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运勋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农村彩礼转移具有十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彩礼公开在地方社会获取脸面。比如在豫东和皖西地区，彩礼要以现金的形式摆放在订婚现场，现金越多越能体现出两家人的脸面，俗称“夸富宴”。在河南中部某地调研发现，早年间当地也有公开彩礼的习俗，不过近年来这种公开展示和议论越来越少，彩礼从“公开展示”转变为“隐匿转移”，即“高额彩礼隐匿化”。
近年来，彩礼金额逐年上升，从90年代的几千元不等上升到当下的十万元左右，个别地区甚至已经高达三四十万元。然而，彩礼金额增长多少倒不是重点，重点是彩礼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民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受农村适婚青年性别结构失衡以及传统“传宗接代”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彩礼金额逐年上升的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农村适婚青年性别结构失衡主要是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男多女少”；二个是受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适婚女性流出，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男多女少”的性别结构。女方基于性别优势，会加大对男方的筛选力度，提高彩礼要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结婚成家”、“传宗接代”等传统价值观念在农村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农民家庭（尤其是男方家庭）依然具有强烈的婚姻缔结冲动。为了在“男多女少”的性别结构当中顺利缔结婚姻，男方家庭愿意通过提高彩礼金额等方式获取竞争优势。这是高额彩礼居高不下的结构性原因。
近年来，农村彩礼要价（尤其是高额彩礼）面临着越来越重的道德压力。首先，农村彩礼金额逐年上涨，并超出农民家庭的支付能力。为了顺利缔结婚姻，农民家庭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等生计模式增加家庭收入，同时通过省吃俭用（尤其是父代）降低家庭消费支出。纵然如此，在面临巨额婚姻缔结成本的时候，农民家庭不得不去借贷。在这种情形之下，高额彩礼要价显然会增加男方家庭的经济负担，尤其是男方父母的经济负担，他们甚至为此还要背上债务。其次，高额彩礼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政府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高额彩礼不仅直接增加农民家庭负担，影响地方社会和谐稳定，还会间接影响到婚育率，这关系国家人口战略可持续发展。所以各级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新闻舆论等方式加大对农村高额彩礼的治理力度，高额彩礼要价的社会合法性越来越受到冲击。此外，彩礼纠纷的司法解释越来越清晰。于是，彩礼在实际转移过程中，从公开化逐步隐匿化，不管是女方家还是男方家，他们对彩礼金额讳莫如深，地方社会对此也是捉摸不透。显然，农村婚姻缔结对彩礼经济属性的重视程度并没有降低，不过他们担心高额彩礼所带来的道德法律压力，所以才会隐匿彩礼金额。这带来的问题就是无法准确了解农民婚姻缔结中的彩礼金额，从而加大了农村彩礼治理的难度。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隐匿彩礼有非常现实的考虑：首先，女方家不愿意公开彩礼金额。女方作为彩礼转移的接受方，面临的法律道德压力最大。尤其是在地方社会结构依然完整、社会舆论依然发挥作用的情形之下，彩礼要价越高，女方的道德压力就越大，他们不愿意承担“卖女儿”、“不通情理”等舆论压力。其次，男方家也不愿意公开彩礼金额，或者把彩礼金额往少了说。对于男方家庭来说，高额彩礼基本上与负债挂钩，彩礼金额越高越会显得他们没本事，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提及彩礼金额。为了保存脸面，他们会用一个远低于实际彩礼的数字应付地方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