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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很好的旅游目的地，不仅仅有金字塔和尼罗河，还有埃及人的历史和阿拉伯人的风情。
但第一次去埃及，就在开罗机场海关被关进了“小黑屋”，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2015年2月23日凌晨1:30，我们一行9人乘坐外航飞机从肯尼亚内罗毕经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飞抵开罗（Cairo），准备开启一周的埃及旅游行程。此前，因为有我国驻肯尼亚使馆的同学老赵帮助安排，我们在肯尼亚的行程顺利而开心，吃、住、行、游和购物，丝滑有序。满以为到开罗后也会得到如此的待遇，下飞机后我们兴高采烈地排队通关，心中对埃及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但我们“美好期待”的热情很快被冰冷的现实浇灭了，埃及海关拦住了我们一行，不许入境，因为“没有签证”。同行9人中的三个男人，我、教授老王和他儿子大学生天天，承担了一路上的肩扛、手提和询问、通关等事务，保证女人们可以专心游览和拍照。此时过埃及海关，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依然是天天和老王在前，女人们在中间，我在队伍最后。先看到天天在窗口与埃及海关人员说着什么，然后招呼老王过去一起与海关官员交谈，继而两人向我走来，说“不让进”。我问为什么，老王说“说我们没有合法签证，不能入关”。我，以及女人们，诧异起来，“埃及不是落地签吗？”。老王说，“他们说落地签针对的是旅游团队，个人不行”。女人们一听，都着急了，“那怎么办呀？”，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我有些懵，依据行前我和老王查询到的信息，埃及对游客执行“落地签证”，只要准备好酒店预订单和返程机票即可。真到了埃及海关却说不行，阿拉伯人的政策变化这么快吗？
可干着急不是办法，抱怨埃及人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下最要紧的是找出办法通关。我拉着老王走向一旁，商量之后，决定联系我们预定的酒店，让他们给我们出一份旅游接待文件，这样就符合“团体落地签”的规定，应该可以入关。老王和天天马上把我们的想法与海关官员沟通，还不错，他们同意。
虽说有了办法，但我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困难明摆着呢，现在是夜间，人们都在睡觉。
老王曾经在美国一所大学的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英文非常棒。他立刻拨通了我们在开罗预定酒店的电话，谢天谢地，有人接。对方听了老王的陈述后，表示为难，因为我们只是预定了他们酒店的住宿，并没有购买他们的旅游服务。如果出函，我们必须购买他们的旅游行程。
老王拿着电话转述了对方的意思。虽然觉得对方有些趁人之危的意味，但无奈处于此时此处此境，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立刻答应。
老王当即告诉对方我们将购买他们的旅游行程，请他们出具旅游接待文件。对方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但又告知不能马上出具，因为需要等早上经理上班后盖章。
我示意老王把电话转给海关人员接听。海关人员接过电话，用阿拉伯语与酒店人员交谈。明白了我们与酒店协商的意思后，海关人员告诉我们，可以等待旅游接待文件到达后办理我们落地签入境手续。
总算有了希望，我告诉女人们，耐心等待，天一亮，我们就可以通关进入埃及、开始旅游行程了。大家原本紧张焦虑的情绪暂时缓解，各自在通关大厅找了座位，有说有笑地耐心等待天亮。
此时已是凌晨2:30左右，没有新的航班到达，没有新的旅客进入，通关大厅空空荡荡；海关岗位只有几个值夜班的官员坐在里面，百无聊赖地闭目养神。只有我们这一隅，几个中国人在这里在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偶尔的笑声算是给这沉寂的时空带来一些生气。同行中三位女教授，各有特色。宋教授是个开朗的女人，笑声爽朗，很有感染力；梁教授思维敏捷、见解独到，常常一语惊天；李教授则心思缜密、坚持真理，不对歪理癔言让步。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女教授则是一台高潮迭起的大戏。
（我们在通关大厅等候）
形势突变，发生在半小时后。或许是我们无所顾忌的说笑声引起了海关人员的不满，从屋里走出一位穿着海关制服的阿拉伯男人，对我们说“需要接受检查”。一开始我们还误以为接受检查之后就会放我们过关，很高兴地随着他排队走向检查室。等到我们都进去、检查室的门被从外面关上之后，才感觉有些不妙。
