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新朝为前朝修史是确立自身正统性的重要手段。然而，元朝却在灭宋近70年后，直到其统治末期（至正三年，1343年）才仓促完成《辽史》《金史》《宋史》的编纂。
元朝灭金、宋后，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如何定位辽、金、宋三朝的历史地位？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元朝自身的合法性。根据儒家传统，天命只能归于一个正统王朝，但辽、金、宋长期并立，元朝继承谁的天命？这一问题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议。
以宋为正统认为，元朝应该以宋朝法统，将宋立为正统，辽和金应该被视为割据政权。此派多为南方汉人儒士，强调南宋为华夏正统。
以辽、金为北史的认为辽、金统治北方更久，且金朝灭北宋，应分宋为北宋、南宋，与辽、金并列。此派多为北方士族，受金朝文化影响较深。
还有一派认为，辽、金和宋三国皆非正统，宋辽金时期属于分裂时代，元朝直接继承三者，而非某一特定王朝。
自忽必烈时期开始，历经仁宗、文宗等朝，如何修史始终悬而未决。元廷担心任何一方观点都会激化南北矛盾，危及统治稳定，因此修史工作一再搁置。
在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南人（原南宋汉人）地位最低，而北方汉人（原金朝臣民）与蒙古贵族关系更近。修史涉及对宋、金的评价，本质是南北文化认同的博弈。若独尊宋，则北方士族不满。若抬高金，则南方汉人反弹。这种矛盾使元廷难以决断。
直到至正三年（1343年），元朝已深陷危机：黄河水患、财政崩溃、红巾军起义（刘福通“反元复宋”）此起彼伏。为挽救合法性，元顺帝与丞相脱脱决定以修史为政治工具，达成三重目的：
宣示正统，凝聚人心
通过承认辽、金、宋三朝均为正统，元朝以“合承三国”的姿态，将自身塑造为超越汉人王朝的大一统继承者，缓解南北对立。
汲取治乱经验
三朝兴亡的教训可为元廷提供应对危机的策略，如金朝的汉化改革、宋朝的士大夫政治等。
转移社会矛盾
修史工程招募大量儒士，既能安抚汉人精英，又可借机清理“反元复宋”的历史话语权。
最终，脱脱以“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折中方案，强行终结争议。这一方案回避了天命归属的核心问题，却为快速成书提供了政治基础。
尽管争议拖延数十年，三史实际编纂仅用两年半（《宋史》耗时最长）。
元灭宋时，忽必烈采纳耶律楚材建议，保护江南典籍，加之辽、金文献因时间较近得以留存，为修史提供了丰富素材。
自忽必烈时期起，王鹗等人已着手整理辽、金旧史，虽未成书，但积累了部分底稿。
三史内容冗杂重复（如《宋史》列传多达2000余人），体例混乱，甚至存在“一人多传”“事件缺漏”等问题，被后世诟病为“二十四史中最劣”。
与唐代修八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这八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相比，元朝的处理更具妥协性：唐代通过肯定南北朝各政权地位，淡化华夷之辨，服务于大一统；而元朝的三史同修，则是多元文化碰撞下的权宜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