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我倒在课堂上，请不要为我悲伤，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死亡的。"

2024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朱锐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直肠癌的化疗期间，他仍在授课、口述记录、对谈，把自己的思考留在人间，便是这本《哲学家的最后一课》。书的封面上写着，“如果有一天我倒在课堂上请不要为我悲伤，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死亡的。”

下文我们选取了他生命尾声的对谈，他谈论爱情，“爱情是为他人而活，是主体的主动退场”；也讨论成长，“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画一张有价值的大饼”；也讨论教育，“一定要相信孩子比大人聪明”；也祝福还有漫长人生的人们，“凭借你的善良、智慧和坚韧不拔，使那片天空因为你而灿烂，因为你而闪烁。”

本文摘选自《哲学家的最后一课》。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朱锐（1968-2024）

“爱情是为他人而活着”

年轻人：我（或者说很多年轻人）总是会思考什么是爱，到底应该怎样去爱一个人，两个人如何一起度过有限的生命。您怎样理解现代人的爱情呢？

朱锐：爱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纯洁无瑕，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年轻时，当你被家庭和事业的冲突等现实问题裹挟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不到爱情的存在，但是那种爱是值得回味、值得经历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关键是要有爱。如果是纯粹为了工具性的目的去做一些世俗上你认为该做的事，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你因世俗观念和眼光而结婚生子，那是工具化的，我们要超越这种工具化的思维方式。我觉得爱情是为他人而活着。人类的恋爱关系就是关怀，主体的一种主动的退场，也是一种利他的自我成长。像德国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曾提出意义疗法，指导当事人探寻生命的本质和意义。爱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不要躲避爱，要拥抱爱，让自己被爱包围，然后尽量用自己的爱去感染别人。

年轻人：关于爱情，我们有时也会使用另一种表达体系，与利他相悖，是一种占有，就像电影《新桥恋人》里面那样，他们一定要彼此占有。

朱锐：占有也是爱的一部分，并不冲突，反而更有张力。爱是复杂的。占有欲带有主体本身的侵略性，强调排他。没有占有欲的爱，我会怀疑它是不是真的爱情。

年轻人：您怎么理解浪漫主义的爱情？

朱锐：浪漫主义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在历史上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这让我想到拜伦，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1810年，22岁的他曾为了缅怀一对希腊神话中的恋人，单枪匹马横渡赫勒斯滂 (今达达尼尔海峡 )。他为希腊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了贡献，前往希腊的决定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使他成为浪漫主义英雄。但是在我看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仍有一定偏颇之处。这当中有太多“我”在里面。

年轻人：您说拜伦是您现实中的英雄，我想追问一个普鲁斯特问卷中的问题——谁是您心目中小说里的英雄？

朱锐：《呼啸山庄》里的希斯克利夫，他的人物形象有深度、有复杂性，残忍，有占有欲，当然有时又是无私的。他和凯瑟琳的爱超越生死，至死仍然在一起。这种爱情带来的是一片血迹，走过的是荆棘的道路，留下的是各种各样残忍的“遗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因为他的疯狂、独立、残忍、奉献，他才是一个伟大的（虚构作品中的）爱人。

年轻人：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被视为英雄，一定是具有某种感召的力量，为我们不可为之事。您觉得希斯克利夫身上也有这样的特质吗？

朱锐：他的爱带有偏执性，疯狂且忠贞不渝。其实对于任何我们视为事业的事，我们都要有这种坚守的态度，保有一定的偏执、疯狂，以及勇往直前的、忠贞不渝的爱。

“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画一张有价值的大饼”

年轻人：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很多时候会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在大学里要做什么，甚至现在出现了一种趋势，年轻人一进入大学，最先要知道的不是自己想读哪些书、学哪些知识，而是要先给自己做一个规划，比如我毕业后是去考公务员，是读研，还是出国留学，这是我身边的一个现象。您觉得上大学对一个个体来讲，它原本应该承载的意义是什么？

