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1928 年，徐志摩第三次欧游归国途中，在挥笔写下《再别康桥》时，或许未曾料到，这首充满离情别绪的诗篇，会成为他人生最贴切的注脚。在那个纸页翻飞的年代，他以灵动的笔触，将剑桥大学康河的柔波、河畔的金柳化作流动的诗行，不仅为中国现代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更让 “康桥” 二字，从此成为无数人心中浪漫与诗意的象征。
诗中洒脱又带着淡淡哀愁的告别意象，仿佛冥冥之中与他的人生结局形成了某种难以名状的呼应。193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八点，时年 35岁的徐志摩登上 “济南号” 邮政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启程飞往北京。彼时的他，身着深灰色呢子大衣，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待与生活的奔波。此行他肩负着多重事务，既有对挚友林徽因即将举办的建筑学讲座的热切向往，渴望在学术与艺术的碰撞中汲取灵感；又要赶回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以支撑他与陆小曼在上海那奢华却又入不敷出的生活；同时还得处理北平的房屋交易事宜，以及参与师生请愿活动，为教育事业奔走。然而，当飞机飞抵济南五十里党家庄附近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如同命运布下的罗网，将飞机笼罩其中。极低的能见度让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也失去了方向，最终，飞机不幸撞上西大山，刹那间，火光冲天，机毁人亡，徐志摩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
据事后调查人员与目击者描述，失事现场惨烈异常。机身碎片散落一地，燃起的熊熊大火将周围的植被都烧焦。徐志摩的左臂、左腿全部粉碎，头部也被撞出一个大洞，他那原本儒雅的面容，被无情的灾难破坏得面目全非。谁能想到，这位用文字书写浪漫与离别的诗人，竟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告别了世界。他的离世，不仅是中国文学界的巨大损失，更在无数读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
回顾徐志摩生命的最后时光，诸多巧合与暗示令人唏嘘不已，仿佛命运早已埋下伏笔。在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前，他一反常态地与所有朋友会面，似在进行最后的告别。11 月 11 日，他与好友刘半农在北平的一家小茶馆促膝夜谈。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却因两人的交谈而暖意融融。谈及即将坐飞机回南方，刘半农眉头紧皱，满脸担忧地劝说道：“志摩，如今航空事业刚起步，飞行多有危险，还是选择其他稳妥的交通方式吧。” 徐志摩却笑着摆摆手，眼中闪烁着不羁的光芒回应：“危险在所难免，我自甘之，我苟飞死，君当为我作挽联。” 刘半农虽只当是玩笑，却也应了一声 “诺”。谁能想到，这句看似玩笑的话语，竟一语成谶。葬礼上，刘半农强忍着悲痛，颤抖着双手写下挽联：“一夕清谈成永诀，万山云雾藏诗魂” ，字里行间满是对挚友的不舍与怀念。
11 月 13 日，徐志摩与许地山在书店相遇。两人漫步在书架间，谈论着文学与人生。当许地山问及何时再回北平时，徐志摩望着窗外飘落的银杏叶，若有所思，开玩笑道：“那倒说不上，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了。” 这句不经意的话语，在如今看来，竟像是对命运的某种预知。
更令人诧异的是，当他拜访朋友凌叔华时，凌叔华毫无缘由地在纸上写下 “志摩先生千古”。徐志摩看到后，先是一愣，随后笑着打趣：“好好的，哪儿就千古了呢？” 凌叔华也只是笑笑，未作过多解释，可谁能想到，这几个字竟成了对他命运的预言。
11 月 18 日，徐志摩最后一次拜访梁家。不巧梁思成和林徽因外出有事，他便在桌上留下字条：“定明早六时起飞，此去存亡未卜” 。字体刚劲有力，却又隐隐透出一丝不安。空难发生后，林徽因看着这张字条，泪水夺眶而出，不禁感慨，这 “存亡未卜” 仿佛早已预见了一切。
事实上，19 日当天，徐志摩本有多次机会避开这场灾难。起初他打算从南京乘火车北上，却因报上刊登北京临时封路的消息而改变计划。而恰在此时，他收到了中国航空公司财务组主任保君健赠送的免费机票，本着节省时间和费用的想法，他选择乘坐邮政专机。飞机十点十分在徐州机场降落时，他头疼欲裂，面色苍白，旁人见状，纷纷劝其休息后改乘火车进京。他甚至给陆小曼写信称 “不拟再飞” 。信中，他细细描述着自己的不适，叮嘱陆小曼照顾好自己。可十分钟后，飞机即将起飞之际，或许是想到北京还有诸多事务亟待处理，或许是不愿辜负朋友的好意，他又转身钻进了机舱。这一去，便成了永别。陆小曼的表妹吴锦回忆，坠机当天，挂有徐志摩照片的镜框突然掉落，碎裂的玻璃如剪刀般插在照片中徐志摩的脸上，不久后，噩耗便传来。这一系列巧合，让人不禁怀疑，难道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在民间传统观念中，人离世前或有 “落魂” 征兆，而徐志摩去世前十多天内出现的种种异常，不禁让人疑惑，莫非那时他的魂魄已然飘散？也有人对徐志摩的遭遇持有不同看法，甚至认为他的空难是一种 “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