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小张,你妈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每月汇那一千块,我一分没动,都给你存着呢。"继父拍着我的肩膀,眼角湿润。

我叫张国强,1975年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那时候我家住在厂子分的筒子楼里,一家三口挤在不到二十平的小屋,倒也觉得温暖。

十岁那年,父亲在钢铁厂干活时被铁水溅到,虽然抢救了三天三夜,还是走了。母亲抱着我,眼泪滴在我头顶,嘴里却说:"没事,咱娘俩还有饭碗,还能活。"

那会儿,我家就靠母亲在纺织厂做女工的工资过活。她常年和纺织机打交道,回家时总带着棉絮味,手上的茧子像小山一样厚实。

冬天的东北,寒风刺骨。母亲省下钱给我买了件棉袄,自己却穿着补了又补的旧棉衣。有次放学,我看见她站在厂门口等我,鼻尖冻得通红,还在不停地跺脚。

"妈,咱回家吧。"我拉着她的手,感觉像握着两块冰。

"嗯,今天食堂大师傅给我留了半个白面馒头,咱回家热热吃。"母亲笑着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1988年,母亲认识了王德顺,一个在铁路上干了二十多年的普通工人。他比母亲大两岁,老实巴交,说话慢条斯理,眼睛总是眯成一条缝,笑起来特别憨厚。

王德顺有个儿子叫王建军,比我大两岁。他爱穿一件深蓝色的确良上衣,袖口磨得发白,却总是干干净净的。刚开始,我们见面时都有些拘谨,但慢慢地,他会主动给我讲些火车站的见闻,有时还会从铁路食堂带些馒头回来分我。

说起王德顺,我心里五味杂陈。他娶了我母亲后,对我不薄。记得有次我发高烧,他背着我去医院,一路小跑,汗水湿透了后背。可血缘上的隔阂,让我始终无法叫出那声"爸",只是喊他"叔"。

高中时,我和王建军一个学校。课间,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讨论家里的事,我总是沉默。有人问我怎么不说话,我只能笑笑:"没啥好说的。"

其实,我心里有道坎儿。我是个要强的人,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有个继父。虽然王德顺从没亏待过我,可我就是觉得别扭,好像承认他就是背叛了我的亲爹。

1993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是全厂唯一的大学生。邻居们都来祝贺,王德顺更是乐得合不拢嘴,特意去集市买了条鱼回来,说要给我补补脑子。

临走那天,王德顺塞给我一个信封:"这是我和你妈攒的,大学里要买啥就买,别亏着自己。"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心里不是滋味,却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大学四年,我勤工俭学,很少向家里要钱。寒暑假回家,看到母亲的黑发里掺进了白丝,王德顺的腰也有些驼了,我心里暗暗发誓:毕业后一定好好孝顺他们。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我大学毕业那年,母亲查出了肝硬化。那时医疗条件有限,大夫摇摇头说:"回去好好养着吧,别折腾了。"

母亲卧床的日子,王德顺寸步不离。他请了长假,每天变着法给母亲做吃的。豆腐要拌芝麻酱,稀饭要放红糖,就连菜汤都要过滤两遍,生怕有渣子。

深夜,我常听见王德顺在院子里抽烟叹气的声音。有次我起夜,看见他蹲在墙角,肩膀一抽一抽的,手里揉着一块湿手绢。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个外人眼中有些木讷的男人,是真心爱我母亲的。

临终前,母亲拉着我的手,声音虚弱却坚定:"国强,德顺对咱们不薄,你工作后每月给他点钱,就当是我的心意。咱是读过书的人,不能忘恩负义。"我含泪点头,许下了每月给继父一千元的承诺。

那是1998年,东北开始有了下岗潮,但我幸运地在一家国企找到了工作。刚参加工作的我月薪只有八百多,但我还是咬牙履行着对母亲的承诺。

每到月底,我就去邮局汇款。那时候没有网银转账,填完汇款单,看着柜台大姐一笔一笔登记,我心里总有种莫名的成就感,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

王德顺每次收到钱,都会用公用电话给我打个长途。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杂音,却依然温暖:"国强啊,钱收到了,你自己也要紧着点花,年轻人要补补,别太累着。"

电话里,他会絮絮叨叨地讲些家乡的变化:街道拓宽了,原来的露天市场盖了顶棚,王建军谈了个对象,邻居老李家的猫下了五只小崽...我有时不耐烦,只是"嗯嗯"应着,心想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的交流不多,但每月的汇款从未中断。我渐渐习惯了这种距离感,既能履行对母亲的承诺,又不必太过亲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觉得自己能闯出一片天地。我干活积极,领导也赏识我,生活似乎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2002年,单位开始改制。一纸公告贴在食堂门口,工友们议论纷纷,有人红了眼眶,有人攥紧了拳头。所幸,我因为年轻且表现不错,保住了工作,但工资却打了折。

那时的单位宿舍是四人间,冬天里暖气时有时无。夜里冷得钻心,我和室友轮流起来添煤,铁皮炉子烧得通红,屋子里却暖一阵凉一阵。

有次夜班回来,我淋了雨,第二天就开始发烧。一开始我没在意,以为扛扛就过去了。哪知道越来越严重,到了晚上,整个人像被火烤一样,连说话都困难。

同宿舍的李师傅发现情况不对,摸了摸我的额头,吓了一跳:"小张,你这烧得不轻啊!"他二话没说,背起我就往医院赶。

医院的走廊上,几盏昏黄的灯泡散发着微弱的光。急诊科的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看了我的症状,皱着眉头说:"重症肺炎,得马上住院。"

那时的医保政策还不完善,住院的预交费用就要三千多。我翻遍全身,加上李师傅借给我的,也只凑了八百块。

"再想想办法吧,小张。"收费处的大姐面露难色,"要不通知家里人?"

我的手指悬在电话机上方,犹豫着要不要给王德顺打电话。自尊心作祟,我最终没有按下拨号键。心想,这些年我一直给他钱,现在向他求助,万一他觉得我是为了索回那些钱怎么办?

夜深了,走廊上的脚步声逐渐稀少。我躺在急诊室的观察床上,额头上的冷毛巾早已被烧得温热,汗水浸湿了被单。

迷迷糊糊间,我似乎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睁开眼,王德顺和王建军焦急的面孔在眼前晃动。我以为是幻觉,用力眨了眨眼。

"怎么不早点打电话啊?"王德顺满脸倦容,眼中满是担忧。他的头发比我记忆中更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

原来是李师傅翻看了我的通讯录,给老家打了电话。王德顺接到消息,连夜坐火车赶来,王建军正好从煤矿请假回家,就一起来了。

我心里一紧,这些年除了按月汇款,我几乎没回过老家,连过年都是借口工作忙推脱了。现在我病了,没钱交住院费,继父会不会埋怨我不孝?会不会责备我中断汇款?各种念头在发烧的脑子里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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