检查室中有两个阿拉伯人，一男一女，都穿着海关制服。他们示意我们将随身行李放置在检查台上，要求我们逐一打开。他们的动作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硬，眼神锐利地扫视着每一件物品。老王皱了皱眉头，率先打开了自己的背包，里面的衣物、文件等被海关人员一件件翻出，摊在台上。轮到我时，我强压着内心的不满和不安，拉开拉链拿出随身物品。他们对我的摄影设备格外感兴趣，反复查看，甚至询问我一些关于设备参数和用途的问题。我耐着性子一一作答，心中却愈发觉得这次检查不只是普通的入境检查，似乎一定要查出什么问题才肯罢休。“莫非要找出我的相机是间谍设备的证据？”，我心理暗想。好在我的东西没问题，但看着他仔细检查一副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我心理祈祷别人的物品千万不要被查出问题。
但怕啥来啥，轮到宋教授时，问题出来了，竟然在她随身的包里翻出一把水果刀。阿拉伯男人一副洋洋得意的摸样，摇晃着这把水果刀，质问宋教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一把刀，可以杀人的刀”，一边说还一边在自己脖子上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宋教授可能没有听懂他蹩脚的英文，老王赶紧翻译给她听。宋教授闻听，似乎受了莫大的侮辱，满脸通红地对着阿拉伯男人反复重复这一句话，“I`m a teacher,I`m a teacher!”。我也赶紧上前，反复解释这只是一把削水果皮的小刀，不是凶器，况且登机之前检查时是允许带上飞机的（鬼知道内罗毕机场是怎么检查的）。但海关人员不听我们的解释，一副“终于被我抓到证据”的嘴脸，宣布对我们第二次审查，也就是把我们关起来，待仔细核查之后再说。
我一看大事不好，赶紧示意伊兰给我国驻埃及使馆打电话求助。伊兰拨打了领事保护热线，详细说明了当下的情形。但使馆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让我们务必先服从海关的规定，配合他们的审查，有其他情况再联系。
刚燃起的希望又破灭了，指望不上“领事保护”，唯有老老实实接受现实。海关人员一一登记了我们的物品，连手机也收走了。我心中一紧，赶紧看向老王，他也一脸凝重。我们意识到，事情可能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了。果不其然，在检查完所有物品后，海关人员要求我们填写几份复杂的表格，表格内容涉及我们的旅行目的、在埃及的详细行程安排，甚至包括我们在国内的职业背景和社会关系。填写过程中，我发现表格上有些问题十分敏感，比如询问我们是否与某些特定组织有联系。我们如实填写，但海关人员拿到表格后，只是匆匆扫了一眼，便又将我们晾在一旁，开始低声交流。从他们的表情和偶尔飘来的只言片语中，我们能感觉到，他们对我们的疑虑并未消除。
就在我们满心焦虑地等待下一步指示时，一名男海关人员走过来，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道：“男人跟我走”，另一位女官员则要求女人们跟她走。我们还没来得及仔细反应，就被带到了几条通道前，随后被分别领进了不同的房间。我这才明白，我们终于被关进了留置室（Secondary Inspection），也就是传说中的海关“小黑屋”。
我们男人所在的小黑屋，大约三十平米左右，刚走进去灯光昏暗，看不清都有什么。待适应几分钟后，才发现原来屋子里摆着七、八张双层床，上面都有人在睡觉，看来被留置的人还不少。估计是熟睡时间，我们进屋，没人抬头看，也没人下床。墙边有一张沙发空着，好像专门给我们留的似的。我们坐下来，心中满是疑惑和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也牵挂着我们的女人们。
房间三面墙，一面是连着过道的卫生间，没有窗户，看不到外面是什么样，这更增加了我们内心的恐惧。好在卫生间有一个小窗户，虽然安装了铁栏杆，但总算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算是憋闷中的些许宽慰吧。
在安静的焦虑中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三个男人商量要设法了解一下女人们的情况，估计她们那边肯定更焦急。思前想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委托管理人员送东西过去，设想着她们看到我们送的东西，自然知道我们没事。我去敲门，一个阿拉伯男人开的门，我拿出一张10美元的钞票（幸好没被搜身），对他说请帮忙买一些食品和瓶装水，送到女性留置室去，“送给我们的女人”。但被拒绝了，说“过一会儿会有保洁人员来打扫卫生，你可以让他帮忙，政府官员不能代办这些事”。
没办法，只好继续在等待中焦躁。
大约六点钟左右（估计的时间，因为从卫生间的窗户中看到天蒙蒙亮了），双层床上睡觉的人都醒了。我们一看，有黑人，有白人，竟然也有阿拉伯人，就是没有亚洲人。他们醒来，依次去卫生间后，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很统一，各自拿出毛毯铺在地上，对着同一个方向跪下，双手合十开始祈祷—原来他们都是穆斯林，到了他们做晨课的时间。