朱锐：我的孩子也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我曾经问他能不能考虑不上大学，他惊呆了，因为他发现我的确是在认真地和他讨论不上大学的可能性。事实上，大学只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它会消失。古代社会没有大学，现在的大学源自19世纪的德国文化。1810年，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今柏林洪堡大学）成立，著名教育学家威廉·冯·洪堡创造了“柏林大学模式”，弘扬“科学、理性、自由”的精神。洪堡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作为现代大学的“三原则”写进了学校章程。

大学和所有的社会机构一样，有一定的要求和期待，你得去满足它。至少到目前为止，上大学还是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以社交、看世界，拓宽自己人生的维度。当然，上大学不是目的，毕业也不是目的，目的是读书、开阔自己的思维，让自己变成大写的人。

读书永远是最好的捷径，向别人学习，听优秀者的意见，慢慢地，你的眼界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用我病房清洁工的话来说，那时你说出来的话就是“谈吐”，而不是“吐痰”。

年轻人：您说读书是一种捷径，那么您走过弯路吗？

朱锐：肯定走过，每个人都会走。走弯路不是坏事，遇挫折也不是坏事，但是无谓地消耗生命，浪费时间是坏事。我小时候非常讨厌学习，觉得学习很没意思，不是因为学霸的烦恼，而是学渣的自我安慰。直到后来，我15岁上大学，开始自己翱翔，“翼装飞行”。大学期间我也不怎么去上课，而是成天到晚地读书，最快一天就能看完一本。

我在教育孩子时总是画大饼，从来不教他们细节该怎么做。细节上，他们自己做肯定比在我的指导下做得更好，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种大饼，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环境和社会，给弱势群体做贡献。让每一天活得有内容，积极地改变，让世界更美好，这就是我的大饼。

年轻人：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活着还是应该给自己画一张有价值的大饼。

朱锐：我个人认为父母指导孩子应该不断地真诚地画大饼，而不是去教那些细枝末节的处世之道。小孩比你聪明，小孩知道的比你多，小孩知道怎么应对，即使不知道，你也教不会他。但是要让他走正道，要让他与人为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就是我的大饼。

“在重复性的工作中找到精神的自由”

年轻人：苏格拉底认为“练习死亡”就是摆脱肉体的羁绊，让灵魂一步步得到解放，追求真理，追求精神自由。在这一层“自由”的意义上，对一个不以思想工作为业的人来说，该如何在重复性的工作中找到精神的自由？

朱锐：和大学一样，工作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现象。它是在理性社会特殊的经济架构下构成的一种生产方式，它在现代社会之前甚至是不存在的。当代人的人性中内含的恐惧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毫无趣味甚至有些浅薄的。

比如，我们关于工作的恐惧总是很狭隘：怕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又怕丢了工作，怕没有安身之处。这种恐惧在我看来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即把个人的自主活动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事实上，如果只是寻求肉体的生存，那是再容易不过的。至于精神的自由，需要每个人自己寻找：了解自我，调节欲望，真正了解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明天就会失去意义”

朱锐：对现在的我来说，知道生命的终点在哪里是一件好事，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也是好事。我都会如常地生活，我已经比较清楚我生命剩下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但是具体是哪一天，我们谁也不知道。如果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明天可能就会失去意义，变得无聊。所以，未知不是一件坏事。未知让我们保持好奇心，未知不是恐惧，它恰恰是让我最兴奋的东西。就像我先前说的，大部分科学家、哲学家和追求真理的人，都是不断地开拓未知。

年轻人：我朋友曾问我，如果有人能告诉我未来具体是什么样的，我想不想知道。我想了很久，觉得我不想知道。我的“不想知道”包含了一层害怕在里面，我害怕未来是不好的，如果有人确切地告诉了我，我还要为这个不好的未来筹划，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命运终将到来的话，我不想提前为它准备什么。我不知道您会怎么考虑？

朱锐：我也不想知道，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不确定性。如果一切都确定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不确定性是生命的活力、激情、爱、关怀……一切的来源。如果生命是确定的，那么你只能接受，就没有选择的空间了，谈不上自由，谈不上翼装飞行，更谈不上骑马了。

