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在聊熊大缜生平的时候，叶企孙是一个不能不被提及的人物。
1938年熊大缜被捕后不久即牺牲，叶企孙当时人在西南联大，他是听说了自己学生被捕的情况，但并不知道他牺牲的情况。
叶企孙还专门托人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希望能打听学生的下落。
无从得知叶企孙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熊大缜牺牲的，但他在后来许多年里，都致力于为熊大缜申诉，希望能为熊大缜平反。
也正因为如此，在后来那个特殊年代，叶企孙也受到了影响。
事实上，这也无形中解释了另外一个历史谜团。
一
在那个特殊年代，吕正操将军受到影响后，“熊大缜案”被再度提及，加上叶企孙不断申诉，导致了叶企孙也被牵连其中。
叶企孙被认定，熊大缜是受他的委派到冀中根据地从事敌特活动的。尽管后来查无实证，但他还是被扣上了中统特嫌的帽子（事实上特嫌也说明此事查无依据）。
一直到1987年，叶企孙才获得平反。
有个历史细节就是，据资料记载，叶企孙曾计划通过熊大缜，达成冀中根据地与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的合作。
可以想见的是，熊大缜在根据地的许多言论，其实应该是受老师叶企孙的影响才说的。
这也和其他资料中，熊大缜曾称“八路军就应该服从国民政府命令，冀中八路军打鹿钟麟合法军队是错误的”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不少文章里面，煞有介事的称，说熊大缜就是受叶企孙的指示到根据地进行策反的（也就是所谓从事敌特活动），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就是上述所列）。
细细考究来看，我们可以试着做一分析。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确实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边区政府，在名义上是隶属于国民党当局的。
基于这个前提下，也就不难理解熊大缜为何会在根据地说出那番言论。
放在叶企孙上，这一点也同样适用。
叶企孙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只是大学的一个教授，对政治上很多事情，他理解得并不是很透彻（这一点放在熊大缜身上也适用）。
叶企孙不能够明白的是，1939年以后，国民党当局启用失意的西北军人在河北成立政府，本质意义上就是为了挑起与八路军的摩擦，甚至考虑借助日本人之手除掉心腹大患的八路军。
在本着服务于抗战原则考虑，叶企孙当然希望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令叶企孙、熊大缜想不到的是，这会成为他们悲剧的根源之一。
二
叶企孙与熊大缜在行为、性格上有相似的一面，两人对生活的设想都非常理想化。
叶企孙是1898年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世家，自幼便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小就养成了一股儒雅的书卷气，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自身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叶企孙求学的阶段，正值中国最苦难的一段岁月，这令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投入了很多的思考。
从学贯中西的角度考虑，叶企孙有着一套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办法——即在加强自身学问与修养的前提下，利用西方科技利国利民，以期实现真正的治国平天下。
当时的清华也很注重对学生的“全面人格”教育，这恰恰符合了叶企孙的想法，叶企孙后来也成为这套教育的忠实贯彻者。
叶企孙的很多学生都是全面发展的俊才，既注重理想，又注重实务。
1918年夏，叶企孙从清华大学毕业，随后赴美留学。
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叶企孙师从布里奇曼教授，并在1921年精确测定了普朗克常数，被科学界沿用了十六年之久。
1924年回国后，叶企孙受聘于东南大学。
1925年，叶企孙受邀北上，任清华大学教授，不久后受校长梅贻琦嘱托，组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并亲自担任清华物理系主任、教授。
为了壮大清华物理系，叶企孙聘请了不少物理系专家学者入校执教，后来培养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
叶企孙最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因此他的学生中，基本上都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人才，其中诸如王淦昌、赵九章、王竹溪、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林家翘、戴振铎、朱光亚、周光召等等。
这其中有不少是“两弹一星”的功勋人员。
除此以外，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叶企孙学生。
也正因为带出了这么许多知名的学生，所以后来有人称叶企孙是“大师中的大师”。
尽管叶企孙一生留下的著述中，有关教育的非常少，但这也并不影响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不过，在这么多学生中，叶企孙却最看重熊大缜。不光是因为熊大缜是同乡关系（熊大缜出生在上海），还因为他们两人具备相似的性格。
叶企孙，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教授，把一生的精历都投入到科研和教育中，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后代。
不少资料中在谈到叶企孙与熊大缜的关系时，都称他们是情如父子。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叶企孙也放弃了出国访问的机会，留在国内主持清华大学南迁事宜，后来更是冒着风险留在北平、天津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熊大缜提出要到冀中根据地时，叶企孙一度紧张，担心这位得意门生遇到危险，据其自述称：
“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后来，叶企孙听说熊大缜在冀中根据地的研究遇到困难时，不顾危险，亲自购买器材等物秘密运送至根据地，甚至有段时间还计划亲自赴根据地，后来是在学生劝阻下，才未能成行。
对于这段往事，叶企孙学生孙鲁（曾协助冀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张珍送物资人员到根据地）曾评价老师：
“叶企孙先生虽然有着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当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这一行动又一次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与祖国山河生死维系的赤诚！”
孙鲁对老师叶企孙评价（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可谓是一语中的。
1938年11月，叶企孙赶赴昆明西南联大，在抵达以后，还不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河北省内的抗战概况》，鼓励青年以及科技人员赶赴冀中参加抗战。
三