我们暗暗惊讶，接着是由衷的佩服。虽然身处这样的环境，可他们的神情却无比专注、虔诚。他们先是洗净双手和面部，动作轻柔而庄重，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随后，他们站定，双手抬起，放在耳旁，口中念念有词，那声音低沉而富有韵律，仿佛在与神明对话。接着，他们缓缓弯腰、下跪，额头轻轻触地，整个身体都沉浸在一种肃穆的氛围之中。在做礼拜的过程中，我看到他们的眼神里满是宁静与坚定，仿佛外界的纷扰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只专注于内心与信仰的交流。
做完礼拜后，人们似乎才发现屋子里来了三个亚洲人。其中一位年长的穆斯林（随后得知他是埃及裔以色列人），留着整齐的胡须，面带微笑地朝我走来。他自然是知道我们三个为什么会在这里，用流利的英语说道：“朋友，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简单的话语，在这冰冷的小黑屋里，竟如同春日暖阳，让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看我们对他们做礼拜很好奇，其中一位年轻的阿拉伯人穆斯林笑着问我们：“你了解我们的信仰吗？”，我摇了摇头，有些不好意思。他便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耐心地向我解释着他们的信仰和做礼拜的意义，眼中闪烁着光芒，那是对信仰的热爱与执着。
随后，这些穆斯林们拿出自己的可乐和面包让我们与他们一起吃，我们觉得拒绝似乎不好，就索性接受他们的好意，一起吃喝起来。那位年长的以色列人问了我们的情况，然后分析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是中国人，这样的情况并不需要留置在这里。但没有签证，普通的海关人员也没有权利放你们进去，唯一的可能是等待今天主管官员上班后，由他决定让你们进去”。然后告诉我们，他被留置在这里已经九个月了，期间以色列大使馆也出面保他出去（或返回以色列），但埃及海关就是不放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在这里熬着。“好在我有信仰”，他说。
我静静地听着，心中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在这原本糟糕透顶的小黑屋里，他们的友善和对信仰的坚守，让我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和力量。我不禁在想，或许无论身处何种困境，只要心中有坚定的信念，就能找到慰藉和希望。与他们的交流，也让我原本紧绷的神经渐渐放松下来，开始期待着这场磨难能早日过去，我们都能顺利开启自己的旅程 。
此刻，我承认，我对穆斯林们有了切身体会到的、全新的认识。
此后几个小时，又陆陆续续有几个人被关进来，也陆续有人被放出去。看见这种情形，我们紧绷的心情稍稍有些放缓，毕竟有些曙光了。终于，接近十点的时候（被放出去回看、估计的时间），海关官员来开门，通知我们三个可以出去通关了。
走出小黑屋来到通关大厅，女人们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她们早我们一步出来。每个人都一脸的疲惫，却流露出久别重逢一般的欢喜，显然这十个小时左右的隔离，在她们内心留下了深深的错愕和创伤。我来不及问，因为要赶快通关，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我们预定的酒店派了一个名叫莫罕默德的小伙子，与天天差不多的年纪，我们后来都叫他“小莫”，带着旅游接待公函来接我们，海关据此顺利给我们办了落地签证，我们正式合法入关，踏上了开罗的土地。
（这就是埃及旅游公司的接待公函，据此可以落地签）
坐上酒店的汽车后，女人们迫不及待地给我们讲述了被关进女士留置室的情形，我们闻言大感惊讶，原来她们所经历的“小黑屋”，与我们的完全不同，竟然是胆战心惊的过程。
（以下内容根据女人们的描述整理，加入了我的合理想象，细节或有细微出入）她们一进入留置室，闷热的空气便扑面而来，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一股让人不安的气息。墙壁上的灯光昏暗且闪烁不定，仿佛随时都会熄灭。
李教授眉头紧锁，深邃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焦虑，在不大的空间里来回踱步，思考着应对的办法。梁教授则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面色凝重，时不时微微摇头，似乎想出了办法有自我否定了。伊兰是记着出身，见识过不少突发情况，此刻脸上也写满了焦急，快速地在大脑里翻找，还时不时抬头观察着周围的情况，盘算着如何通过媒体的力量来解决这次危机。西西和小芸是两个女大学生，与我们这些六零后完全不同，她们从心理上平视外部的世界，此时显得很平静，眼神坚毅，坦然接受到来的一切风雨，并随时准备据理力争。宋教授是见识过大世面的，让大家稍安勿躁，抓紧时间休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自己则靠着墙，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
