起义不仅时间是最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形势也更复杂严峻。所幸在陶峙岳巧妙周旋处理各方关系的基础上，最终以一种“礼送出境”的方式对大批反对起义的国军军官放行，避免了起义前后流血事件的发生。
晚年的陶峙岳将军（右）
不过，新疆和平起义后，还是在当地军民中存在不少指责和批评陶峙岳“私放反动派军官”的声音，一度令陶峙岳颇为苦恼。不过，关键时刻教员的一封电报为陶峙岳的起义行动正式定了基调：
“不但没有错，而且应该给予表扬，这有利于全局。对不愿起义的人员，中国共产党历来不强求，可以来去自由，送他们出境是明智之举。”
这样一来，陶峙岳的心结被彻底打开，此前积蓄的烦恼也立时烟消云散。
而他之所以在起义的重要关口选择对一众国军反对派将领们网开一面，除了基于避免流血冲突事件发生的考虑外，也是当时平衡各方势力、确保和平起义如期进行的现实必然选择。
1946年4月，时任国军河西警备司令的陶峙岳受保定军校老同学、时任国军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的邀请，出任协助对方维护边疆秩序的新疆警备司令一职。不久后，张治中因参与军调处工作而离开新疆，陶峙岳则正式接任新疆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职务。
影视作品中的张治中（左）
得益于“和平将军”张治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地处边陲的交通限制，陶峙岳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不仅未同我军有过交手经历，反而在协助张治中释放并护送此前被军阀盛世才关押的地下工作者和爱国民主人士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陆续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华东战略城市。教员和周恩来等人纷纷出面约见刚刚选择留驻北平不久的张治中，建议对方适时致信陶峙岳促成新疆和平起义事宜。
对此，张治中自然是欣然接受的。其实，陶峙岳对积极响应并促成新疆和平起义是持明确态度的，在此期间，他顶住压力拒绝了“代总统”李宗仁抽调新疆兵马驰援南方战场的指令，立场不能说不鲜明。
只是，在秘密筹划起义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阻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以国军第78师师长叶成、骑兵一师师长马呈祥和179旅旅长罗恕人为首的顽固势力成为起义面临的最大阻力。
影视作品中的陶峙岳
陶峙岳清楚，反动势力遍布新疆军政各界，仅凭他一人之力是很难左右局势发展的，这一点，从当年3月新疆警备司令部那次军事会议上反动派军官们左右横跳的表现也能窥知一二。因此，起义之事宜缓不宜急，按部就班、徐徐图之才是上策。
自1949年3月至9月的半年时间里，陶峙岳通过广泛宣传教育，在新疆驻军中半公开的做了大量起义动员争取工作，使得北疆地区的大多数官兵都接受了起义主张，但因驻南疆的部队太过分散，工作成效便没有那么明显。
好在南疆警备司令兼42师师长的赵锡光是著名的爱国将领，虽手握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但却倾向于促成和平起义，因此南疆地区的起义筹划工作进展也相对顺利。剩下的最大阻力，便集中在一小部分负隅顽抗的反对派军官身上。
彼时的新疆驻军主要有三个师，即叶成的第78师、赵锡光的第42师和马呈祥的骑兵第一师。赵锡光支持起义这自不必赘言，叶成和马呈祥虽然一个是国军嫡系、一个是马家军派系，但在阻挠新疆起义这件事上，二人却难得达成了“一致共识”。
曾任南疆警备司令的赵锡光（左）
为此，陶峙岳决定先礼后兵，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争取和化解工作。8月下旬的一次南疆视察归来后，陶峙岳主动邀请叶成、马呈祥和罗恕人三人到警备司令部赴宴，借此争取三人支持和平起义的大势。
遗憾的是，三人都铁了心要一条道走到黑。不仅如此，心机深重的叶成还在私下联络反动派军官密谋破坏起义的行动。具体来讲，就是在得到胡宗南授意的基础上，一旦陶峙岳宣布起义，自己便将部队拉到南疆活动，如果有可能的话，就裹挟陶峙岳一道转移。
1949年9月20日深夜，距离新疆和平起义不足5天的时间节点上，叶成与马呈祥、罗恕人等人决定“擒贼先擒王”，将陶峙岳、刘孟纯、屈武、陶晋初等人控制在新疆警备司令部。正式行动之前，叶成提前一步赶到陶峙岳住处，试图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很显然，在这方面陶峙岳比他更有“天赋”。叶成的自作聪明不仅未能达到预想中的成效，反而让陶峙岳抓住机会再次将他和马呈祥、罗恕人召集在一起晓以利害。
影视作品中的陶峙岳与叶成等人
陶峙岳以新疆形势复杂，稍有不慎将引发地区动乱为由使三人心中逐渐有了波澜。随后，他又通过“礼送出境”的承诺成功劝说三人放弃暴动计划，转而交出手中军权以避免干扰和平起义行动。
其实，对三人的“小心思”，陶峙岳心知肚明。马呈祥家人此前已全部去往香港，他的内心深处也早已归心似箭；叶成、罗恕人意欲裹挟部队和他本人出走，归根到底还是考虑到各自手上血债累累，担心起义后被我军清算。
当然，三人更清楚陶峙岳说的时局事实，自己没有被对方扣留就算是彼此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下，自然也就没有理由继续之前的行动计划了。
1949年9月24日深夜，即陶峙岳正式宣布新疆和平起义的前夜，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一批反对起义的国军军官及其家属在骑一师特务连约1个排兵力的护送下，从迪化老满城军部出发，经阿克苏、喀什出新疆。沿途虽有些许波折，但一行人终归是有惊无险的离开了。
新疆和平起义后的陶峙岳（前排左一）
当年10月下旬，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入新疆的王震，在接受新疆各族人民热烈欢迎的同时，再次就陶峙岳对一众国军将领礼送出境的行为传达了教员的最新指示：
“新疆和平解放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幸事。陶峙岳将军果断机智地排除了反对派的阻挠，成功地领导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看似放走了反动派叶成、马呈祥等人，但是，保全了部队内部的安定，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经过努力宣传引导后，部队将士普遍认同归顺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使得起义过程秩序井然。对陶峙岳将军的义举我们不但要肃然起敬，更要认真学习老将军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
这是对陶峙岳筹划实施新疆和平起义半年来的行动作出的最客观、中肯的评价，也是我党、我军对这位深明大义的爱国将领最大的认可和赞誉。
庆祝新疆和平解放的各族人民
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胜利，堪称是实至名归的“明智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