年轻人：您会怎么看待占卜呢？年轻人很喜欢占卜自己的未来，向塔罗牌、八卦、星座寻求解答。比如我身边有不少朋友有时会希望从占卜者那里求问自己事业的走向，或者可能会在多少岁结婚，等等。我觉得占卜背后可能存在一种焦虑——“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我害怕未知，所以我想要根据这个结果规划我的生活”。

朱锐：我不太理解占卜的意义何在，但就像你说的，借此规划生活，作为一种生存的策略应该是有其意义的吧……可是占卜真的能告诉你命运吗？你的命运真的能够被揭示吗？我觉得这是一种游戏。游戏可以认真地玩，但终归是游戏，就像欧洲杯一样。我两三周前还可以熬夜看欧洲杯，但现在没有精力了。它就是一种生活的乐趣，是一种想象——捧起一个奖杯。

年轻人：您觉得捧起奖杯是一种想象吗？我不觉得。

朱锐：像《人类简史》上面所说，当我们大家认同这种价值的时候，它就有意义，比如钞票，它本来毫无价值，当大家都对美元没有信心的时候，它就是废纸，但是当所有人都认同它有价值的时候，它就有价值了。

大约 100年前，荷兰历史学家约翰 ·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除了劳动人，游戏人也应该在人类的命名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概念早在柏拉图时期就已发迹。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杯和占卜都是大家认认真真地玩的游戏，这时的我们就是展现了游戏人的一面。每个人的两面之间相互交流，所谓“一张一弛为之道”。我看欧洲杯的乐趣也就在于快乐本身，在于“大家高兴，我也高兴”这样的同喜同乐。

“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包括死亡”

年轻人：对于您来讲，人生中最迷茫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朱锐：中年。那时面对家庭与事业的冲突，不再对生活掌有完全的自主权，在照顾孩子和工作之间完全没办法取得平衡，大部分时间都在接送孩子、通勤的路上，工作的安排被打乱。当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时间不够用，只能看到糟糕的交通，每次送孩子上学要迟到时，都会觉得糟透了，孩子要迟到了。但是现在回看，才发觉那是一种不必要的迷茫，现在，能看见孩子，我都会觉得太幸福了。

年轻人：现在有很多人担心，生孩子但没有足够的能力培养孩子是自私的选择。您当时有这种顾虑吗，后来是如何打消它的？关于和孩子相处，您有什么想聊聊的吗？

朱锐：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满心期待，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大儿子也才三五岁的年纪，那时我还在跟小朋友磨合，所以我有时会陷入自我怀疑。那时我想象不到他们长大后的模样，眼中只有拥堵的交通，以及感觉自己的时间彻底不够用了。但是，这种疑虑和担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散。

关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自己确实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第一点，培养孩子的自尊。一个人的尊严是永远不能放下的——永远不要允许别人践踏你的尊严，也不要允许自己在任何时候放弃自己的尊严。

第二点，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第三点，不要为自己活着，要为社会、为他人活着。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从小提醒他，注意培养自己的外在形象。在公共场合，他需要知道怎么样选择恰当的行为举止。

第五点，做一个灵魂有趣的人。

第六点，时刻尊重他人，不管他是谁，高官也好，清洁工也好，尊重所有人，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对父母来说，一定要相信孩子比大人聪明，孩子的接受能力比大人强，所以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孩子，而是要充分相信他们。大人需要明白，看见孩子受挫折不是坏事，但是要保护他们，提醒孩子谨慎交友，不要跟坏人打交道。

很多父母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会撒谎，事实上那是很正常的，撒谎是智力发展的一种表现，但是不要让孩子自我欺骗，对自己撒谎比在社会场合下撒一些小谎危害大得多。