待安静下来之后，她们发现，房间里面竟然挤满了各色皮肤的女人。大多数女人一脸愁容，沉默不语，整个房间里弥漫着压抑的气息。地上污秽不堪，看起来似乎已经好多天无人打扫，墙壁上也布满了污痕，还留着一些莫名其妙的符号和文字，让人心里直发毛。
靠近卫生间的墙角，有一位黑皮肤女人，像被施了魔咒一般，一直大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那声音带着哭腔和怨恨，仿佛在诉说着人世间的万千不平事。期间，一位女性海关官员几次进来，毫不留情地使劲抽这个黑女人的嘴巴，试图让她闭嘴。可黑女人全然不顾，依旧不停地喊叫，那凄厉的声音在这封闭的空间里回荡，让人胆战心惊。
几位白人女性实在受不了这样恶劣的环境，几次敲门想冲出去，每次都被海关人员粗暴地推了回来。此后再敲门，外面便无人理睬了。
女人们难以忍受这样的待遇，她们敲门并大声呼喊。等外面开门后，李教授冷静地对海关人员说道：“请放我们出去，或者给我们换个房间”，然后拿出美元，“我们需要饮用水，需要食物！” 。海关人员看到她手里的美元，问，“It`s for me（给我的）?”以为她要贿赂他。李教授坚定地回答，“不是给你的，我们需要水和食物!”。海关人员随即用带着警告的口吻拒绝了她们的请求，仅仅答应提供饮水。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瓶水从外面被扔了进来。女人们拿起一看，竟是一个大可乐瓶子，里面装着半瓶不知道从哪里接来的水，浑浊不堪，谁也不敢喝。女教授们忍无可忍，立刻再次敲门抗议，告诉他们，必须给我们去买水！李教授又拿出美元，这次被接过去了。过了一会，一位保洁员模样的阿拉伯女人送进来瓶装水和找回的零钱。李教授把水分给同行的梁教授等人，引来其他肤色女人羡慕的目光。
我们中国女人虽然在国内一向温良恭俭让，但在面对外国人时，却从不逆来顺受，她们会想尽各种办法争取自己的权利和机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李教授、梁教授、宋教授、女记者伊兰，还有女大学生西西和小芸这六个女人，凑在一起商量出各种理由要求出去。她们一会儿说 “我们有糖尿病，要吃东西”，一会儿又说 “我们要喝水”，还喊着 “我们要见我们的丈夫和儿子”，反复敲门提出要求，把海关人员折腾得疲于应付。
终于，在最后一次敲开门后，她们迅速鱼贯而出，堵在大门前，坚决不许海关人员再把门关上。海关人员一脸茫然，估计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人吩咐其他人守住门口，自己转身去请示上级。此时海关的主管官员应该已经上班了，或许是批准了我们的签证。他回来后，便没再让女人们进去，而是允许她们去通关大厅等候。女人们凭借自己的努力，终于顺理成章地走出了 “小黑屋” 。
听她们说完，我们三个男人由衷地佩服她们。她们听我们讲述了在男性留置室中的经历，各个都一脸诧异：同样是“小黑屋”，男女之间的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但女人们确实被这一系列的遭遇吓坏了，此刻眼眶泛红，惊魂未定，哭着说想即刻回国，问我怎么办。我看着她们，心中满是心疼，但还是坚定地说：“风暴已经过去啦，既然拿到了签证，当然要继续我们的旅游行程啦！”。老王说“小黑屋也是国外自由行的一部分，多年后想起来，也是很珍贵的经历”。天天、西西和小芸当然希望继续行程，似乎没受太大的影响。最后，在我和老王的安慰下，女人们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又开始了有说有笑。
此后七天，我们在小莫的带领下，顺顺利利地展开了在埃及的旅游行程，直至离境，再无波澜。
总结此次“小黑屋”经历，有几点教训值得记取：
其一，出发之前一定要反复核实旅程中经过国家的签证要求，对没有落地签和有条件落地签的国家，一定提前办好签证；此次我们就因为大意，没切实搞清楚埃及的落地签要求，才引出这一场波澜；
其二，切实搞明白各国海关（和机场）安检的要求，对不允许携带的物品一定不要携带。此次的“水果刀事件”原本不应该发生，更不应该成为被留置的导火索；
其三，行前查询好我国驻各国使馆的电话，包括领事保护热线，必要时候联系。但对于不符合各国入境要求的事件，还是要立足于自己解决，不出大事不要去麻烦使馆的同志们。
其四，无论如何，坚决不要用现金去贿赂海关人员，否则可能达不到目的却惹来官司甚至牢狱之灾。此次李教授思路清晰，坚决不给海关人员美元，避免态势进一步恶化。
其五，国外自由行，一定要做好各种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并牢记“挫折和事故，也是旅游行程的一部分”，过后回想起来一定很精彩。
来源：胖子老猫的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