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特朗普行事荒诞、极不靠谱，可若想想，美国不靠谱的政客又岂止他一个。
而这位名叫马克的美国众议员，又是如何拿着几张旧中国债券，炮制出一份比特朗普那些荒唐行径还要离谱的、专门针对中国的议案的呢？
当时这位名叫马克的政客，拿着几张不知道从哪翻出来的，1911年的"湖广铁路债券"，声称中国这些年来欠美国1.6万亿，本来这就已经够荒唐的了，结果他表示如果中国不把这笔钱还上，那么美国就可以拿中国持有的8600万亿美元国债来抵扣了。
只能说他想的可真好，拿着一百多年前的账，用现在的钱来还。
那么当初我们为什么会欠下这么一大笔的债呢？
«——【·巨额债务·】——»
这还要从腐朽的清朝说起。
19世纪末，清朝在甲午战败后面临《马关条约》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传统税收体系已无法支撑。为填补财政窟窿，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举借外债。
1898年“昭信股票”事件后，国际资本加速渗透中国金融市场，美国银行团凭借雄厚的工业资本参与列强对华贷款竞争。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时，清政府需支付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美国分得3293万两（约合2444万美元），占总额7.3%。
为偿付赔款，清政府将关税、盐税等主权抵押给列强，美国花旗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税项抵押”获得优先受偿权。
1904-1908年间，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和筹备立宪，先后签订五笔总计2.6亿两白银的铁路借款。
其中1908年“湖广铁路借款”由美国摩根财团牵头，虽以英德资本为主，但美国通过参与国际银行团分享贷款权益。
1911年“善后大借款”更将财政危机推向顶点，清政府以盐税收入为担保，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折合白银约2.1亿两），美国资本占比达25%。这笔钱尚未用完清朝即告灭亡，但本息滚存使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政府继承清朝外债，美国通过“债权外交”进一步控制中国财政命脉。据统计，仅1913年北洋政府承认的清朝旧债本息即达616万英镑，其中美国份额约占12%。
虽说当初我们确实是借过钱，但是完全是在胁迫的状态下做出的决定，而且最重要的是早在1943年，美国就和当时的中华民国签订了条约，表示愿意放弃对华的索赔。
当时正处在二战期间，同为反法西斯联盟的盟友，为了拉拢中国，于是美国做出了这个决定。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明确表示过，对于以往政府被强加的不平等债务和条约，我们是不承认的。跟谁签的合约你找谁去，我们新中国反正是没签。
之后为了解决和美国之间的一些债权问题，1973年双方签订了《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补偿给了美国8000万美元，彻底解决清楚了两国之间以往债务的纠纷。
所以对于马克的无耻言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不成立的。
甚至就连美国的法院都不承认。
2020年，马克想要通过法院起诉中国，让其偿还债务，结果法院直接就给驳回了。毕竟曾经签订的合约都在那摆着呢，就算法院想要偏袒马克，那也得有依据呀。
那么为何马克会提出这样疯狂的想法？
«——【·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
其实这和现在美国的经济有着极大的关系。
美元霸权虽尚未彻底崩塌，但其主导地位的根基正在被多种力量持续侵蚀，黄昏之势已不可逆转。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已不再是零星现象，而是形成了群体性突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速达4.5%，远超发达经济体的2.1%。
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的3.6%跃升至2023年的18.6%，印度、东南亚国家也凭借人口红利与产业升级加速追赶。
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直接动摇了美元作为唯一核心储备货币的根基——当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由新兴经济体贡献时，国际结算货币的选择必然走向多元化。
欧元凭借欧元区经济稳定性，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从世纪初的18%升至2023年的20.7%；人民币跨境支付排名跃居全球第三，超过40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更关键的是技术赋能：中国开发的CIPS跨境支付系统已覆盖140余个国家和地区，数字货币试点场景超1300万个。
这种技术自主性不仅提升了人民币的使用便利性，更通过区块链等不可篡改特性，为交易安全提供新范式，削弱了美元依赖SWIFT系统的传统优势。
美元霸权曾让美国享有“货币地位红利”——通过量化宽松向全球转嫁通胀，再通过加息吸引资本回流收割财富。
但2020年以来，这种游戏玩脱了：超发货币导致全球通胀飙升，美联储激进加息又让新兴市场债务成本激增。
更致命的是政策短视，特朗普时期对盟友加征关税、冻结他国美元资产的行为，实质上是将美元武器化，反而倒逼各国加速去美元化。
截至2024年，全球已有42个国家推进本币结算协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甚至计划推出统一货币。
再加上俄乌冲突也让能源贸易去美元化成为现实：俄罗斯要求“不友好国家”用卢布或人民币结算天然气，印度等进口大国被迫建立绕开美元的支付通道。
美元霸权的黄昏，本质是全球经济权力从单一中心向多极网络转移的缩影。这种转移不是骤变，而是技术革命、制度竞争与历史周期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