父母和子女之间更要讲诚信，如果父母要求孩子今天只弹一个小时钢琴，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那父母一定要履行诺言。孩子是否履行，父母不用管，也不用监督，不用去窥探他的隐私，必须尊重他的隐私，但是“兑现”的时候，如果孩子没练琴，他自己自然没话说。

对于事先约定好的事，如果孩子没有做到，那是孩子自己做出的决定，而不是父母的决定。主体是孩子，而非父母，父母只是监督人。因此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尊严，要相信孩子，允许他犯错，但是要帮助孩子建立诚信的、不自我欺骗的习惯。如果孩子跟你说他去写作业，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孩子就是在自我欺骗。我会对孩子说：“你骗我无所谓，但是你既然说了要做一件事，你应该尊重自己的言说。”

很多父母会偷偷翻孩子的日记，用一种威权的方式检查孩子是不是用功读书，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可以告诉孩子：“我之所以不干涉你，是因为我信任你。”和孩子打交道是非常难的，我和我的孩子也磨合了很久，父母和孩子都在学习。不要说“我这样做是为你好”，要将孩子的意志放在第一位，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以他为骄傲。要学会尊重孩子，也让孩子学会尊重你。如果父母讲话没有诚信，孩子是不会尊重你的。

年轻人：如果现在您可以重返课堂，您想给学生哪些嘱托呢？

朱锐：第一，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包括死亡。第二，要时刻记住为社会做贡献，不要为小我所困。第三，要与人为善，不能踩着别人的利益获取自己的利益。我告诉我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做学问就像苦海行舟，需要强大的毅力，不适合所有人，甚至可以说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适合，但是一旦选择了这条道路，你就必须主动地阅读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图书，你迟早能从这种艰辛中体验到精神的满足和升华。

我在上课期间发现“内卷”与“躺平”似乎是困扰大家的共同话题。 2024年 6月 23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上谈了谈自己对此的想法。

在我看来，“内卷”是欲望的博弈，“躺平”则是欲望的消磨，代表着一种低欲望甚至无欲望的生存状态。这似乎是一个虚假的两难选择。因为我们只要简单地了解欲望机制背后的一些道理，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出第三种情形——一种高欲望、低内耗的和谐社会。

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设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小男孩走进他的卧室，尽管满屋子都是玩具，但是他不知道该选哪一个，无聊之中他随便拿起一辆玩具车。在小男孩正要放下这辆车去拿另一个玩具时，他妹妹走了进来。妹妹看见哥哥手中的车，就向他索要，但是哥哥不愿意给她，于是两个人发生口角，甚至起了冲突。

这就是基拉尔设想的一个前瞻场景。在基拉尔看来，这里面所包含的道理实际上是一种成人和儿童共有的欲望机制，即我们大部分的欲望是因社会模仿产生的。小男孩本来不在乎这辆玩具车，但是因为他妹妹想要，所以他不想放手。小女孩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当欲望跟事物的价值出现脱钩时，一个很随意的外在机制就可以导致这种欲望冲突，甚至引发战争。这是基拉尔的一个核心思想。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所谓的“内卷”是不是属于这种模仿欲望机制下的情形。我个人觉得，我们之所以“内卷”，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人多，也不一定是因为资源少，而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欲望被外在的机制单一化，于是我们就像那对兄妹一样，对某一事物进行无谓的争斗。

相反，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正联结自己的欲望和事物的价值，也许我们就可以自然地实现欲望的多元化。而当一个社会的欲望多元化之后，所谓的资源的稀缺也应该会相对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会相应地缓解。所以并不是说在内卷之外，只有低欲望或者无欲望，而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欲望的培养、发展，以及对欲望机制的自主性改造，进入一个高欲望但低内耗的大同社会。

最后，祝愿大家以后无论发现自己在哪里，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是在中心还是在边缘，是高还是低，是大还是小，是抟扶摇直上九万里，先图南，后适南冥，还是振飞不过数仞而落地，翱翔蓬蒿之间，尽显“彼且奚适也”的风流或怡然自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并且凭借你的善良、智慧和坚韧不拔，使那片天空因为你而灿烂，因为你而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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