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最新劲爆言论，发出美国关税政策调整暗号？

导读：4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出人意料地亲自参与美日贸易谈判，并要求将驻日美军费用等议题纳入讨论范畴。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接受欧洲媒体UnHerd的深度专访，表达华盛顿重塑全球秩序的决心。这位因公然怒斥欧洲、贬低中国人为“乡巴佬”等屡次引发争议的副总统，在采访中试图软化其此前指责欧洲“搭便车”的强硬言论，强调自己“对欧洲及其人民怀有深厚感情”。更引人关注的是，他暗示美英正在磋商一项重要贸易协议，此言论迅速引发伦敦金融市场波动。

万斯有意引用法国戴高乐的观点，认为欧洲不应长期成为“美国的安全附庸”。这种要求盟友自主的立场，与他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辩护形成鲜明对比——他坚称美国必须通过贸易壁垒重塑全球经济平衡。这一矛盾性表态揭示出特朗普外交的本质：通过经济杠杆来重构国际秩序，以美国利益为核心来重新定义盟友关系。

在乌克兰问题上，万斯直接驳斥泽连斯基对美方的指责“荒谬至极”，强调需要"从战略角度认清现实"，寻求符合美国利益的和平方案。当被问及如何评判关税政策成功与否时，他明确表示“美国亟需推动贸易关系的根本性再平衡”，期待看到“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显著下降，实现贸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此次专访不仅勾勒出“特朗普—万斯政府”极具争议的外交政策轮廓，更揭示美国进行全球力量重组的关键节点，凸显其以强硬单边主义姿态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为便于国内各界了解域外动态、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译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本文原刊于Unherd，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美副总统万斯UnHerd专访：重塑全球新秩序访｜Sohrab Ahmari译｜刘倬妍来源｜Unherd

▲ 图源：Getty images

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自上任以来首次接受欧洲媒体UnHerd的深度专访，与资深编辑索赫拉布·阿赫马利（Sohrab Ahmari）谈及诸多重要议题。此次会谈内容于周二迅速占据英国、欧洲和美国各大媒体头条。尤其是关于美英可能达成新贸易协议的信息，不仅引发伦敦富时指数应声攀升，还赢得了英国斯塔默政府的积极回应。我们现将这场对话的完整文字实录呈现给读者，为保证内容清晰易懂，编辑部仅对原文作了最小程度的修订。

阿赫马利（Sohrab Ahmari）：副总统先生，请允许我直奔今日热点：想必您已关注到泽连斯基总统近期表态，称您“变相”为普京的行动“开脱”。对此，您有何看法？乌克兰方面以这种方式与特朗普政府沟通，您认为是否妥当且有建设性？

万斯（JD Vance）：这种做法毫无建设性。我注意到了这些言论，在我看来，泽连斯基的指责完全错误。我曾多次严厉谴责俄方，但与特朗普总统立场一致，我也主张从战略角度认清现实：要终结冲突，必须深入理解俄乌双方各自的战略诉求。这绝非在道义上为俄罗斯辩护，而是必须洞悉双方的战略底线——既要明白俄方的红线所在，也要清楚乌克兰希望从冲突中获取什么。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和平谈判取得实质进展。

这正是总统过去几个月来不懈努力的方向。说实话，我认为泽连斯基指责当前全力支撑其政府运转和军事行动的美国政府偏袒俄罗斯，这种说法荒谬至极。正如总统所言：“我们不站在任何一方，我们只站在美国一边，而我们坚信，实现和平才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选择。”

阿赫马利：跳出乌克兰议题，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让不少欧洲人士断言您对欧洲怀有敌意。您认为这种评价客观公允吗？若非如此，对于那些欧洲领导人，包括一些右翼阵营的人士，他们中有人认为“这位副总统显然无法看到我们的任何积极面，只是不遗余力地在公开场合，甚至在与政府其他高层的私下交流中持续抨击我们”，对此您有何回应？

万斯：这种看法绝对不符合事实。我对欧洲及其人民怀有深厚感情。我曾多次强调，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是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的哲学思想、神学传统，当然还有源源不断的移民浪潮......我欣赏欧洲多元文化的魅力，也深信欧洲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我也不得不指出，欧洲领导层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因循守旧，未能与时俱进。他们感到震惊的原因，恰恰是我们坦率直面新的战略现实。当前，有几个关键因素正在同时发挥作用。

