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一件“看似离谱，其实反复上演”的事最近又刷屏了：名古屋国税局一名年轻女职员，被发现兼职风俗店，还搞“パパ活”（援交），四个月时间挣了将近188万日元，约合10万元人民币。她上白班算税收，下夜班靠身体挣钱，一身制服两种人生，令人唏嘘，也让人警醒。
这个“兼职门”发生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2月期间，这位20多岁的女职员并没有经过上级许可，而是私自请了病假或年假，悄悄跑去“上副业班”。原因也不复杂——炒外汇（FX）亏了大钱，赔得一塌糊涂。为了填补窟窿，她先是向银行借钱，后来索性自己“下场”赚钱。可惜东窗事发后，她虽然只被轻处分，但在2024年4月18日主动辞职，彻底离开了公务员队伍。
表面上看，这是个“还债还到出卖身体”的悲剧故事，但若你以为这是偶然，那就太天真了。
不是个案，是现象：国税局多次“翻车”
东京国税局早就是这类丑闻的“重灾区”。2023年，一次就查处了三名20多岁的女职员，理由竟然如出一辙：风俗兼职+パパ活。
她们从2022年起，在各种风俗场所兼职，包括泡泡浴、夜总会等，工作天数从39天到69天不等，收入则在136万到239万日元之间（约合6.7万~12万元人民币）。其中两人坦白，说这样做是为了攒钱去牛郎店消费，另一位则直言不讳：“我就想轻松赚点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最终，她们都选择在处分当天“体面”辞职。表面是主动，其实是被现实逼走了。
国税局随后又发了一份标准声明：“将加强对职员副业行为的管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听起来很严肃，但这种说法早就变成了官样文章，因为——
早在2022年12月，又是东京国税局，又是一名24岁女职员“翻车”：她在一年内换了8家风俗店打工，兼职了整整165天，赚了800多万日元（折合约40万元人民币），却连一分钱税都没申报。更过分的是，她还擅自挪用了单位团建经费26万日元，拿去吃喝玩乐。
她的理由呢？也很“真诚”：攒钱去牛郎俱乐部。
熊本市也中招：刷爆卡的20岁财政女职员
这种现象也不只存在于大城市。2023年10月，熊本市财政局也爆出丑闻：一名年仅20岁的女性职员，在下班和假期时间频繁出入风俗店，累计兼职多达70次，收入达到140万日元（约合7万元人民币）。
她的理由更接地气——买衣服买过头，刷爆了信用卡，欠了大约100万日元（5万元人民币），只能靠兼职来“救急”。最终，她被人匿名举报，不得不承认，并在被停职6个月的当天辞职。面对镜头，她低头鞠躬，只说了一句：“诚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我深感抱歉）。”留下一地尴尬和领导的集体谢罪。
公务员工资真有那么低吗？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忍不住要问：日本公务员工资这么差吗？不至于吧？
根据公开资料，日本国税局25~29岁女性职员的年薪大约是470万日元（约合23.5万元人民币），这个收入在日本已经算是中上水平，远高于便利店店员、服务员等普通岗位。甚至比很多私企白领都要稳定。
但问题来了：如果你沉迷消费，尤其是沉迷“牛郎文化”，那这些钱根本不够花。
在日本的牛郎俱乐部，开一瓶香槟可能就要上万人民币，点台、包场更是动辄几十万日元。对这些年轻女职员来说，这些消费不是日常生活，而是“情感投资”。她们追星般迷恋某个牛郎，不惜砸重金换“专属感”，最终甚至愿意“卖身”去维持这份病态关系。
这就造就了一种极其讽刺的现象：她们在白天穿着制服、坐在办公桌前算别人的税，晚上却靠风俗工作赚现金、逃税。这种“知法犯法”的反差，让不少日本网友直呼离谱。
社交媒体上，有评论直接吐槽：“她们真正的主业是风俗店，税务局才是副业吧。”
到底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症状？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但深层一点看，这更像是日本社会的一种畸形反射。
日本社会一直以“纪律严明”著称，公务员制度也是“铁饭碗”的代名词，但这套体制背后，也藏着压抑与失控的裂缝。在表面光鲜的职业背后，很多年轻人其实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消费焦虑、情感孤独。
她们不是“不知道对错”，而是一步一步滑进这个深坑：先是负债，再是幻想翻盘，最后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日本对副业管理极为严格，公务员基本不能兼职赚钱。但在风俗产业高度发达、监管又模糊的现实中，许多年轻人选择铤而走险。而一旦出事，就只能“辞职了事”，系统从未真正去反思或者提供更健康的出路。
那些穿着笔挺制服、坐在国税局办公室里的年轻女性，白天可能精打细算、业务娴熟，但到了夜晚，却跌进了自己的经济陷阱和情感泥潭。
她们帮别人算税，却算不清自己情感和金钱的账；她们以“稳定”为职业目标，却用身体为代价去填生活的窟窿。
公务员的稳定，拗不过人心的动荡。而风俗副业的火热，也不过是日本年轻一代“看似安稳实则焦灼”的另一面。
这不是一场道德审判，而是一面现实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