1949年5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履行校长职责，并主持校务，当时新政协筹备期间，叶企孙还作为教育界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叶企孙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科学院院士）。
叶企孙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的学生熊大缜伸冤，这也导致了他在后来那个特殊年代受到牵连。
不过，流传比较广的一个谣言是，叶企孙晚年沦为乞丐，以乞讨为生，甚至还被不少公知当成信史，不停地转载。
时至今日依然还有人信以为真。
在那个特殊年代，叶企孙最初是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的，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不容乐观。
随着吕正操、张学思等一批原东北军将领受到影响后，因为牵涉出熊大缜案，叶企孙也无法置身事外。
1968年4月，叶企孙被“吕正操专案组”逮捕，因为牵涉到熊大缜案，叶企孙被认定为是“国民党中统特务”，随后受到关押、审问。当时一批与叶企孙有关的知名人士、专家以及同事也都受到了影响。
在长达一年半的关押和审讯过程中，叶企孙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精神上也受到摧残，据看过他提审记录的黄延复回忆称：
“他所说的话，其实就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专案组对叶企孙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并没有查到什么实在的证据，后来专案组做出结论：
“叶证据不足，不能定性为特务。”
不过，专案组当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只好将此事上报，经周总理直接干预，叶企孙被释放。
1969年11月，叶企孙被释放，但仍然受到北大红卫兵组织对他的“隔离审查”，也正因如此，叶企孙虽然已经走出了监狱，但他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照顾，这种日子也导致了叶企孙神经紊乱，早前的幻听症加剧。
网上流传做光的“叶企孙晚年沦为乞丐”，即是叶企孙1969年年底获释至七十年代初这段时间。
某文章《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所描述的场景：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到他（叶企孙）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据考证得知，叶企孙1969年年底获释后一段经历的描述，是出自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该文刊登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3期上。
“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然而在一些人的转载下，叶企孙本来是向小摊贩买苹果，变成了向小摊贩讨要苹果，碰上熟知的学生请求帮助，变成了向学生摸样的人乞讨。
在叶企孙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之际，该文作者胡升华还特意撰文作出过澄清。
事实上，1969年年底，叶企孙获释后，即被安排在北大一处住房，每月有50元生活费。
也因为是处在受监管的状态，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学生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回国时想去探望他，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至1972年5月，北京大学对叶企孙做出结论，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恢复了教授待遇，每月350元工资，并在北大中关村园分配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
根据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刊载文章《为了忘却的怀念——回忆晚年的叶企孙》称，从1973年夏开始，陆续有叶企孙的学生登门探望。
当时叶教授虽然身体健康欠佳，但仍然记挂着学术研究。
1975年，叶企孙被正式解除隔离后，第二年春节，他的学生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还专程登门探望。
尽管遭遇了许多不幸，但叶企孙晚年却从不对人言谈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据叶企孙的侄子回忆：
“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
只是遗憾的是，叶企孙并未等到平反。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9岁。
五天后，即1月19日，叶企孙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
四
叶企孙后来获得平反，是源于学生熊大缜获得平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为过去历史上一系列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根据《炎黄春秋》刊登文章《熊大缜冤案平反经过》记载，最早提出为熊大缜平反是在1982年。
据时任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王林1982年12月22日日记记载：王林曾与张珍（原冀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聊起了熊大缜的情况，张珍曾说自己与孙鲁提过，要他写材料给有关部门，给予熊大缜平反。
王林对熊大缜平反一事十分热心，后来还写信给孙鲁，提醒他写材料，后来他们三人还聚在一起，专门研究了为熊大缜平反的问题。
几周之后，王林等三人还一同去找了吕正操。
不过，从王林的记载中不难看出，为熊大缜平反其实有相当的阻力。因为不少当年参与办案的人不同意，他们坚持认为“熊大缜是特务，案子没搞错”。
也因为这个缘故，为熊大缜平反一事后来又拖了几年。
为了熊大缜平反，吕正操后来还特意去寻了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刘秉彦。
1986年10月，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取证的大量事实，做出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
熊大缜获得平反以后，叶企孙的平反也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有清华学生写信给吕正操，要求为叶企孙平反，
1987年，叶企孙平反的文件正式公布，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刊出“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一文，正式表示恢复叶企孙先生的名誉。
两年后，清华大学校友在校内设立了叶企孙奖。
1992年，王淦昌、王大珩、吴健雄等在内的127名海内外著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据部分文章称，为叶企孙在清华大学塑像的提议曾遭到有些人反对。
1995年，叶企孙的铜像才在清华大学树立起来，但只是被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门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