首先，我们感到极为失望——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我本人、总统，以及整个特朗普政府团队。欧洲民众长期以来一直明确呼吁实施更为务实的经济和移民政策，然而欧洲各国领导人却在一次次选举过后，持续向民众提供与选民意愿背道而驰的政策。这一点令我格外担忧。当民众反复要求控制移民规模，而他们的领导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断扩大移民数量时，西方整个民主体制就面临崩溃的危险。显然，这其中既有经济层面的考量，也有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我认为最根本的是，选民拥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

我说这些话是以真诚的朋友身份，而非指责者的姿态说“你们彻底搞砸了”——我是作为一个真心尊重并热爱欧洲的人在发表看法。在21世纪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繁荣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积极回应民众在移民问题上的真实诉求。坦率而言，这正是美欧领导层在近半个世纪中共同失误之处。我想说的是：“正如特朗普总统认真对待美国选民关切一样，我们也热切期盼我们的欧洲伙伴能够认真倾听他们民众的心声。”

我刚才提到存在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移民议题——如何在21世纪制定一套合理可行的移民政策，这实际上是当前西方社会众多争论的核心所在。我们的欧洲伙伴现在面临的挑战，与我们美国人正在应对的问题本质上别无二致。

第二个问题则关乎安全格局。现实情况是——这话说得直白，但确实如此——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欧洲的安全防御体系一直依赖美国的财政支持。二三十年前，欧洲还拥有众多强劲的军事力量，至少足以保卫自己的国土安全。而如今，到了2025年，除了英国、法国和波兰等少数国家外，欧洲大多数国家已不具备足够的军事实力来提供基本的自我防卫。然而，正是这些少数例外国家的存在，恰恰凸显了一个普遍现象：欧洲领导层在安全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这一状况亟待改变。这种变革势在必行，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地区，专注于我们在那里的国家安全利益。

但我还要强调，让欧洲永远处于美国安全保护伞下的附庸地位，对欧洲本身而言绝非长久之计。令我深感诧异的是，当我表达这些观点时，一些欧洲领导人竟如此激烈反应，殊不知我不过是在呼应一位欧洲伟人——夏尔·戴高乐将军的理念。我相信戴高乐深爱美利坚合众国，尽管他与美国确有一些政策分歧。但他早已洞察到我同样认识到的事实：欧洲若长期沦为美国的安全附庸，这既不符合欧洲的根本利益，也与美国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

阿赫马利：但不可否认，我们美国人也从这种现状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不是吗？即便欧洲各国对华盛顿的某些外交政策抱有异议，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与美国站在同一阵营。抛开外交辞令，坦言相告：欧洲若真正实现高度独立，对美国而言，难道不会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局面吗？

万斯：我深信美欧两大洲将继续在经贸与安全领域保持繁荣互利的伙伴关系。欧洲更为独立自主对美国而言绝非坏事——恰恰相反，这对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纵观历史，坦言之，英法两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与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分歧，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更为明智。就我个人较为熟悉的案例而言，我认为众多欧洲国家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质疑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坦率地说，若当时欧洲能更加独立自主，更勇于坚持己见，或许全世界就能避免因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而带来的战略灾难。

一个更具独立性的欧洲，无疑会带来更多对话与交流，有时甚至是更激烈的辩论。然而，我认为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人从未因存在实质性分歧而质疑法国是否为真正盟友。我认为，盟友之间存在不同意见本就无可厚非。这正是我期待欧洲所扮演的角色——一个真正的盟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伙伴。当然，我也希望每个欧洲国家都能成为独立自主且实力雄厚的盟友。我绝不希望欧洲只是一味遵从美国的指令行事。这既不符合欧洲自身利益，同样也无益于美国的长远发展。

阿赫马利：美英之间是否有一项贸易协议正在筹备之中？是否会在整体关税框架下，为这一特殊盟友关系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您认为这有可能在斯塔默政府执政期间实现吗？

万斯：我们正与斯塔默政府展开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合作。总统对英国怀有由衷的敬意与情感。他一直深深敬重已故女王陛下，同样也对现任国王陛下抱有崇高的敬意和友好情谊。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此外，总统本人作为一位成功的商界人士，多年来一直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但我认为，美英关系的基础远比这些更为深厚。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文化纽带和价值共鸣。归根结底，美国本质上是一个英裔国家：我们的法律体系、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英伦三岛数百年来的历史积淀。

