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实录》记载光绪二年，北京地区发生了大旱：“京师入春以来，雨泽稀少，节逾立夏，农田待泽孔殷”。
北京自从入春以来，雨水稀少，过了立夏依旧如此，农田亟待浇灌。
旱情不止北京异常严重，光绪五年时受灾区域范围极广：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东濒大海，根据不完全统计受灾人数近2亿，
时任陕西省巡抚在光绪三上奏《陕省亢旱采买米粮请免厘金折》，形容陕西大旱情况不容乐观。
旱情严重，秋收时很可能颗粒无收，而且从五月开始大旱，禾苗都无法播种。
虽然6月部分地区下了点雨，但范围不广，雨势较小，但最近几月又不下雨了， 例如，补种的荞麦好不容易出土，没多久又变黄了。
“亢旱大甚，秋收无望……自五月以来亢旱异常，秋禾多未播种，各郡皆然……六月十四、二十三省城得雨两次，各属亦先后报得雨泽，迄未普霜，亦不深透，近又弥月不雨，烈口如焚，补种荞麦出土，后仍复黄萎。”
申报也对陕西的灾情做了报道：陕西自从去年立夏以后，已经多月不下雨了，“秦中自去年立夏节后，数月不雨”。
“天灾”过后“人祸”开始。
在礼泉地区，因为饥饿而死的人堆积成山。
在城东门外专门挖了两个大坑埋葬尸身，后被人称“万人坑”，城隍庙的井里被小孩子的尸体填满。
每当天灾时“卖儿鬻女”的情况数不胜数，随之就会产生流民。
光绪帝西逃时，路上遇到了许多饥民，很多流民从陕西、甘肃逃至宁夏。
“自陛辞离京后，仍由山西小流河一带行走，沿途经过地方，饥民甚众。抵陕、境，见有流民络绎于途，投奔宁、灵一带”
当时的人们如何挺过此关？当时的政府大臣如何应对？
发生新冠病毒的原因至今不明，但“丁戊奇荒”在陕西如此严重，的原因已被后人分析出来。
第一：陕西自秦朝起就被人开发至今，先天优良自然条件逐渐被破坏，使得其旱涝频发。
罗勤力所画，摘自文章《谭钟麟与“丁戊奇荒”》
第二，社会矛盾在陕西较为严重，连年的战乱使得陕西荒田遍地，民不聊生。
乾隆末年爆发，嘉庆年间镇压的白莲教起义，陕西是一个重要起义点，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随它而起的还有李永和蓝大顺领导的“李蓝起义”，同治时起义军进入陕西，除此之外还要回民起义等等。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吏治腐败，财政空虚等因素的影响。
赈灾举措——平息“丁戊奇荒”
新冠在武汉大爆发时全国人民也是捐钱捐物，几百年前的清朝面对天灾时也不例外。
例如号召南方的商人捐款。
在上海，以经元善为代表的绅商曾自行成立机构捐款捐物，清政府也专门拨款。
陕西巡抚谭钟麟催解欠款、挪借票商、推广捐输无所不用，但钱款依旧不够用。
第二点和现在的救灾措施类似——免税。
前段时间个人所得税退税令全网振奋，不过，清朝时的退税叫“蠲缓”，意思是免除或者延缓税负缴纳，丁役服务。
还有发钱发粮食，电视剧里常能看到开设粥棚赈灾的举措，面对丁戊奇荒清政府也是如此。
并且罗斯福新政时所用的“以工代赈”也可在赈灾举措中发现类似，政府无钱雇佣劳力将米粮送至灾区，民众也无粮可食，于是政府，雇夫递运“日给米一斤钱数十文，其价与车运相等”，每天给运送粮食的车夫一斤米，数十文钱和雇专人运输所耗费的资金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以传教士为代表的教会组织也相当活跃，企图利用赈灾的机会传播宗教。
其实是清朝比较注重灾前备荒与灾时救济，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报灾、勘灾、审户、赈济等较为完善的程序。面对“丁戊奇荒”清政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毕竟晚清时政治较为腐朽，这些举措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估计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还好，在光绪五年时，持续多年的大荒终于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