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与中央大学教授及民主人士的会见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坐军用飞机从延安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开启了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此次谈判，国共双方就和平建国等重大议题展开协商，其进程与结果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走向。而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其中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教授及民主人士的会见，成为一段意义非凡的历史篇章。
毛泽东飞赴重庆 （图：统战新语）
会见背景与筹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意图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此背景下，蒋介石虽积极准备内战，但因国内外舆论压力及军事部署尚未完成，采取 “假和平，真内战” 策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洞察其阴谋，为争取和平、揭露国民党真面目，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赴渝。
据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记载，毛泽东在渝期间行程极为繁忙。在紧张的谈判间隙，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各党派、社会各界人士广泛交流。会见中央大学教授及民主人士，便是其统战布局中的重要一环。中央大学作为当时国内顶尖学府，汇聚众多学界精英，在知识界乃至社会各界具有广泛影响力；民主人士则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诉求与期望。争取他们对共产党和平建国主张的理解与支持，对于推动和平民主进程至关重要。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 （图：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会见的具体情形
教授阵容与民主人士汇聚
1945 年 9 月中旬的一天，会见在重庆特园及嘉陵江边张治中公馆举行。中央大学数位知名教授应邀赴会。
梁希教授（1949-1951 年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梁希（原载“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公众号，作者为南京大学档案馆）
中国林产制造化学学科奠基人，时为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其在林业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即便历经战火，仍坚持深耕，为战后生态重建积累学术资源。
潘菽教授（1951-1957 年任南京大学校长）
潘菽佩戴南京大学校徽照（原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公众号，作者为潘菽之子和儿媳）
中国心理学奠基人，时为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以教育家的视野深度思考学术独立与教育救国路径 。
熊子容教授（1949 年任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身为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同时也是中央大学师范教育的骨干，长期致力于乡村教育实践，为师范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一同参与会见的，还有众多爱国民主人士：
鲜英
其居所特园在当时是民主人士交流聚会的重要场所；
张澜
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人，在民主运动中发挥着关键引领作用；
许德珩夫妇
积极投身民主事业；
金善宝（1949-1952 年任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
农学家金善宝（原载“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公众号，作者为南京大学档案馆）
时为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也是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
涂长望（1949 年 8 月中央大学更名后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
1947年，民国三五级南京中央大学气象系师生合影 （前右三为涂长望），（图源：“NJU风云行”公众号）
新中国气象事业奠基人，时为中央大学气象系教授。
这些以中央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界精英及民主人士，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关注国家命运，渴望探寻战后中国的复兴之路。
1949年4月26日，应周恩来之邀于南京解放前夕秘密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梁希、潘菽两教授自北平来电：“庆祝南京解放，并祝学校平安。”（原载“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公众号，作者为南京大学档案馆）
会谈中的思想碰撞
在特园的会谈中，毛主席深入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谈判的坚定立场。他特别提及中央大学自南京西迁以来，虽历经战火，却始终坚守教育使命，弦歌不辍。强调中央大学应如 “熔炉” 一般，在当下更要发挥培育英才的关键作用。这一观点，既是对梁希等教授在艰难环境中坚守讲台的高度肯定，也与梁希提出的 “战后教育资源应向农林等基础学科倾斜” 建议相呼应。作为解放后南京大学的首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梁希彼时已在心中谋划如何将林业教育与国家生态重建紧密结合，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在张治中公馆的会见中，科学家群体与毛主席展开深度对话。潘菽教授就中共提出的 “八省撤退” 策略提问，表达对在妥协中如何坚守教育发展根基的担忧。毛主席以 “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三步则不可” 形象比喻，不仅阐明政治谈判的底线思维，更传达出对学术独立的坚定支持，为潘菽日后执掌南京大学时坚持 “文理并重” 办学理念埋下伏笔。熊子容教授以故交身份，直言教育界对 “党化教育” 的忧虑。毛主席郑重强调 “教育应成为民主建国的基石”，这一论断促使熊子容在战后积极发起 “教育民主促进会”，并于 1949 年担任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参与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初创工作。
抗战时期重庆沙坪坝松林坡中大校舍（图源：南京大学档案馆）
会见中的历史细节与后续影响
九三学社缘起与南大纽带
在此次会见中，毛主席鼓励金善宝、涂长望等科学家将 “民主科学座谈会” 升级为永久性组织。这一倡议极具前瞻性，直接催生了九三学社，并使中央大学成为该组织早期核心阵地。1946 年返回南京后，梁希、潘菽等教授在校园内积极传播 “民主与科学” 理念，为南大 “求实创新” 校风注入精神内核，深刻影响着南大的学术氛围与发展方向。相关史实可从九三学社早期发展资料及南大校史记载中得到印证。
特园 “三顾” 的教育回响
毛主席三次到访特园，每次均与张澜深入探讨 “大学自治” 话题，这与中央大学教授们坚持的 “学术自由” 主张高度契合。1949 年南京解放后，梁希、潘菽等依据这一共识，参与制定《国立南京大学组织规程》，确立 “以人民为中心” 的办学方向。这一举措从制度层面保障了南京大学在新时代的发展路径，为培养符合国家建设需求的人才奠定基础。相关内容在《国立南京大学史料汇编》等校史资料中有详细记载。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显示，毛主席在渝 43 天内会见百余名各界人士，其中中央大学教授及以该校为纽带的民主人士占比近三成。这些深入交流，不仅为《双十协定》中 “保障人民自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等条款提供民意支撑，更在南大校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梁希在《新华日报》发表《新中国与新教育》，系统阐述 “教育为生产服务” 理念；潘菽组织 “自然科学座谈会” 扩大版，团结重庆高校科技工作者；熊子容将毛主席 “教育民主化” 设想转化为 “师范教育平民化” 实践。这些行动共同推动着南大从中央大学向人民大学的转型，成为南大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与中央大学教授及民主人士的会见，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仅在政治协商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生动例证。这段历史，通过详实的史料得以清晰呈现，激励着后人铭记先辈们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七七抗战大礼堂
重庆沙坪坝七七抗战大礼堂（图源：南京大学档案馆）
位于沙坪坝区重庆大学A区，为纪念“七七事变”而得名。该建筑为中西合璧式建筑风格，呈矩形，采用传统的小青瓦屋面，墙体呈暖黄色，红色门窗配以拱门、阳台，建筑面积为1138.43平方米，占地面积为1778.33平方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中央大学西迁入渝，“借住”在重庆大学。1938年，为了办学需要，国立中央大学修建了七七抗战大礼堂。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英国前首相和工党领袖艾德礼，以及马寅初、郭沫若、老舍、冯玉祥等都曾来七七抗战大礼堂演讲或参观访问。这对国立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师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两校抗日民主运动的不断发展，也为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 《重庆这些地方，见证了中共与民主人士的情谊》，作者：重庆日报，原载于网站“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2年2月16日。
[2] 《社史| 金善宝与毛泽东的交往》，作者：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原载于公众号“九三学社之声”，2023年12月29日。
[3] 《影像南大||第三辑|| 巍巍中大（1927~1949）》，作者：南京大学档案馆，原载于公众号“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2017年3月17日。
[4] 《影像南大||第四辑||西迁与东还（1937-1949）》，作者：南京大学档案馆，原载于公众号“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2017年3月24日。
[5] 《南京大学校史纪要(1902－1952)》，原载于《南京大学报-南苑副刊》第802期，200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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