关于贸易协议，我们正与斯塔默政府进行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磋商。虽然我不想过早下结论，但我确实认为双方很有可能达成一项互惠互利、符合两国最佳利益的重要协议。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我们正致力于构建更为平衡的贸易关系。事实上，我们与英国已经建立了相对互惠的贸易关系，这一点与德国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我们深切尊重德国，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对美出口，同时却对众多希望打入德国市场的美国企业设置了诸多苛刻门槛。

正是基于这种公平原则的考量——这也是总统在贸易关系中特别关注的核心理念——我相信，在不预设任何结果的前提下，美国有望与欧洲各国建立更多互利共赢的贸易纽带。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始终视欧洲为重要盟友。我们期待的只是一种欧洲能够更加自主独立的联盟形式，而我们在安全与贸易领域的合作也将充分体现这一战略思维。

阿赫马利: 您认为评判这一新关税体系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是什么？设想三年后我们再次探讨此话题，届时您会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或者“我们已经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万斯: 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全面降低贸易逆差。客观而言，在某些情况下，贸易逆差存在其合理性。拿香蕉来说，美国本土不生产香蕉，因此我们自然会进口而非出口这种产品。从这个角度看，在特定产品类别，甚至与某些国家的贸易中，适度的贸易逆差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现行全球贸易体系导致美国在多元产品类别与绝大多数贸易伙伴间形成了大规模、长期性贸易逆差，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是在利用美国国内市场来消化它们的过剩产能。这种状况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损害了美国工人的权益。更为严峻的是，从国家安全角度审视，一旦美国将来不幸卷入军事冲突，这种局面还会削弱美国的军事实力。

基于此，我们亟需推动贸易关系的根本性再平衡。展望未来几年，我期待看到的关键成果是：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显著下降，实现贸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阿赫马利: 过去一周，在关注金融市场走势时，你是否曾经历过心惊肉跳的时刻？或者查看自己的投资组合时，有没有感到过揪心的不安？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我个人立场——我支持这些关税措施，并且多年来一直倡导建立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贸易秩序。但我必须承认，即便如此，我仍不时会冒出“天哪，如果局势彻底脱轨怎么办”这样的念头。在过去这一周里，您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疑虑？如果有，您又是如何调适和处理这些担忧的？

万斯: 任何新体系的落地实施，本质上都会引发金融市场的神经紧张。总统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的立场，强调这是一盘长远的棋局。他真正希望的是重塑贸易平衡，让美国工人和制造业从中受益。从根本上讲，我们不能因为市场短期波动而动摇长期战略方向。

当然，我们必须对商界反馈、劳工诉求以及债券市场信号保持敏感。这些都是确保政策成功实施必须权衡的关键因素。但我们的核心目标始终是政策本身的成功落地。众所周知，没有任何计划能够十全十美地执行，每项战略都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我们致力于重塑全球贸易平衡时，其他国家必然会有所反制，而我们也需要相应做出回应。当我们在市场领域采取行动时，市场会产生反应，我们随之也要做出应对之策。

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方的决策是静止不变的。但我们的基本政策立场就是重构全球贸易平衡，我认为总统在这一点上一直保持着坚定明确的态度。

阿赫马利:外界常将您描述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常活跃于网络社交的副总统。不过，你是否担心自己发布的推文过多？

万斯:（轻笑）这个职位确实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有一个无可争辩的弊端——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与现实世界高度隔绝的“泡沫”中。身边环绕着特勤人员，普通民众几乎不可能随意接近我，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我将社交媒体视为一个虽不完美但却实用的窗口，帮助我持续了解国家大局和民众动向。当然，我还采取了许多其他措施来保持这种联系，确保副总统职位固有的“隔离效应”不会切断我倾听民意的渠道。比起半年前，我现在花在推特上的时间确实少了很多，这对我自身可能是件好事。

但我必须格外努力地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因为白宫、西翼（白宫西翼被视为白宫权力中心，内有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战情室等，东翼主要是第一夫人、副总统办公室等）、副总统职位在本质上就是被设计成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而要成为一位称职的副总统，我必须尽我所能打破这种隔离状态，保持与民众的紧密联系。*

*原文在UnHerd4月16日刊发，原题为“Transcript: UnHerd’s interview with JD Vance：The Vice President on the new global order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Sohrab Ahmari作者：索赫拉布·阿赫马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