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加沙地带战火重燃，停火谈判陷入僵局，导致本轮巴以冲突以及中东整体局势的缓和再次受阻。在此背景下，以地区国家为主体的“新中东”愿景何去何从？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牛新春：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教授
邹志强：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
“阿拉伯版”方案为何广受认可
刘中民
加沙停火协议受阻，以色列恢复军事行动，使得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中东整体局势走向缓和的希望再次渺茫。面对当前困局，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今年3月通过埃及起草的加沙地带重建方案，这被认为是阿拉伯国家协调一致对美国“说不”。近段时间以来，“阿拉伯版”方案获得越来越多国际认可与支持，它为未来加沙重建奠定一定的基础，具有不容否认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该方案表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道义立场。“阿拉伯版”方案重申加沙领土属于巴勒斯坦，反对强行迁移巴勒斯坦居民，坚持根据“两国方案”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等政治主张。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埃及、沙特、约旦、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都与美国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这更足见阿拉伯国家在加沙重建乃至更广泛的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反对“美国方案”的一致立场。
其次，该方案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团结合作。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围绕巴以等相关问题的内部矛盾与分歧不断，美国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以阿关系正常化也起到一定的分化作用，这些都削弱着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团结合作。“阿拉伯版”方案是继2002年阿拉伯国家贝鲁特峰会批准沙特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后，阿拉伯国家又一次就巴勒斯坦问题做出集体决定，它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仍是阿拉伯国家必须坚持的底线，这也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陷入停滞的原因所在。
最后，该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认可，反映了公平正义仍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可撼动的道义底线。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不止，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加剧，联合国权威以及相关国际法遭到严重破坏，国际社会反对、谴责乃至追责的呼声不断高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阿拉伯版”方案得到包括美国传统盟友欧洲在内的广泛支持，成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实体现。
当然，“阿拉伯版”加沙重建方案本身存在的执行力问题以及当前加沙冲突的复杂现实，都使该方案落地实施的过程困难重重。
一是加沙战火重燃使“阿拉伯版”方案缺乏落实的前提条件。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停火问题上矛盾尖锐，相关谈判陷入僵局。
二是加沙重建的政治主体和组织领导工作一时难以确立和投入运行。“阿拉伯版”方案规定在总体上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加沙重建进程，哈马斯被排除在外，在6个月过渡期内则由无党派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无论过渡期管理委员会的组建还是未来哈马斯的地位，都将是异常棘手的问题。
三是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两面性使“阿拉伯版”方案的落实难以摆脱“美国因素”牵制。尽管阿拉伯国家普遍反对美国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但沙特、埃及、约旦、卡塔尔、阿联酋等在“阿拉伯版”方案和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阿拉伯国家都是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并在经济、安全等问题上不同程度地依赖美国，因此“阿拉伯版”方案的落实很难摆脱美国影响。
总之，“阿拉伯版”方案在未来加沙重建、根据“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促进阿拉伯国家团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加沙实现停火、获得美以认可、巴勒斯坦内部和解、阿拉伯国家保持团结以及国际社会大力支持等，都是“阿拉伯版”方案得以落实的基本条件。
美式霸权强行“变现”
牛新春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2日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中旬访问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国。如果不是因为要参加教皇方济各的葬礼而前往意大利，二次上台的特朗普原本是想延续第一任期之初的安排，将沙特作为首次外访目的地，以显示“加强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姿态。
美国现任政府为何急于展示对中东的“重视”？按照一些美媒的分析，是因为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近段时间向美方提供了“外交支持”，包括在乌克兰危机和加沙冲突问题上协助推动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推动以上三国尽快落实对美大规模投资承诺，无疑是“特朗普2.0”时期美国政府的重要关切之一。不久前，沙特宣布未来4年计划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阿联酋则表示将在美国实施一项为期10年、累积金额1.4万亿美元的投资框架。但对美国4年一次的选举周期而言，无论10年还是4年都太“漫长”，美国现任政府显然希望相关投资能够尽快落地。就此而言，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首要原则仍是“美国优先”，而且越快见效越好。
