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10日，浙江绍兴的大通学堂内，秋瑾正召集革命党人紧张筹备反清武装起义。突然，内线传来十万火急的情报：因叛徒出卖，大通学堂这个秘密据点暴露了，形势危如累卵，催她赶紧撤离。而距离原定的7月19日起义时间还有9天。
原来，和秋瑾相约在皖浙同时举事的徐锡麟，在安徽安庆出事了。徐锡麟在安徽筹备起义时，消息走漏。他和秋瑾都是光复会成员，这光复会可是同盟会重要前身之一，浙江的大通学堂就是他俩携手创办的。当时，徐锡麟任大清安徽武备学堂副总办，上海一名革命党人被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他的起义计划。两江总督端方立刻电令安徽巡抚恩铭查办。无奈之下，起义只好在7月6日提前举行。
那天，徐锡麟径直走到恩铭面前。由于起义计划用的是化名，他还未暴露身份。只见他故作急切，大声告知恩铭：“有革命党人意图造反！” 恩铭忙问：“人在何处？给我拿下！” 徐锡麟斩钉截铁回应：“就在这里！” 随即掏枪，对着恩铭连开6枪，恩铭应声倒地。徐锡麟带着起义的学生军迅速冲向军械所，与清军激战。可因提前起义准备不充分，激战 4 小时后，徐锡麟不幸被捕。恩铭的妻子听闻丈夫遇刺，恼羞成怒，竟下令先挖徐锡麟的心肝，还残忍地压碎他下体，最后砍下头颅。即便遭受这般酷刑，徐锡麟仍坚称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的革命本就为流血而来”，次日英勇就义。
而徐锡麟的弟弟被吓得失了魂，供出了远在浙江绍兴的秋瑾。7月10日，秋瑾得知徐锡麟被害的噩耗，可她毅然拒绝了所有劝她离开绍兴的好意，坚定表示：“革命需流血方能成功。”她遣散众人，独自留守大通学堂。很快，浙江官府下令查封大通学堂，缉拿秋瑾。执行任务的是山阴县令李钟岳。李钟岳对秋瑾钦佩已久，秋瑾作为《中国女报》创办人，她的文章李钟岳常常拜读。他常对儿子感叹：“此女子能写出‘辞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无耻男儿汗颜’这般诗句，令吾等须眉自愧弗如。”
李钟岳接到缉拿命令后，没有马上行动。他在报告里说：“学校看似安静，并无异常动静。若贸然动用武力，恐惊扰地方百姓，望能暗中调查，待查明属实，再一举拿下。” 其实就是在有意拖延时间。直到7月13日，浙江巡抚等不及了，再次严令：若不执行，将以同党罪论处。7月14日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李钟岳为避免清兵直接开枪伤人，亲自站在队伍最前面。
令人揪心又动容的是，秋瑾端坐在校园亭中，神色镇定，毫无惧色。大通学堂后面有条河，秋瑾的大嫂不顾满门抄斩的危险，划来小船，想在清军破门之前助她逃生。可无论大嫂怎么苦苦相劝，秋瑾为不连累家人，坚决拒绝。就这样，秋瑾不幸被捕。李钟岳奉命查抄秋瑾娘家，只带回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秋瑾作为革命者的无畏勇气，又一次深深震撼了这位大清县令，李钟岳没有对秋瑾刑讯逼供。他满心疑惑，问秋瑾：“为何我给了你这么多时间，你却不逃离？” 秋瑾淡然答道：“若每个革命者都以为不流血便能获取革命成功，那革命将遥遥无期。中国妇女尚未为革命流过血，若有，从我秋瑾始。”
此时，清政府彻底没了耐心。1907年7月15日凌晨3点，斩杀令送到了县衙府门。行刑之前，李钟岳在大堂上满是悲戚地对秋瑾说：“您的冤屈，我心里再清楚不过。只是我官职卑微、人微言轻，实在没能力帮您改变这一切，但我打心底里不愿看到您受辱啊。” 话一说完，他泪如泉涌，身边的人也都个个神情悲戚，相顾无言。
随后，李钟岳最后一次问秋瑾：“您还有什么心愿？” 秋瑾提出三个请求：“我想和家人告个别；我死后，能不能别枭首示众；也别剥光我的衣服。”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那个时候，砍头本是男人“专属”，女人最高规格的死法是上吊。按照大清律法，枭首示众不仅得脱光衣服，还得游街示众。李钟岳答应了秋瑾后面这两个请求。
凌晨 4 点，在绍兴知府贵福的监视与催促下，秋瑾被押到了绍兴轩亭口刑场，最终被执行枪决。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这位首位倡导男女平等的“鉴湖女侠” 秋瑾，年仅32岁，就这样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3个月后，山阴县令李钟岳，每天对着秋瑾写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常常忍不住落泪。内心的谴责实在让他承受不住了。1907年10月29日，趁家人没注意，李钟岳选择了悬梁自尽。后来，他被后人供奉在了秋瑾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