除了经济层面，当前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在政治和安全层面正呈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迹象。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所在，当时中东地区处于关键地位。2011年美国撤军伊拉克标志着反恐时代结束，美国在中东开启战略收缩。之后十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总体行事原则是“维持现状”，希望能够从中抽身，以将战略资源更多地转向欧洲和亚太。但当前美国政府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在“改变现状”，包括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多个方向上开展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美军还重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大规模袭击，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大趋势发生根本性改变，而是美方为了“既收缩又获利”而试图干预和调整地区力量结构，要求伊朗与美国达成新的对伊方更加严苛的核协议，在释放人质和解除武装等问题上极限施压哈马斯等，目的之一都在于此。前任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曾对以色列适当约束，要求以方改善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禁止向以色列出口大重量、高威力炸弹等，但“特朗普2.0”时期开启以来，美方对以色列总体上采取了不加约束的态度。
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实施“离岸平衡”战略，不直接卷入战争。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实施大规模军事干预，先后发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巅峰时刻派出53万军队，并在中东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2011年开始战略收缩以来，美国再未直接大规模参与中东地区的地面作战。短期来看，除非美国公民、美国财产受到大规模直接攻击，美国卷入大规模中东战争的可能性也非常低。换而言之，美国不想陷在中东，但同时又想在“不出钱、不出兵”的情况下维持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并从中获益。为此，美国开始在中东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但这显然与该地区正在出现的“转向实用主义与合作”的“新中东”趋势背道而驰。
当前塑造中东权力结构与地区格局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力量，一方面就是被称为“新中东”的地区共识以及相关国家，它们希望中东局势尽快走向和解与稳定，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是美以继续推行的军事冒险主义，这只会给地区制造更多动荡。美国虽然声称“重视”中东，寻求加强与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但它争取中东国家投资与经贸合作的方式并非主要基于市场规律，而是掺杂诸多政治或军事胁迫的成分，试图将美式霸权在中东强行“变现”。在美国诸多盟友和伙伴遭遇“美国优先”原则背刺的情况下，中东国家想必对此也是清清楚楚。
此“新中东”非彼“新中东”
邹志强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东先是遭遇“阿拉伯之春”变局，近两年又经历“和解潮”和“冲突潮”的洗礼，动荡冲突持续不断与地区国家艰难转型相互交织，外部大国博弈、地区大国争夺以及此起彼伏的热点问题，共同塑造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在此过程中，地区内外各方都曾主动或被动地探索“新中东”秩序。
过去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并试图按照自身设想打造一个“新中东”，旨在减少美国战略投入，同时继续保持对该地区的影响，并服务于美国“大国竞争”需求。为此美国试图推动阿以和解，谋求重构地区盟友体系，遏制伊朗并挤压其他大国在中东的作为空间。总体来看，美国的“新中东”构想是通过战略收缩和重塑盟友体系来维护地区霸权，暴露出明显的霸权护持色彩。
然而，美国的战略收缩与维系霸权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及其发展演进超出美国所能控制的范畴，导致其在中东的战略收缩进程无法顺利进行，整合地区盟友、重塑联盟体系的计划轮番受阻，美国设想的“新中东”难以实现。
地区动荡、转型阵痛和阵营对抗等，使中东陷入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和平与发展赤字严重。地区国家日益认识到和平、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性，不愿继续陷于地缘政治对抗而错失发展机遇。面对持续的地区冲突与治理挑战，中东主要国家开始尝试调整政策，改善地区内外关系，以此带动地区国家之间关系走向缓和、地缘政治对抗相对消解。2023年，在中国的斡旋努力下，影响地区格局的两个关键国家沙特与伊朗实现复交，并且直接推动中东出现一波“和解潮”，地区局势迎来久违的“外交之春”，中东各国谋求和平与发展的意愿不断增强。当时就有外媒评论说，在中国斡旋下实现的沙伊和解标志着一个“新中东”正在形成。虽然后来受到新一轮巴以冲突影响，沙伊关系以及绝大多数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解并没出现根本性逆转。
当然，中东地区这股“和解潮”确实受到“冲突潮”的冲击。新一轮巴以冲突空前激烈，持续时间长，外溢效应大，严重恶化地区安全环境，地区局势再次经受考验。从加沙冲突到红海危机，从美以与伊朗及其主导的“抵抗之弧”对抗升级到叙利亚政局突变，中东局势迎来新一轮“洗牌”。美国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总体发挥了负面作用，持续的地区冲突和惨重的人道危机严重削弱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地区影响力，其设想的“新中东”更加难以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地区局势的这些变化，从正反两个方向上进一步推动中东国家外交理念与政策实践向着务实合作转型。地区“和解潮”反映出中东国家摆脱地缘政治对抗漩涡的努力，在“冲突潮”中坚持原则立场并积极斡旋和谈，则表明中东国家自主意识的显著增强。面对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阿拉伯国家在加沙危机中致力于斡旋停火谈判，坚持“阿拉伯版”加沙重建方案；阿曼、阿联酋、沙特等国积极斡旋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对于推动地区热点问题降温和解决发挥显著作用。
经历多轮地区局势演变以及诸多政策尝试之后，中东国家更加希望聚焦国内改革发展，致力于实现政治和解，不愿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随着经济改革与发展不断取得进展，中东国家的外交政策更趋成熟，从过去倾向于强势争夺转向更加灵活的务实主义，致力于在依旧纷繁复杂的地区局势中推进政治和解与地区稳定。中东国家更加注重从自身利益与能力出发，探索一个以地区国家为主体、更具战略自主性的地区新秩序。从被动接受外部大国主导设计的“新中东”，到主动塑造一个以地区国家为中心的“新中东”，中东国家的主体性逐步凸显。显然，此“新中东”非彼“新中东”。这样的“新中东”才更符合地区国家长远利益，这样的“新中东”也应成为外部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